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4月，岡村寧次帶著5萬多日偽軍，對冀中地區發動了大規模的“清剿”。因為敵人力量太強，我們明顯處于劣勢，所以冀中大部分地區都被他們占領了。老百姓遭了殃，有五萬多人被殺，八路軍也受到了重創。其中，損失最為慘重的是八分區。

反“圍剿”行動拉開序幕，八分區的頭兒常德善和王遠音帶著33團和30團，在深縣、武強、饒陽、安平這幾個地方來回打游擊。33團的領頭譚斌帶著3營在北張崗那一仗里，全都英勇犧牲了。沒多久，分區的大本營和30團又在五公村被敵人團團圍住。

常德善是120師的一位勇猛將領。1939年，當賀老總帶著120師來到冀中時，呂正操多次懇請讓常德善留下成為冀中的中堅力量，賀老總答應了。常德善歷經無數次戰斗，戰斗技巧嫻熟，應對突發狀況也很有一套。八分區被敵軍重重圍住時，他仔細權衡了敵我雙方的實力，然后對政委王遠音講：“咱們被敵人圍得嚴嚴實實，今晚得豁出去了，盡全力突圍，跑到外線去，到子牙河游擊區去。”

王遠音反對道：“子牙河那邊是敵人的游擊區，他們都掌控著呢。咱們要是轉移到那兒，沒有老百姓支持可不行。還不如就在這附近挺下去。”

常德善再三強調：“敵人兵力是我們的十倍，正一步步縮小包圍圈，要是今晚不走，我們可能就全完了，那結果可太嚇人了！”

王遠音板起了臉，心里很不痛快地說：“碰到敵人就開溜，那純粹是為了活命。這樣一來，老百姓會背后嘀咕我們，政治影響可不好。我作為政治委員，是有最終拍板權的。我說，誰也不能走，一個都不許溜！”

常德善耐心地解釋道：“咱們這是在打游擊，游擊嘛，就得機動靈活，撤退也是常有的事。不能一撤退，就說我們是在逃跑。”

王遠音依舊沉默不語，這讓常德善既焦急又生氣，他痛心疾首地說：“老兄，你這么做，八分區可就要毀在你手上了！”

王遠音仍舊不以為意，固執地堅持自己的看法。

他們倆鬧得不愉快，最后各自分開了。

天亮時分，敵人從各個方向包圍過來，常德善和王遠音帶著隊伍朝北撤退。他們在薛村和敵人激戰了一整天，最后，八分區的隊伍幾乎全拼光了。常德善身上中了27槍，英勇地獻出了生命。王遠音腿部受傷，走不動了，就拿手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以身殉國。

八路軍總部收到了冀中地區傳來的戰況消息，彭德懷瞧了一眼，臉色頓時沉了下來，猛地一拳捶在桌面上，大聲招呼道：“左權，趕緊召集大家開會！”

接著，參謀長左權和政治部主任羅瑞卿走了過來。彭德懷把冀中軍區抗擊敵人“掃蕩”的戰斗詳細情況遞給了他們。左權和羅瑞卿看完后，好一會兒都沒出聲。彭德懷聲音低沉地說：

常德善這人特別能干，黨性堅定，打仗時總是沖在最前頭，真是個了不起的戰斗英雄。紅軍時期他就已經是師參謀長了，要是賀老總知道他犧牲了，肯定傷心得不得了。常德善總是往戰斗最狠、情況最糟的地方鉆。湘鄂西的一次戰斗里，賀老總頭部受傷昏迷，余秋里胳膊斷了，血流個不停，走不了路，警衛員也犧牲了，是他先把賀老總背了三里地，藏在山洼里，然后又返回去把余秋里扛出來。一路上，常德善挨了三槍，但他硬是挺著，把賀老總、余秋里背到了樹林里，又跑到村里找老中醫來救人。賀老總、余秋里常說，他們倆的命是常德善給的。

左權難過地表示：“這次對抗掃蕩的行動，冀南和冀中地區遭受了重創，人員大幅減少，許多紅軍的領頭人都犧牲了。”

彭德懷直接接過話茬兒：“你們就沒瞧出啥不對勁兒？我找你們來，是想琢磨琢磨政治委員拍板定案這事兒。”

他繼續講道：“咱們變成八路軍那會兒，有陣子把政治委員制度給停了，結果就亂套了。后來恢復了政委制度，這挺好，可又讓政委有了最后拍板的權力。這樣一來，新的問題又來了。制度嘛，得為打仗服務，可這個拍板權制度對打仗一點幫助沒有，反倒讓軍隊和政治方面鬧起了矛盾，指揮打仗都受影響。咱還非得守著這個制度不放嗎？”

對呀，那個決定權制度早就該廢掉了，左權說道。在皖南事變那會兒，項英沒聽大多數人的建議，偏偏選了往南走的路，結果新四軍吃了大虧。那時候就有人主張廢掉這個制度呢。

羅瑞卿講道：“我們這個制度是借鑒蘇軍的。其實，咱們部隊早就有了威信高的領導中心，里面有軍事干部，也有政委，誰說得對就聽誰的。我覺得應該在制度上明確，既要集體商量，也要領導各管一塊，大家各盡其職，彼此尊重。”

彭德懷提議道：“我覺得咱們中央是不是該改改政治委員做最后決定的規矩，大家伙兒覺得咋樣？”

左權和羅瑞卿都點了點頭，說：“我們沒意見。”

接著，彭德懷給黨中央發了電報，提議拿掉政委的最終拍板權。

9月3號，中央軍委下了命令：戰場上怎么行動，最后都得聽部隊里管軍事的長官來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