作為“導彈之父”，錢學森是我國航天事業當之無愧的奠基人，他為現代國防所做出的貢獻和成就早已為人們廣泛認可。

1960年，當“東風一號”導彈在酒泉基地即將發射之時，親臨現場指揮的錢學森自是百感交集，而遠在北京吳家花園里的彭德懷也同樣是心急如焚。

有些不知情的人可能會好奇，導彈研發與彭德懷有什么關系呢？早已被罷免官職的他為什么會對這件事那么著急？

直到錢學森晚年時，他才對外透露了有關彭德懷的一樁往事，從而向世人揭示了彭德懷為何會對導彈研發事業如此關注的原因。

鐵血軍神

1950年深秋，正在西北大漠屯墾戍邊的彭德懷被緊急召回了北京，在中南海，毛主席將那份標著"特急"字樣的軍情報告，親自遞到了他的手中。

鴨綠江對岸，燃燒的丹東城映紅了北中國的天空，麥克阿瑟的"圣誕攻勢"正如雪崩般壓向中朝邊境……

凝視著作戰地圖上犬牙交錯的戰線，彭德懷思索片刻，手指重重劃過北緯38度線，他抬起頭，目光堅定地說道：“主席，我的意見是必須要出兵援朝，哪怕是打爛了，等于解放戰爭晚勝利幾年嘛！”

望著眼前這位素來以敢打硬仗、惡仗而著稱的鐵血軍神，毛主席贊賞地點了點頭：“你的想法與我不謀而合，正所謂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這一仗就交給你了！”

幾天以后，經中央軍委統一決定，彭德懷正式接掌中國人民志愿軍帥印，懷揣著黨和人民的期望，率領著志愿軍戰士奔赴朝鮮——抗美援朝、保家衛國。

來到朝鮮，經過一番縝密的調查和研判后，志愿軍火速投入戰斗，盡管他們所面對的是武裝極其精良的世界軍事強國，但是在彭德懷的卓越指揮下，英勇無畏的志愿軍戰士們毫不退縮，逐漸在戰場上打出了我們自己的聲威。

在被寒風裹挾著的長津湖畔，彭德懷經過反復推演，以九個軍的兵力實施大縱深穿插，將機械化程度最高的"聯合國軍"主力切割包圍，最終將美陸戰一師的鋼鐵洪流凍結在死亡峽谷。

在炮火硝煙的云山戰役中，志愿軍113師14小時強行軍72.5公里，愣是用雙腳跑贏了美軍的汽車輪子，提前五分鐘搶占三所里高地，完美實現了彭德懷所制定的戰斗決策：“狹路相逢勇者勝！”

上甘嶺陣地上的焦土見證了人類戰爭史上最慘烈的攻防戰，鐵原上空的烽煙詮釋了什么叫"向死而生"，面對著敵人所發起的一次又一次猛烈且瘋狂的進攻，身處困境中的志愿軍戰士們用血肉之軀筑起了一座鋼鐵長城。

而對于統帥彭德懷來說，親眼目睹了志愿軍戰士們在戰場上的奮力廝殺和毫不退縮，他在被這群最可愛的人深深感動的同時，內心里卻又深覺無助和惋惜。

在這場史無前例的戰爭中，中國人民志愿軍與以美軍為首的“聯合國軍”之間的武器裝備差距，堪稱世界戰爭史上最懸殊的軍事對抗之一。

毫不夸張地說，美軍在朝鮮戰場投入了其二戰時期的全部軍事遺產，從坦克、裝甲車到各種型號的火炮，再到每個士兵單獨配有的各類半自動步槍、勃朗寧自動步槍，其在武器裝備上可謂是應有盡有。

再反觀志愿軍呢？入朝初期，像38軍這樣的王牌軍僅有火炮240門，全志愿軍僅有800輛卡車，多數戰士仍在使用日制三八式步槍，一個軍火力密度僅僅相當于美軍一個營。

作為久戰沙場的鐵血軍神，彭德懷深刻地意識到，我們與美軍的差距不僅體現在單一武器性能上，更存在于整個軍事體系的代際鴻溝中，他清醒地認識到，未來中國若想屹立于世界之林，必須要擁有領先于世界的現代武器裝備。

天之驕子

朝鮮戰爭結束以后，彭德懷率領著志愿軍戰士們凱旋而歸，從1954年9月起，他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部長，全面主持中共中央軍委日常工作。

自上任以后，彭德懷以極大的魄力，領導實行軍隊組織機構和重大制度的改革，而在這諸多改革之中，他將發展導彈事業視為提升中國國防實力、打破核大國威懾的關鍵舉措，全力支持并積極推動相關工作。

然而，面對新中國一窮二白的現狀，彭德懷的心中盡管很是焦急，卻也無法在短時間內實現這一高端領域上的重大突破，正在他心急如焚之時，一個人的出現徹底改變了事情的發展走向，這個人就是錢學森。

1911年，錢學森出生于上海，作為家中獨子，他自出生起便成為了全家人的期望，在良好的家庭熏陶下，他逐漸顯示出善于學習的潛質：3歲便能熟讀古詩文，18歲順利考入上海國立交通大學。

大學畢業以后，錢學森又以優異的成績獲取了清華大學公費留美的資格，在他24歲那年，踏上了赴美留學的征程。

來到美國的錢學森，依舊是燦爛奪目的天之驕子：他先是進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航空系學習，一年后成功獲得碩士學位，緊接著他又轉入加州理工學院航空系學習，成為科學家馮·卡門的得意門生，接連獲得航空、數學博士學位。

1947年，僅36歲的錢學森被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聘為終身教授，這在當時是一個非常高的榮譽，它既代表了當時美國科學界對于錢學森的認可，也同時預示著錢學森所即將擁有的遠大前程。

但就在所有人都想當然地以為錢學森會繼續留在美國享受優厚待遇之時，他本人卻做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那便是放棄現有的金錢、地位，乃至于聲譽，回到祖國，為建設新中國貢獻自己的全部力量！

對于錢學森的這個決定，他身邊許多人都無法理解，美國當局甚至堅決不予以放行，但錢學森回國的決心卻是無比堅定的：“我是中國人，我的根在中國，我可以放棄在美國的一切，但不能放棄祖國！”

1955年，幾經輾轉周折，錢學森終于得以回到祖國，他迫切地想要將自己的平生所學全部貢獻到祖國的建設中去，而與錢學森懷著同樣心情的還有一個人，那便是彭德懷。

當這兩位同時代的杰出人才剛剛見面之時，彭德懷便迫不及待地拉著錢學森的手，熱切地說道：“錢先生，請您告訴我，咱們怎么樣才能在最短的時間里搞出導彈來？需要什么樣的人力、物力和設備條件？請您盡管開口，我將全力予以配合！”

望著彭德懷焦灼且期盼的眼神，錢學森情不自禁地詢問道：“您為什么對造導彈這件事那么著急呢？”

彭德懷認真地回答道：“不能不急啊，咱們等不起??！”然后他便將自己的憂慮和建議詳盡地進行了解說。

在徹底了解了彭德懷的想法與期待之后，錢學森信誓旦旦地回答道：“您放心！外國人能搞的，咱們中國人一定能搞出來！”

獻身國防

懷著一腔熱血，帶著滿腹才華，在彭德懷等人的大力支持下，歸國后的錢學森將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投入到新中國航天建設事業中，傾注一生，獻身國防。

1956年初，錢學森向中共中央、國務院提交了《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的意見書》，經國務院、中央軍委認真研究之后，決定成立導彈、航空科學研究的領導機構——航空工業委員會，由此拉開了新中國導彈研究事業的序幕。

對于錢學森所牽頭的導彈研發工作，身為國防部長的彭德懷第一個站出來表示支持，并多次為導彈試驗基地的建設調兵遣將，積極推動相關工作。

當錢學森信心滿滿地告訴彭德懷：“美國導彈用了將近10年時間，而中國有5年就可以！”彭德懷聽罷，開心極了，一向嚴肅認真的他在那一刻快樂得像個孩子。

沒過多久，致力于火箭、導彈研究的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作為首任院長，錢學森帶領著精挑細選出來的初代航天人全力投身到我國航天事業的技術研發和建設工作之中。

位于北京西郊的國防五院，其前身就是一個破舊的療養院，而在成立之初，錢學森手底下擁有的全部家當，也就是十幾個大學生、幾臺破舊的手搖計算機和一臺從蘇聯老大哥那兒淘來的二手機床，雖然簡陋至極，但卻已是現有條件下的頂級裝備了。

盡管條件艱苦，但錢學森等人的斗志卻是無比昂揚的，為了讓這些從未接觸過導彈的學者們盡快的融入到導彈、火箭的建設發展之中，錢學森不厭其煩地給大家講述了《導彈概論》，并親自擬定空氣動力學、發動機等相關專業的學習計劃。

不僅如此，在導彈研發期間，錢學森還因地制宜地獨創出“土法煉鋼式科研”：用算盤計算彈道軌跡，拿自行車打氣筒給燃料加壓，用鬧鐘改裝定時裝置，正是這些富有創意的奇思妙想，讓當時的航天人在一窮二白的條件下勇敢地闖過了一道道難關。

當錢學森等人沒日沒夜地忙于導彈技術研發的時候，關于原子彈、導彈基地的建設也早已提上了日程。

對于這項工作，時任國防部長的彭德懷予以了高度重視，他特別指派炮兵司令陳錫聯負責四處勘察導彈試驗基地，安排工程兵司令陳士榘主攻基地建設工作，并再三叮囑他們務必要做好保密工作，以確保導彈試驗工作順利實施。

1958年初，經黨中央同意，靶場勘察小組正式確立在甘肅省酒泉地區建設靶場，一場聲勢浩大的基地建設工程開始啟動，在廣大官兵的不懈努力下，僅用3年時間就建成了一個龐大的導彈試驗基地——酒泉“東風基地”。

然而，就在這緊要關頭，彭德懷卻意外地卷入到一場政治風波中，也因此被免去了國防部長的職務，盡管無法再在實際行動上支持錢學森等人的導彈研發事業，但彭德懷始終都默默地關注著他們。

幸運的是，在這場政治風波中，導彈研發的進程并未受到影響，在錢學森等航天人的共同努力下，1960年11月5日9點02分，我國第一枚地對地近程導彈“東風一號”在酒泉基地成功發射。

時隔多年以后，晚年的錢學森在提及當年舊事時，依舊是感慨萬千，而被問到那時彭德懷為何會對導彈研發一事如此著急時，他先是深深地嘆了口氣，然后語重心長地說出了原因。

原來，彭德懷的著急并非僅僅是因為戰爭中的切身體會，更深層次的原因在于他對中國國防力量薄弱的清醒認識和對國家安全的高度責任感，他深知，只有擁有強大的國防力量，才能真正維護國家的獨立和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