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許多農村女性來說，“生孩子”或許依舊是不假思索的能力和“天職”。

“外婆在海里游，媽媽在地上跑，才有我在天上飛。”最近熱播的高分韓劇《苦盡柑來遇見你》中，無數人為一代代女性接力托舉而動容。

比起前兩代女性，當下處于“最佳生育階段”的女性無疑要幸福得多。她們文化水平更高，掌握了更多生產和教育知識。她們面對的是對生育更友好、開放的環境。無論婚育還是工作，她們也比前人擁有更多選擇和自由。

她們一般不會再經歷糟糕的生產環境。一個接生婆，一盆熱水，一把剪刀，沒有專業消毒設備，每一次生產都像過鬼門關那樣。生育的痛苦被更多講述和看見，母親的形象也更加豐滿。除了歌頌母親的犧牲和奉獻，生育給女性帶來的“甜蜜的負擔”也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和討論。這是就整體而言的。

“但社會對農村女性生育關注還遠遠不夠。”長沙師范學院教授胡桂香發現，當前國家出臺完善的一系列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及保障婦女就業合法權益的配套支持措施，城市化特質還比較明顯，真正符合農村家庭需求、能夠有效減輕農村家庭生育負擔的還比較少。

對許多農村女性來說，“生孩子”或許依舊是不假思索的能力和“天職”，但生幾個、怎么養，卻是要慎重考慮的事。

《苦盡柑來遇見你》劇照，愛純坐在丈夫手推車里，馬上要分娩。資料圖

“天職”

農村女性的生育決策是胡桂香研究多年的主題。從計劃生育、單獨二孩、全面二孩、三孩政策，伴隨國家政策演變，胡桂香的研究觸角上下延展，從“50后”到“90后”的農村女性都是她關心的對象。進入田野，深度訪談，讓沉默的女人們開口說話，是她的學術初心。

開啟一段對話簡單，但真正進入并理解鄉村女性的世界卻并不容易，特別是聊到生育話題。

生育離不開女性身體、心理的感受，同時會牽涉夫妻感情、婆媳關系等家庭隱私。“家丑不可外揚”，女性的顧慮很多，怕傳出去惹人笑話，又覺得“對外人說了也沒用，解決不了”。

胡桂香十分理解。鄉村是熟人社會，外來研究者既要迅速拉近與受訪人關系，又需保持一定“分析距離”。胡桂香用上了自己“外來媳婦”的身份標簽。她結婚、孩子滿月酒都在丈夫所在的村莊里舉辦，也經常回村，與村里女人們彼此認識，具備“自己人”和“研究者”雙重身份。

與一般正襟危坐，跟著提綱來的正式訪談不同，胡桂香的研究更多發生在非正式場合。許多有價值的信息，是她跟著女人們扯蒜薹，摘葡萄，幫著一塊干農活時，有一搭沒一搭的“閑聊”中問到的。

女人們很自然地與當下比較，她們回憶起生小孩的辛苦，開始沉思生育對女性到底意味著什么。

很長一段時間里，生育對農村女性而言首先是一種能力，嫁入婆家的女性似乎只有具備生育能力才是一個正常而沒有問題的女人。生育也是女性完成從女到婦，從婦到母的必經歷程。

傳統農業社會極其依賴體力，形成了以手工操作、勞動密集型為主的生產方式。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不斷延續，多子多福的生育觀念深入人心。從經濟意義上講，多一個兒子不僅意味著多一份勞動力，若是在一個大家族內，還能分到更多田，繼承更多家產。

生育，尤其是生子，與女性在夫家的地位強綁定，而家中男性數量更是關系著整個家族在村落中的地位。兒子越多，底氣越足。

同時，女性生育也是一種德行的體現。不少女性將生育與家庭責任感掛鉤。“如果沒有孩子，特別是兒子，有的村民甚至會自我懷疑，是不是上輩子沒積德，虧了良心。”胡桂香發現，老一輩的農村女性習慣將鄉土社會綿延子嗣的期待內化于心，化為某種道德壓力。

胡桂香聽婆家老人說起，村莊里曾有個老人連著生了7個女兒，村里人私下給她取外號“七仙女”。老人自覺“抬不起頭”，總是躲著走，不跟村民交流，村里的活動能推托的她都不去。時光流轉，情況出現了逆轉，現在村里很多老人都羨慕“七仙女”，因為她的女兒們個個爭氣、孝順，甚至比“生兒子強多了”。

20世紀90年代后期，村民生育觀念出現明顯轉變。“少生優生”“生兒生女一樣好”的觀念深入人心。有婦女主任告訴胡桂香，那時候二胎（生育）證都沒幾個人主動來領了。1998年，有村民生下一個女兒，按當時的政策，間隔四年后，他們能領取二胎證再生育一個。然而到了時間，即便婆婆還在勸說，但小夫妻都決定不再生育。

這兩年，胡桂香調研發現村里的新生兒數量正在減少。胡桂香的小姑子，湖南某縣幼兒園園長英子感受很深。她和妹妹分別在所屬鄉鎮和村里辦了兩家幼兒園。20多年里，她數不清教過多少孩子，村里幾乎所有“90后”“00后”“10后”甚至“20后”都認識她。

她記得，過去孩子多時，光開在村里的那家能有200多人。最近一次高峰出現在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施行后，入園人數超過180人。但2020年后，幼兒園的人數便出現斷崖式下跌，現在鄉鎮的和村里的兩家幼兒園加起來也就100人左右。“以前招生是家長找我，現在換我們追著跑。”

湖南某縣級市一位衛生健康局相關工作人員介紹，去年當地第四人民醫院婦產科一共6個醫生，一整年只接生了24名嬰兒。20世紀90年代，他剛參加工作時，這家醫院高峰時一年能迎接1000多名新生兒。這名工作人員還透露，按照省衛健委最新規定，年分娩率小于100的醫院產科將面臨“關停”風險，這兩年好幾家鄉鎮醫院的產科只能提供門診服務。根據湖南省衛健委消息，2024年，全省共取消50余家年分娩量小于100例的醫療機構的助產資質。

2024年，清華大學周紹杰團隊發布的《中國農村人口現狀及生育意愿問題研究》報告數據顯示：農村嬰兒占全國人口比從2000年的0.8%降至2020年的0.3%。

當然，村里孩子少，不僅僅是生育數量在減少，更有人口流動的緣故。越來越多年輕人外出打工，努力在城里安家。同時，得益于流動兒童教育政策，更多農村孩子有機會在城里的公辦小學讀書，在父母身邊長大。

隨著時代進步，婚育情況發生了不少變化，但生兒育女依舊是絕大多數女性的選擇。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的莊亞兒和西安交通大學的姜保等多位學者基于2010年和2020年第六、第七兩次人口普查數據，研究發現，2020年中國49歲女性的終身無孩率為5.16%，目前我國依舊是普婚普育的社會，女性終身無孩率遠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經濟選擇題

一位農村媽媽選擇生育，需要面對什么？

胡桂香聽過很多老人講述的生產故事。50多年前，海燕正在地里插秧，突然來了感覺，慢慢走回去，燒水，洗澡，鋪床墊布，躺下，等著產婆來。在海燕口中，生孩子似乎是件稀松平常的事。

這樣的生產環境在今天一些人看來難以想象。胡桂香調研發現，現在很多農村女性都選擇在縣級人民醫院，甚至特地前往地級市三甲醫院分娩。她們會跟城里的媽媽一樣主動按時產檢，吃營養品。村醫也會定期監測產婦情況，發放免費葉酸片，提醒注意事項，確保孕期順利。

顯然，對很多農村人來說，生育是一件越來越重視的“大事”，與此同時，生育的花銷水漲船高。

湖南某縣衛生健康局相關負責人透露，當地農村女性從懷孕到生產，一般需要九次產檢，在無并發癥，較為順利的情況下，光是產檢和分娩費用就超過一萬元。這與城市孕婦相比相差無幾。

生產費用的提升既有客觀背景，也是個體的主動選擇。我國逐步推行的分級診療制度，讓醫療系統診療效率和服務水平大幅提升，但也客觀上增加了農村孕婦就醫成本。很多村衛生室、鄉鎮衛生院由于缺乏醫療設備，不具備相應診療條件，絕大多數產檢項目需要孕婦前往縣級及以上醫院。從微觀看，越來越多農村家庭也傾向于在大醫院如縣醫院或市醫院分娩，認為大醫院更為可靠。

與此同時，由于我國的生育保險主要由用人單位繳納，大多數靈活就業的農民工、農業就業人員難以享受相關待遇，無法獲得生育津貼。

在醫療報銷費用中，絕大多數農村家庭是通過自行繳納“新農合”來獲得醫療報銷。“新農合”是“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簡稱，2016年與“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合并成“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

不過，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并不等同生育保險，它的報銷比例和范圍都有限。目前，多地居民醫保基金都對參保居民的產前檢查費和生育醫療費用給予補助。如根據2023年1月開始施行的《湖南省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實施辦法》，產前檢查費最高補助標準為600元；平產最高補助標準為2000元；剖宮產最高補助標準為3000元。

在實際執行中，各地一般根據當地基金承受能力進行定額結算。記者調研的湖南某縣針對參保的農村女性，今年出臺了最新政策，較往年提高了報銷金額，順產定額報銷800元，剖宮產為1500元。

在產前檢查中，當地針對戶籍人口也出臺了部分項目優惠補貼政策，如21-三體綜合征（又稱唐氏綜合征，唐氏綜合征篩查簡稱唐篩），18-三體綜合征及神經管缺陷（NTD）實行全員免費。

不過即便有政策，但不少農村女性體感并不強烈。“每次去就是往外掏錢，具體什么項目有減免，不清楚。”“有也是一點點，杯水車薪吧。”

胡桂香調研發現，相對于城鎮女職工享受到的更為完善的生育保險和津貼，農村女性享受到的直接保障還差得比較遠。要享受更高比例的生產報銷和生育津貼，農村女性需要額外購買保險。但很多農村女性缺乏保險意識，或為了省錢放棄給自己購買保險。等到要用時，已經來不及購買。

實際上，在生育成本中，“生”是小頭，“育”才是大頭。其中既有直接成本也有間接成本，直接成本包括懷孕生育費用、子女撫養費用、教育費用、醫療費用及其他經濟方面的支出等，間接成本則包括新增子女后父母在人力資本、工作及收入等方面損失的機會成本等。

“老一輩總說‘多雙筷子的事’，可現在養孩子哪是添雙筷子？簡直是供了臺碎鈔機！”一位農民苦笑著算賬：奶粉錢，一個月800元，喝到3歲，3萬塊沒了；幼兒園，鎮上私立園一年1.2萬；學區房，為了讓孩子進縣城小學，全家咬牙貸款40萬買房，月供2000元……

根據《中國生育成本報告2022版》數據，我國農村家庭0～17歲孩子的養育成本約為30萬元。隨著家長在養育子女時的觀念發生變化，農村家庭子女的養育教育從粗放式轉向精細化，在喂養、培養方面的成本不斷增加。

胡桂香分析，對于以務農、外出打工為主要經濟來源的大多數農村家庭而言，選擇生育往往使一段時間內家庭勞動力數量減少，進而經濟收入減少，而子女數量的增加使家庭支出增加。經濟因素已成為農村家庭進行生育決策時主要考量的因素。

當傳宗接代的責任與“個人發展”相撞，生育逐漸從“家族使命”變成“經濟選擇題”。

甜蜜的“負擔”

經濟因素很重要，但左右生育決策的遠非理性的現實。

胡桂香發現，生育多孩的農村女性，并非都來自經濟殷實的家庭。而且她們中許多是高齡孕產婦，不僅面臨流產率高的風險，還更容易產生并發癥。選擇再生一個，在外人看來，并非對她們自己和家庭利益最大化的考量。

一位農村女性因體質問題，在大女兒出生后便和丈夫說好不再要二胎。但因丈夫是獨子，為滿足老人心愿，還是選擇了二胎。

懷孕的過程頗為不易，身材走樣，抵抗力下降，大多數時候只能躺著，哪兒也去不了。保胎藥吃了六個月，光是生產就花了4萬多元。害怕打針的她，經歷了多次“又痛又脹”的保胎針。“到后面，醫生都感嘆，好可憐，說我屁股上沒有一處好肉。”

陳香是湖南某村現在鮮見的三孩媽媽。她有先天性心臟病，三度剖宮產手術誕下三個兒子。懷第三胎時，三孩政策已正式施行，但考慮到妊娠高風險，連醫生都建議她不要。陳香卻堅持冒險生產。她覺得當媽媽有著無可替代的幸福感。“只要看著孩子長大、懂事，就滿足了。”

或許對于許多女性而言，即便生育的過程很痛、也有一定風險，但當媽媽依舊擁有不可替代的吸引力。成為母親，就像打開自我的極限，讓一個自覺“平平無奇”的女性擁有創造、養育新生命的神奇能力，享受親子互動的幸福。看到小小生命一點點發芽，延續自己身上的特質，女性也有機會認識新的自己，把自己重新養育一次。

越來越多的農村人不再將子女價值看作家庭生產的勞動力、贍養父母、傳宗接代等，而是更加重視養育本身給自己帶來的快樂與滿足。

“然而，對很多農村女性來說，懷孕便是失業。”除了成為母親的個體喜悅，從研究者角度，胡桂香更多看到了農村女性無言的付出。

農村女性外出打工往往沒有固定的屬于個人的住房，沒有夠長的帶薪產假，享受不了流入地的生育政策，考慮在城市生育成本太高，許多女性將回村孕娩作為首選。

“工廠加班多，假期少，顧不上產檢，回老家能得到婆婆或媽媽更好的照料。”蘭芳過去也跟丈夫一起在外打工，懷孕后全家人都希望她回老家“安心養胎。”

胡桂香調研發現，孩子越多，農村女性成為“留守婦女”的可能性就越大。一孩時，大多女性選擇生產后繼續去城市打工。二孩也勉強可以交給老人看管，但如果生育三孩，女性便大多選擇回鄉。

當然，回鄉既有無奈的經濟考量，也是出于對生和育的重視。新一代父母對科學喂養、家庭教育有了更高要求，很多農村媽媽也想要更多地陪伴孩子長大。這些年輕的農村父母中不少人都有“留守”的記憶，希望下一代過上更快樂的童年。同時，他們也擔心爺爺奶奶溺愛，不想錯過孩子成長的瞬間。

欣欣生大寶后，一開始選擇把孩子留在老家，她和丈夫又去了廣東打工。但大女兒很早熟，文靜、內向，在學校被人欺負也不告訴家長老師。有次被咬得到處是傷，家人給她洗澡才發現。欣欣自責，覺得孩子是因缺失父母陪伴，才不會反抗。懷二寶時，她決定回家陪在孩子身邊。現在9歲的大女兒會主動幫她帶二寶，這讓欣欣很欣慰。

大女兒出生時，蘭芳也曾把孩子接去打工的城市生活。隨著雙胞胎兒子的到來，蘭芳主動選擇回村，留丈夫在城市打拼。這幾年餐飲行業加速內卷，不少飯店倒閉，丈夫廚師的工作也不太穩定，不斷輾轉深圳、廣州、北京等多個城市。

“不想讓小孩當留守兒童。”為避免孩子跟隨大人四處奔波，蘭芳懷二胎后選擇留在村里。蘭芳是幸運的，盡管丈夫一年中僅能回家幾天，但他總會將除必需開銷外的所有收入轉交給她。“全職在家，其實也不像網絡上描述的那樣可怕。”

當深入了解農村女性個體處境，不難共情并理解每個生育決策。但當選擇從更宏觀視野看待這群“留守妻子”時，胡桂香發現了更多隱憂。“夫出妻守”的生育養育模式，需要女性在育兒中承擔更多的照料責任，女性在多孩生育的過程中面臨長時間的職業生涯中斷、經濟收入降低以及培訓進修機會的減少，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她們的個人發展。

從家庭角度看，長期的兩地分居狀態往往會對婚姻的穩定性構成威脅；強化傳統性別勞動分工以及家庭經濟地位的不對等更易引起夫妻矛盾；而由于丈夫這一“家庭潤滑劑”的長期缺席，婆媳之間的矛盾也可能會進一步加劇。

解法

“一孩1萬，二孩5萬，三孩10萬”。今年3月，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發放育兒補貼的消息一經發布便在各大社交媒體上刷屏。該細則規定：生育一孩一次性發放育兒補貼1萬元；生育二孩發放育兒補貼5萬元，按照每年1萬元發放，直至孩子5周歲；生育三孩及以上發放育兒補貼10萬元，按照每年1萬元發放，直至孩子10周歲。

胡桂香介紹，這是今年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到“發放育兒補貼”后，率先行動起來的城市。近些年，已經有不少城市出臺了育兒補貼政策。如四川省攀枝花市、廣東省深圳市、湖北省黃岡市、湖南長沙市等地均出臺了針對本市戶口家庭生育二孩或三孩給予現金補貼的政策。在內蒙古自治區，除呼和浩特市外，包頭、鄂爾多斯等城市也出臺相關育兒補貼政策。

不過這些地方性的政策在全國范圍內還屬于少數特例，沒有在全國層面推行。很多農村家庭因受限于政策門檻無法真正領取到這些補貼。比如，絕大多數地區在發放現金補貼時對父母的戶籍作出明確限定，部分地區還額外對父母的居住地、工作地以及嬰兒落戶地加以限制。

國家衛健委近日表示，正在會同有關部門起草育兒補貼操作方案，全國層面的補貼政策即將出臺。隨著政策方向明確，今年預計會有更多地方出臺配套政策。

“直接補貼或許能讓農村女性得到更多實惠。”胡桂香調研發現，全國多數地區出臺的激勵生育政策類型多樣，包含延長產假、增加生育津貼、育兒假、陪產假，給予購房優惠、燃氣費減免、減稅等，但這些政策因門檻問題對農村家庭或許意義不大。許多農村女性沒有穩定就業，享受不到城市職工擁有的假期和保險，很多人的收入還達不到繳納個稅的起點。

“生育問題絕非孤立存在，往深看是農村發展的議題。”胡桂香指出，農村女性生育困境的背后是農村在醫療、教育、養老等公共服務領域的短板。在完善生育配套支持措施的過程中，應根據農村家庭的現實情況和困境以及農村地區發展整體滯后于城鎮地區的現實有針對性地采取措施。

在“生”的環節，胡桂香建議落實農村女性的生育保障制度，普及流動婦女的生育保險。針對農村家庭出臺相應的生育保障、生育保險措施，實現靈活就業人員生育保險應保盡保，降低農村女性生產成本。

在“育”的過程中，要加強生育政策與育幼、教育、就業、醫療、養老等制度政策的協調聯動，增強農村家庭和農村人口抵御風險能力；要加大農村托育和教育資源以及醫療資源的供給力度，在農村地區重點發展普惠性托育服務，將進城務工和城鎮中低收入家庭納入公益性托育服務保障范圍，同時，推動解決“看病難”“上學貴”等難題。

“從長遠看，還要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促進社會性別平等。”胡桂香建議將關愛女性作為生育友好型社會的出發點，尊重和肯定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獨特作用，通過培育和傳播平等的性別文化，強化男女共同承擔生育與撫養責任的意識。充分發揮婦聯、工會、共青團等群團組織在促進婦女發展中的積極作用，廣泛吸納各類社會資源為鄉村女性提供覆蓋范圍更廣、質量更高的職業教育與技能培訓；對于女性生育后再就業給予積極的就業援助，消除農村育齡女性對于生育后就業的擔憂。

（應受訪者要求，本文除胡桂香外，均為化名）

作者：農民日報·中國農網記者 歐陽靖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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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制：盧靜 編輯：趙子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