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衛生間一角，許萍正捧著飯盒吃午餐，面朝大垃圾桶，左側是拖把池，右側挨著廁所隔門，身邊的對講機可能隨時會傳來指令，哪里臟了要去處理一下。她要盡快吃完。

保潔員在廁所、樓梯間、工具間等處吃飯和休息的處境，近期在網絡上引發關注。一些網友分享了“衛生間最后一個隔間”的照片，拖把、垃圾桶與保潔員的私人衣物混放在一起，那是她們的“休息室”。

有人向國家政務服務平臺留言，有人向單位提建議，有學生給校長信箱寫信。“我呼吁為保潔人員設立休息室，并提供24小時熱水和帶鎖儲物柜；帶軟墊的折疊床；醫藥箱和充電插座；能加熱飯盒的微波爐。這不是福利，而是勞動者的基本權益。”這段話被轉發在社交媒體平臺。在多方推動下，目前，部分單位及學校等開始為保潔員們提供體面的就餐、休息空間。

但沒有休息空間，其實并不是保潔員們最為在意的問題。甚至，就算有獨立休息室，她們也很少能在里面坐上一會兒，時間不允許。

哪里能坐坐哪里

方運在一家三甲醫院實習時，第一次撞見保潔員許萍在衛生間吃飯。這讓方運覺得很不好意思，懊悔為什么沒有往垃圾桶后多看一眼，“早知道不尿了，得給阿姨惡心壞了”。后來，上廁所前她會刻意往衛生間最里面瞟一眼，有時看到許萍在吃盒飯或啃玉米，她會繞道去另一個廁所。有時方運上完廁所才注意到，“阿姨一邊看我，嘴里也沒停”。她推測許萍已經習慣了。

午后，有時方運看到許萍會靠在衛生間墻邊小憩一會兒，但僅僅只有一會兒。因為被主管發現，許萍就會被訓話。主管會以醫院24小時都有可能“被檢查”為由，要求保潔員們不準閑著。更多的時間，許萍選擇站在醫院走廊待命，一手拄著拖布，一手攥著無處安放的水杯。

一大學校園里，坐在戶外連廊打盹的保潔員引起了大四學生張滕的注意，她發現教學樓的保潔員沒有休息場所，有的中午會趴在空教室的課桌上午睡，“看到我們來，他們就立馬走了”。北方的冬天氣溫零下，走廊沒有暖氣，有的保潔員會搬凳子坐在走廊透光的窗邊取暖。

停不下來的保潔員

在教學樓連廊窗邊取暖的保潔員 受訪者供圖

沒有專屬的保潔休息室是目前醫院、高校、商場等場所較為普遍的現狀，但有的地方其實為保潔員們提供了儲物柜和休息間，他們仍然選擇在負責區域就近休息。

59歲的肖蘭在一線城市的地鐵站做保潔快兩年了，她大部分時間在距離負一層衛生間最近的工具間歇腳，即使休息室就在負二層站臺。

“隨時隨地都是臟的，隨時隨地都要去做。”這是讓肖蘭難以下樓休息的主要原因。她負責的區域是負一層站廳衛生間，以及一個進出站口的外側地面、樓梯、扶梯、通道及公告欄。這是一個人流量很大的地鐵站，早晚高峰進出衛生間的乘客絡繹不絕，“不沖（廁所）的好多”。為了避免投訴，在處理完臟污后，她會每隔十分鐘左右就巡視一下，確保每個隔間都是干凈的，一聽到有人喊哪里臟了，就“趕緊跑（過去）”。從早上六點半到晚上七點，12個半小時里，她與源源不斷的臟污斗爭，不休不止。即使是午后，人流量少些時，她也難以安心在休息室午睡，“你還沒睡著，就要做事情了”。

停不下來的保潔員

肖蘭歇腳的工作間只有兩平米 受訪者供圖

因此，衛生間隔壁的工具間，是肖蘭找到的最佳“盯梢點”，相較之下，相距100米左右的負二層休息室，還是太遠了。

工具間一般不會被檢查，關上門就是肖蘭的獨屬空間，下午不忙時，她會在里面坐個七八分鐘，刷刷手機，喝口水或靠在墻上瞇一會兒。這個兩平米的小房間沒有窗，一側的墻板斷裂后，為了美觀，她用塑料薄膜和泡沫板擋住裸露的石壁。一個雙層保潔推車和一張椅子占了大部分空間，只能再容納一人站立。推車上有肖蘭的各色“法寶”——殺蟲噴霧、黏膠去除劑、消毒液擺得滿滿當當，擠在一起的還有她的飯盒、水杯、同事送的青菜、水果等，為了擴展置物空間，她在兩面墻都貼上掛鉤，抹布、衣物、手提袋便有了安放之處。

一面墻上還裝飾著一只棕褐花紋的塑料蝴蝶，那是肖蘭在地鐵過道發現的，行人可以視而不見，但她不可以。她覺得好看便沒有掃入垃圾堆，沖洗后用雙面膠貼在墻上，休息時一抬頭便能看見。從此“蝴蝶”陪伴著肖蘭，在此落腳。

停不下來的保潔員

肖蘭歇腳的工作間，一面墻上還裝飾著一只棕褐花紋的塑料蝴蝶 受訪者供圖

由于商場和寫字樓的地面空間大多被分區出租，有的保潔休息室則被安排在地下車庫。寫字樓保潔員李麗告訴記者，她們的休息室在負二層，走步梯去那里要花上8-10分鐘，而且通往車庫的電梯只有一部，等電梯也要耗費時間。即使休息室里配備了桌椅、充電插頭等，她們也只有就餐時間才會去。但有時候，李麗怕來不及干活，就躲在廁所旁邊的工具間吃。

繁重的工作讓她們不得不與時間賽跑，舍棄休息。

困在時間里

1個宿舍大廳、7條走道、14個盥洗室、14個衛生間、1個公共浴室、1個洗衣房，以及與另一位保潔員輪流為兩棟宿舍樓之間的垃圾站收拾垃圾，或做宿舍外圍道路的清掃，這是劉紅一天的保潔范圍。

劉紅今年43歲，是一所大學女生宿舍的保潔員，被宿管和學生們公認為干活麻利。11年的工作經驗，讓她對如何去除馬桶異味、清理地板口香糖、一天換七十來個垃圾袋已經駕輕就熟。她每周休一天，工作日從早上6點開始一天工作10小時，為了下班前完工，她最多在午飯時多坐個十來分鐘休息。

休息就難以完成工作，這是劉紅的切身體會。清晨六點，她會趕在學生上課前的第一個丟垃圾高峰時段，將昨晚堆積在垃圾站的垃圾一件一件快速分撿，徒手將奶茶、泡面、粉湯等殘渣倒入濕垃圾桶，把紙板和塑料分開投放，把廢棄快遞盒的膠帶劃開并壓成扁平。她曾試過戴手套，但發現難以系垃圾袋，而且降低工作速度，便沒再戴過。

八點左右，學生們陸續走出宿舍并帶出一袋袋垃圾；九點，四個垃圾桶又滿了，一整天下來，劉紅需要清空5次以上。垃圾桶及腰高，為了掏到底部的垃圾，她需將大半個身子埋入桶內，確保沒有殘留。

在完成垃圾站的分揀后，劉紅奔向宿舍樓，開始一層層抹墻磚的灰塵、掃地、拖地、刷馬桶等。洗漱、排泄是每個人最日常的活動之一，與之對應，保潔員的工作也只能每日不停，高峰時段甚至一刻不停。“我剛剛這樣子弄，光溜溜的，上面的水池抹得一根頭發都沒有，過了一會就牙膏、泡泡、辣椒水、泡面水、面條就在上面，我就又去搞。”

這棟7層樓的宿舍沒有電梯，她用“來回奔波”形容自己。頻繁爬樓、站立、下蹲、彎腰，導致她腰、腿、肩時常酸痛。她還曾因踩到學生滴落在樓梯上的洗發水滑倒，導致左腿骨折、肌肉拉傷。摔倒在地十幾分鐘站不起來時，她以為自己“要癱掉了”，所幸后來通過休養恢復了，能繼續勞動。

下班回家后，有時劉紅會平躺在床上休息一會兒再做晚飯，晚上八點左右睡覺，為第二天儲備精力。她本想晚上再打一份工，但“干這個活就已經很累了，搞出毛病來了，一個月就這么一點錢，你也不夠（看病）花的呀”。

除了繁重的常規清潔工作外，“異常”臟污也是讓劉紅停不下來的原因之一。

例如，衛生間作為“私密”的公共空間，并不是所有人都會自覺保持清潔。不沖廁所、踩踏馬桶蓋、拉在蹲坑旁的情況在宿舍樓并不少見，這需要劉紅耗費更多時間去清理。

此外，被湯汁油水打濕的干垃圾，椅子上散落的瓜子殼，開水房角落的垃圾袋，都需要劉紅一一處理。水池被堵塞后，她要趕在第一時間掏出其中的瓶蓋、泡面、茶葉等異物，將水池疏通好，不然可能面臨投訴。一次警告之后如果再接到投訴，負責相關區域的保潔員會被扣200元。劉紅說她一個月的工資是3400元，她自己還沒有接到過學生投訴，不過另一棟宿舍的保潔員曾因投訴被批評，覺得委屈辭職了。

說到學生，劉紅總是笑著的，她覺得宿舍樓的學生們對自己很好，見到她會問好，臨畢業的學生會專門來跟她道別，說“阿姨你平常打掃大家看在眼里，你這個人很實在，你干活不躲懶，一天到晚都在干”。這讓她很感動。

被問及為何這么努力工作，她說：“因為我沒有辦法。”

一份能為生活托底的工作

劉紅說著，眼淚掉下來，手上拆分廢紙盒的速度卻絲毫不減。這些學生丟棄的快遞盒，可以賣給學校的廢品站，每天獲得三十元左右的外快，這對她當前的生活很重要。

她來自山東農村，和丈夫一同在上海務工。她的母親正在重病住院，借款六千元才勉強湊夠醫療費。公公婆婆都已七十來歲，臥病在床，每月夫婦倆會給老人匯去一千元。女兒在老家讀高二，每月需生活費數百元，再加上夫妻二人的房租每月一千多元，讓她喘不過氣，“我壓力太大，頭發都白了”。

這樣的生活壓力讓劉紅很珍視眼前這份工作，也不允許自己休息。

掙錢，也是20多年前，劉紅只身來到上海的原因。她曾擺攤賣水果，后開了水果店。“我一個人干，太餓了太累了，中暑中了10天，店就關掉了。”店關閉后，她繼續擺攤，但隨后因想賺快錢，打牌被騙，輸得身無分文。后經老家朋友介紹，劉紅來到這所大學做保潔，熬過了最窘迫的時期。

工作受氣時，她也想過回老家，但她的家在山上，沒有農田，“有一點泥土就可以搞一點小麥，我們什么都要靠買，只有靠出來打工謀生”。她也想過另尋更賺錢的工作，但初中學歷將她困在原地。她也曾和丈夫計劃攢到錢后，回山東繼續賣水果，但母親和公婆的病，把不多的積蓄又變成了負債。劉紅所在宿舍樓的宿管員告訴記者，學校的保潔員基本在50歲以上，就算離職后也大多找物業公司繼續做保潔，“服務員歲數大的又不要，像我們出去洗碗都沒人要”。

除了需要這份工作，學生們的關愛和尊重，也是劉紅不想懈怠的另一個原因。冬天，有學生看到她在室外車棚，用紙板墊著坐在地上吃飯，會特意跑來跟她說：“阿姨，我樓上有沙發凳子，把我沙發凳子搬來坐，坐一下沒關系。”她雖道謝說不用了，但心里很開心。也有學生給她送來手套、一盒子硬幣，還有小電器——可以拿去賣廢品。“她們這樣一說，我們就想拼了命搞，趕緊搞，讓她們住著舒服。”有時忙起來她甚至水都顧不上喝一口，但每當看到清潔過的區域變得干凈、整潔，她又覺得很有成就感。

從縫隙到改變

3月以來，華東政法大學的校長信箱收到了多位學生的建議信，要求在校園內設立專屬保潔休息室。在學生和后勤部門等多方推動下，半個多月后，學校在女生6號公寓的一層區域設立了一間保潔就餐室，并在里面配備了桌椅、冰箱、空調、微波爐等設施。

負責6號公寓的保潔員莫阿姨表示很感謝學生和學校，她告訴記者，當前宿舍片區的二十多位保潔員基本都會來這里用餐，“大家在一起吃飯也開心，熱鬧一點，還可以交流交流”。她笑著暢想夏天時，飯盒能放進冰箱，再也不用擔心被悶在工具間里變餿、發臭。

但不同于這所大學的快速響應，網友的呼吁更多遭遇的是冷處理。

3月18日，小烊（網名“小火羊是小火苗”）在逛長沙某商場時，留意到保潔員疲憊地倚站在衛生間洗手池邊，而衛生間內有三張空置的沙發。她感到疑惑，詢問才得知，坐下休息會被罰款。聽到保潔員的回復，她覺得生氣，回去便將該經歷分享到社交平臺，得到了數萬點贊和數千條評論。這讓她意識到，或許可以通過大家的合力去改變些什么。

停不下來的保潔員

小烊在這里看到保潔員的處境后在網上發聲 受訪者供圖

第二天，小烊致電商場相關負責人，詢問保潔員是否可以休息，得到的回復是：除了中餐和晚餐的高峰時段必須在崗，其他時間，在完成工作后，經報備主管，可以輪流在指定休息區休息。當她追問休息區的具體位置時，該負責人沒有再回復，也拒接了后續電話。

為了核實休息區是否的確存在，隨后小烊三次去該商場了解情況，但商場某店鋪員工告訴她，保潔員已經嚇得“不敢跟別人再亂說話了”，她推測保潔員應該是被主管訓話了。這讓她更加生氣，讓保潔員們陷入更多麻煩，不是她的本意。她隨后建立了交流群，并呼吁更多的網友去該商場官方賬號下提建議。

直至4月5日，小烊第四次重返商場，從商場工作人員處獲知，他們并未因輿論辭退保潔員，只是提醒其要謹言慎行。小烊同時走訪了前述休息室，她看到里面確有兩張躺椅及桌凳。

在與該商場協商的半個多月里，小烊還走訪了長沙市另外10家商場，據她觀察，9家都未設置專屬保潔休息室。

保潔員的休息室和相應的休息權為何難以落實？

這與保潔員大多是勞務派遣或外包的身份有一定關系。江蘇億誠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律師徐旭東表示，如果保潔員以勞務派遣進入商場工作，雖然根據《勞動合同法》第六十二條，作為用工單位的商場，應當為勞動者提供相應的勞動條件和勞動保護，但是派遣協議中如果沒有針對“休息空間”進行約定，也難以要求用工單位必須提供休息區。

紀實作品《我的母親做保潔》一書的作者張小滿，在針對“保潔休息室”這一話題的公眾號推文中也提到：“保潔的運轉體系很復雜，大部分都是層層外包，大部分員工是老年女性，沒有勞動合同及社會福利保障。”

徐旭東指出，更為關鍵的是，“休息空間”在法律上本來也難以認定為勞動條件和勞動保護的組成部分，因為不同行業、工種、崗位對休息的要求往往不同，難以從法律上進行統一規定，需要視工作強度、性質等而定。因此，用人單位沒有法定義務為勞動者提供就餐、儲物和休息空間。

此外，即使保潔員因無專屬休息間，長時間站立、彎腰導致腰椎間盤突出，在衛生間就餐感染疾病，也很難認定為工傷，徐旭東解釋道，疾病的形成機制繁復，因果關系難以證明，所以要求單位承擔責任很困難。但徐旭東也表示，即使法律上難以剛性限制用人單位行為，隨著發聲的人越來越多，形成社會合力后，可能促使行業規則變化。

春天的夜晚，涼風習習，下班后劉紅會去跳廣場舞。夜色里，她穿著亮白色的緊身T恤和破洞休閑褲，腰間臀巾上的亮片點點閃爍，她隨音樂跳躍、扭腰、旋轉，過肩的高馬尾和耳環隨之甩動。“跳舞時什么煩惱都忘了。”第二天五點半，她又換上保潔制服，騎車趕往宿舍樓，晨光下，她想著，慢慢攢到積蓄后，生活應該會重新好起來。

（應受訪者要求，許萍、方運、張滕、肖蘭、李麗、劉紅、小烊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