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英國的審查制度現狀是這樣的。在劇院，每一出劇目要上演之前必須遞交給政府指派的審查員進行內容審查。如果審查員覺得該劇目于公共道德有害，有權力禁止上演或要求進行整改。審查員的地位相當于公務員，但并不是根據文學才華甄選出來的。這些人在過去五十年來禁止或阻礙了一半英國出品的當代重要劇目。易卜生的《幽靈》、布里厄的《損壞的貨品》、喬治·蕭伯納的《沃倫夫人的職業》——所有嚴肅的甚至痛苦的道德戲劇——多年里都被禁止在英國的舞臺上演。相反，普通的露骨的誨淫誨盜的劇目、評論和音樂喜劇卻只需要進行最小程度的修改。至于小說，在出版之前沒有審查制度，然而，任何小說在出版之后都可能會遭到查封，就像詹姆斯·喬伊斯先生的《尤利西斯》或《孤獨之井》。這通常是公眾發出吶喊下的結果，沒有一個政府機構受雇干這種事情。牧師撰寫布道文，某個人給報紙投稿，一個星期天報紙的記者寫了一篇文章，群眾聯名給內政大臣寄信——某本書就會遭到查封，只能私底下刊印，一本賣到5基尼。但是，只有當代的書籍或戲劇才會受到審查——這是整個事情最奇怪的一點。莎士比亞的所有劇目都可以在英國的舞臺上演，喬叟、斯威夫特、斯莫利特和斯特恩的作品未經刪節就可以暢通無阻地出版和發行。就連托馬斯·厄克特翻譯的《拉伯雷》（可能是世界上最粗俗的書）也可以輕松買到。但是，要是這些作家生活在今天的英國，還是照他們的方式寫作的話，他一定會發現自己的作品被查封，連本人也可能會被控告。

不難想象在這一點上所引起的糾紛。沒有人希望有審查制度，而它們就是證據。但要明白事情是如何演變成這種情況的，我們必須注意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這件事情大約在過去一百五十年來影響了英國人的精神。正如前面我們提到的，斯莫利特和斯特恩是非常粗俗的作家。而就在六七十年后，在沃爾特·斯科特爵士和簡·奧斯汀的作品中，粗俗的描寫完全不見了。1820年至1850年在蘇迪斯和馬里亞特的作品中還有零星的痕跡，在薩克雷、狄更斯、查爾斯·里德和安東尼·特羅洛普的作品中沒有半丁點兒粗俗的描寫，幾乎沒有涉及性的內容。

英國人的精神世界到底為什么會有突兀而奇怪的改變？斯莫利特和比他晚不到一個世紀的信徒狄更斯之間有那么大的區別，這到底是怎么回事？

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必須記住，直到十八世紀，除了十七世紀短暫的清教徒統治時期外，英國幾乎沒有文學上的審查制度。考慮到這一點，我們似乎可以合乎情理地得出結論：工業革命使得信奉新教的商人和工廠老板重新掌握了權力，這就是為什么突然間假道學興起的原因。信奉新教的中產階級在1750年、1850年或今天總是那么一本正經。但是，沒有了政治權力，它就沒有辦法將自己的意愿強加于公眾之上。這個解釋的真實性沒辦法得到證實，但它要比其它解釋更加符合事實。這引發了另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為什么“體面”這個概念在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人身上有如此大的差異？英國的知識分子已經在精神上回歸十八世紀，無論是斯莫利特或拉伯雷都不再能讓他們感到驚訝。另一方面，英國的公眾仍然和狄更斯時期的人一樣，在八十年代對易卜生的戲劇作噓，而如果易卜生的戲劇明天公演的話，他們仍然會對其作噓。為什么這兩個階級的人想法如此不同？因為——我們得記住這一點——如果拉伯雷在狄更斯的時代讓公眾覺得驚詫，那今天受過教養的英國人應該會對狄更斯感到驚詫。不僅是狄更斯，幾乎所有十九世紀中期的英國作家（包括美國作家）在一位感覺敏銳的現代讀者眼中都讓人覺得討厭，因為他們喜歡描寫死亡和哀傷的題材。這些作家特別喜歡寫彌留之際、尸體和葬禮。狄更斯描寫過自焚的情景，今天讀起來讓人覺得很惡心。美國幽默作家馬克·吐溫總是拿還沒有下葬的尸體開涮。埃德加·愛倫·坡寫過一些駭人聽聞的故事，有的故事（尤其是《傅德瑪先生的案子》）就算在法國也不能全文出版。但是，這些作家從未引起過英國公眾的疾呼抗議，情況恰恰相反。

我們能得出什么結論呢？我們只能說，當前英國奇怪而沒有邏輯可言的審查制度是假道學的結果，喬叟、莎士比亞和詹姆斯·喬伊斯原本會遭到查封，但他們作為享譽盛名的作家，勢利的制度拿他們沒轍。這種假正經源自奇怪的英國式清教徒主義，他們不反對污穢，卻害怕性欲，對美充滿厭惡。

如今出版一個臟字是違法的，就連說說也不行，但沒有哪個民族像英國人這樣喜歡說臟話。同樣的，任何反映賣淫的戲劇都會被禁止在英國的舞臺上演，而妓女會遭到指控，但我們都知道，和其它地方一樣，賣淫在英國非常普遍。有跡象表明，目前這種狀況不會永遠持續下去——我們已經看到，比起五十年前，文學享有了一點比以前更大的自由。

要是政府勇敢地廢除所有文學作品的道德審查制度，我們將會發現我們被一小撮人玩弄了數十年之久。而廢除這一制度一個世紀后，我們可以肯定，對文學作品進行道德審查這一奇怪的制度在文學世界里似乎就像中非的婚姻習俗一樣那么遙遠而奇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