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初夏，我去紐約參加一個會議。住進酒店房間時，已經有了一位住客，長得眉清目秀，白白凈凈，舉止斯文。 他伸出手來自我介紹：“我叫潘國平。”這不就是40年前在上海家喻戶曉的潘司令嗎？在這里遇到他，我有點吃驚。

“文革”開始時，潘國平才20歲，是上海玻璃機械廠的普通工人。在北京紅衛兵的鼓動下，1966年11月初，幾個工廠的造反派籌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王洪文被推選為主席團主席，潘國平是主席團成員。“工總司”正式成立時已有470家工廠的5萬多名造反隊員，拉成山頭不過幾天的事。不久便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安亭事件”，他和“中央文革小組”代表張春橋談判，后者簽字承認了“工總司”是“革命群眾組織”。于是“潘司令”的大名在上海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連毛澤東在接見他的時候都當面笑稱：“潘司令，久聞大名，如雷貫耳。”

在紐約開會期間，潘司令成了“大明星”，被一群學者團團圍住聽他回憶“造反史”。潘國平的口才也真是了得，吹得天花亂墜。談到毛澤東欽點王洪文上中央的經過，潘國平說毛曾調閱了上海3個人的檔案：王洪文、潘國平與耿金章。耿因為當過國民黨的兵而被否定，而王、潘條件差不多，都當過兵、種過田、工人出身，但是“我太年輕了，才二十出頭，比王洪文小11歲，這是主要原因”。

學者們投去崇敬的目光，我卻在一旁暗自發笑。

其實，早在1967年初他已淡出了“工總司”核心，原因是吊兒郎當，成天只是忙于集像章、弄戲票。有時候，他主持會議到一半就會溜出去睡覺；帶著十多萬人游行，走在路上也會扔下隊伍不管，自己跑去談戀愛了。當時上海街頭巷尾風傳潘司令戀上了扮演“白毛女”的芭蕾舞演員。到了1968年底，潘司令因為利用職權猥褻、奸污多名女性被“工總司”趕回工廠勞動去了。只是王洪文怕“家丑外揚”才沒有宣布原因。

到了第二年年底又因變賣抄家物資等經濟問題而被隔離審查。

1974年10月，張春橋點名安排潘國平為總工會常委。可是這個“扶不起的阿斗”一年后又因流氓和經濟罪被第三次審查，撤職下放勞動，此后再沒回到權力圈。

1977年，潘國平因“文革”初期的罪行被判刑8年。出獄后不久又因“投機倒把罪”再度判刑6年，從此銷聲匿跡。

要說潘國平也并非是個草包。上海總工會1975年審查潘的檔案顯示，他在當時曾私下議論：“如果我掌權的話，就要縮小打擊面，減少政治犯，做到人民有言論和行動自由，實行真正的民主。”他還認為經濟繁榮必須“積極引進外國資本，不搞單方面援外”，還要“縮減軍隊，減少開支，增加工資，提高人民生活”。這些思想都具有前瞻性，可見人的復雜性。

我因為時差關系，潘國平則要等中國的長途電話，兩人到了夜晚都沒法安睡，就聊起天來。他說，1996年出獄后，因他和前妻生的女兒在美國，就申請移民到了紐約。這些年做起了古董生意，在地攤上低價淘來舊鋼筆、手表和照相機等，賣到香港去；再從香港收購現代名人字畫，賣到美國來。現在巴爾迪摩的家里還有慈禧的畫和康有為的字，約我散會后去欣賞他的收藏品。看來他的日子過得很滋潤。

第三天夜里，他又說了一段凄美的愛情故事，說在提籃橋監獄里和一位同情他的女護士產生了感情，兩人偷偷地相愛。但后來被獄方發現了，強迫他們斷絕了關系，把女護士調走了。兩人分手時曾經山盟海誓，但他獲釋后就匆匆出國，沒能夠再找到她。如今回不去了，也不知道這位女護士是否還在癡心等待。我見潘國平說得十分動情，就竭力安慰他，自告奮勇可以在回上海時幫他尋人。潘國平給我留了電話以及那位女護士的姓名。可是我一直沒有機會履行諾言，難免有點內疚，也就再也沒有和他聯系。

去年暑假，我和朱學勤一起去東歐旅行。旅途中談起潘國平，學勤告訴我，幾個月前他已在上海一家醫院去世。潘國平已經回國3年，二度中風，孤身一人躺在病床上。有朋友去探望時，只見他面色蠟黃，瘦得形銷骨立，頭發胡子很長，全都白了，整天躺著，表情沮喪，大小便都要靠人攙扶，無人攙扶時就拉在地上。

最初他的醫療費和護工費都靠朋友們接濟，后來實在不得已家屬找到有關部門，才被送進醫院，4月18日清晨5時結束了悲劇的一生，時年68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