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瀟湘晨報報道，近日，曾高考16次、最后選擇就讀位于廣州的華南師范大學的唐尚珺被網友舉報，還發到網上，稱其多次曠課。唐尚珺告訴瀟湘晨報記者，這個網友沒事找事。他說，第一個，去北京是周一（10號）下午回來的，請假了，沒有所謂的11號；第二個，清明節回家了，買的是7號上午回校的票，也請假了，而且抖音的定位不是實時更新的；第三個，4月8日，英語課去校醫室，后面也補假了。

面對質疑，唐尚珺澄清請假流程合規，指責舉報者“捏造事實”“動機不純”。這場風波看似是校園紀律問題，實則觸及更深層的法律與倫理困境：在“全民監督”的互聯網時代，隨意曝光他人隱私并扣上道德帽子，究竟是正當的輿論監督，還是以“正義”為名的名譽侵害？

根據民法典規定，侵犯名譽權的核心要件是“捏造事實”與“社會評價降低”。若舉報者僅憑抖音IP地址、他人只言片語等碎片信息，未經核實便斷言唐尚珺“多次曠課”，甚至要求學校開除其學籍，已涉嫌虛構事實。唐尚珺提供的請假記錄、校醫室證明等反證，則進一步暴露出舉報內容的失實風險。即便其行為存在爭議，舉報者也應通過學校內部渠道反映，而非將未經證實的指控拋向公共輿論場，任由網友審判。

更值得警惕的是舉報背后的動機異化，從唐尚珺的回應可見，類似投訴已持續多時，且每次均需耗費校方大量行政資源回應。若舉報者并非基于維護教學秩序的公心，而是出于對“高考釘子戶”的獵奇心理或惡意炒作，則所謂的“監督”實為騷擾。這種濫用舉報權的行為，不僅浪費公共資源，更可能構成對他人安寧權的侵害。

唐尚珺因多次高考成為輿論焦點，其求學經歷具有一定公共性，但這并不意味著其學生身份下的全部生活都應被置于放大鏡下審視。根據《個人信息保護法》，個人行蹤、課程表等私密信息屬于法律保護范疇。網友通過追蹤抖音IP地址、課堂出勤等細節構建“逃課證據鏈”，本質上是對個人隱私的越界窺探。

公眾對唐尚珺的關注，往往夾雜著對“偏執追夢者”的復雜情緒。有人贊其堅持，也有人諷其“浪費資源”。這種爭議性使得他更容易成為網絡暴力的靶子，曠課指控不過是將其重新拽入道德審判場的借口。當輿論以“監督學業”之名行“道德圍剿”之實時，公眾人物的隱私權保護已迫在眉睫。

此次事件中，舉報者與當事人各執一詞，校方尚未公布調查結果，真相仍在迷霧之中。然而在社交平臺上，標簽化的爭論早已泛濫：一方將唐尚珺塑造成“漠視規則的投機者”，另一方則痛斥舉報者為“網絡刁民”。這種非黑即白的對立，暴露出互聯網時代“事實滯后于審判”的頑疾。

法律明確規定，誹謗罪需以“故意捏造并散布虛構事實”為前提。若最終證實舉報內容不實，舉報者將面臨名譽侵權甚至誹謗罪的追責；若校方調查確認曠課屬實，唐尚珺也需承擔相應校規處罰。但在事實未明之際，網友急于站隊、媒體追逐熱點的做法，本質上是對司法與教育機構權威的消解。當公共討論被情緒裹挾，事件便不再是簡單的紀律問題，而淪為一場流量的狂歡。

網絡舉報本是公民監督權的延伸，但若脫離事實基礎與程序正義，便會異化為傷人的利刃。唐尚珺事件再次警示我們：在人人皆可舉證的數字化社會，厘清“合理質疑”與“惡意誹謗”的界限至關重要。社會需要監督，但不需要以“正義”為名的網絡暴力；公眾有權討論，但無權代替法律與校規進行審判。唯有守住“真相至上”的底線，才能避免下一個唐尚珺被困于“莫須有”的謠言牢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