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主席意氣風發，揮斥方遒的學生時代，曾有一段身無分文但卻徒步游歷五縣的傳奇經歷。

在這段艱難跋涉，歷經各種困難的特殊旅途中，始終陪伴在毛主席身邊的竟然是他的最好的朋友蕭子升。

讓人感嘆的是，后來蕭子升加入國民黨，饒是如此，彼此的友情卻并未沖淡，每當對方遇到難處時，他們都會挺身而出，竭力為對方排憂解難，在楊開慧被捕之際，蕭子升就曾試圖設法營救。

那毛主席與蕭子升之間有那些珍貴情誼呢？二人之后又為何分道揚鑣？

一次“行乞”游學

蕭子升出生于湖南湘鄉，在他十七歲那一年，從東山高等小學畢業后順利考入湖南第一師范，在這里，他與比他年長一歲的毛主席成為校友。

盡管蕭子升比毛主席小一歲，但由于毛主席比他晚三年入學，因此，蕭子升還算毛主席的學長。

與此同時，一位對毛主席一生產生重大影響的老先生也進入省師任教，他便是楊昌濟，后來還將自己的女兒楊開慧許配給毛主席。

楊昌濟有三個得意門生，毛主席與蕭子升位列其中，還有一個蔡和森，三人合稱“湘江三友”，三人志趣相投，友誼甚篤，胸中皆藏有偉大抱負，在中華民族處于危難之際，三人都以拯救危亡為己任。

在這段時期內，他們除了一起在學堂上課外，課余時間還經常結伴暢游，橘子洲頭的層林盡染，岳麓山中的落日余暉，湘江河畔的百舸爭流，都縈繞著這群有志青年的爽朗笑聲，偉大抱負。

隨著蕭子升的畢業，毛主席與他有過一段短暫的分離，但在此期間，兩人依舊保持頻繁的書信往來，深厚的友誼并未因暫別而冷卻，反而因距離而逐漸升溫。

蕭子升的家世顯赫，他家祖上曾留下諸多珍貴典籍，蕭子升知道毛主席酷愛讀書，于是便主動提出將這些典籍悉數借給他閱覽。

但毛主席卻婉拒了蕭子升的好意，一則他怕自己沒有時間暢讀，二則自己意猶未盡之時又要歸還。

那段時間，他們就這樣以紙為媒，將彼此的關心與情誼統統訴諸筆端，對對方的掛懷愈加強烈。

等毛主席快畢業時，從一則新聞上得知兩位青年徒步游學，奔赴西康的傳奇經歷，自己也想親身實踐，當即約上蕭子升，開始了一次頗具意義，難以忘懷的特殊旅程。

后來，漂泊海外的蕭子升曾出版過一本名為《我和毛澤東的一段曲折經歷》的書，在該書中，蕭子升詳細記述了他與毛主席不帶分文，徒步途經長沙、寧鄉、安化、益陽、沅江五個縣“打秋風”的傳奇經歷。

所謂“打秋風”，便是類似“乞討”式的游學，沿途接受一些讀書人的接濟。在這段特殊旅程中，毛主席與蕭子升主要靠給農戶寫對子來換取微薄盤纏，那些和善樸實的村民，大多會伸出援手。

但那時的他們，仍是將這段旅程理想化了，比如，兩人到達安化后，聽聞當地有一位叫做夏默庵的老學究，頗具才氣但卻自視清高，對尋常人家常常冷眼相待。

果然，二人的首次拜訪便吃了閉門羹，蕭子升一看這架勢，自覺受到羞辱，便欲去往別家，但毛主席卻依然執著，后來夏默庵終于打開房門，當即出了一個對子：“綠楊枝上鳥聲聲，春到也，春去也。”

明面上說鳥，其實卻暗指二人趕快離開，可以說是一句臟話，毛主席見狀，就與蕭子升暗自合計，馬上想出一下聯：“青草池中蛙句句，為公乎？為私乎？”

其中暗含著夏默庵以公謀私，夏默庵看后十分慚愧，心中反而對兩位學子生出敬意，于是便將他們迎進門。

珍貴友誼

五四運動爆發前后，毛、蕭二人在老師楊昌濟先生的支持下，創立了“新民學會”，吸引著許多愛國青年紛紛加入其中，策劃許多影響深遠的愛國活動，對舊軍閥，舊制度都造成了很大的沖擊。

而就在不久后，作為“新民學會”總干事的蕭子升卻遠赴法國，尋找救國良方，而毛主席則繼續留在國內主持工作。

但是自從蕭子升從法國留學歸來，思想就產生了很大的變化，他認為只有實施改良主義，才能救民族于水火之中。

但毛主席自從被楊昌濟推薦到北大圖書館后，便結識了陳獨秀、李大釗等一大批對共產主義保持高度信仰的有志青年，他們堅持借鑒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經驗，認為只有共產主義才能救中國！

毛、蕭二人誰也說服不了誰，自此分道揚鑣，但有意思的是，即便兩人后來處于不同陣營，但彼此的情誼卻并未因此沖淡，雙方依然在彼此默默關心，默默幫襯。

而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后，由于擔心日寇對國寶造成損毀，國民政府將故宮博物院進行南遷，而在此過程中，蕭子升竟被報道涉嫌參與國寶盜竊案，當時身在延安的毛主席獲悉此事后，痛心疾首。

新中國成立后，盜竊案當事人之一的吳瀛向毛主席說明了情況，毛主席立馬指示董必武查明真相，在毛主席的幫助下，蕭子升終于沉冤得雪。

同樣，蕭子升依然沒有忘記毛主席的情誼，就在楊開慧遭到國民黨逮捕之際，蕭子升曾經還有意設法營救，結果并未遂愿。

1976年，偉大領袖毛主席與世長辭，就在三個月后，蕭子升也在烏拉圭去世。不知他是否后悔，當初如果與毛主席并肩戰斗，自己又會一種什么樣的人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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