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著朱老總鬧革命

1927年的夏天，國共合作的破裂，讓籠罩在國民黨統治下的區域充滿了白色恐怖。8月1日凌晨，南昌城頭響起了密集的槍聲，由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人領導的武裝起義爆發，打響了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武裝斗爭的第一槍。

起義部隊在短暫占領南昌后，按照中共中央的預定計劃，開始南下廣東，試圖恢復廣東革命根據地，并奪取出海口以獲取國際援助。就在南昌起義的槍聲剛剛平息，起義部隊準備撤離南昌之際，一位年僅十八歲的江西青年學生李井泉，做出了改變其一生的決定。

他連夜找來紅布，親手縫制成簡單的標識，以此表明自己投身革命的決心。隨后，他毫不猶豫地加入了即將南征的起義軍行列，是編入了朱德所負責指揮的一部分部隊。

南下的征途異常艱險，起義部隊面臨著國民黨軍隊的重重圍堵和持續追擊，同時還要克服酷暑、疾病以及物資匱乏等困難。部隊在江西瑞金、會昌等地與敵軍發生激戰，雖有勝負，但損失不小。進入廣東后，主力部隊在潮汕地區經歷了嚴重挫敗，最終大部分被打散。

朱德、陳毅等率領的一部分起義部隊，在經歷了一系列艱難轉戰后，最終保存了下來。他們輾轉于閩粵贛湘邊界的崇山峻嶺之中，開展游擊戰爭，并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堅持進行部隊的政治思想建設和組織整頓。

這段“贛南三整”（天心圩整頓、大庾整頓、上堡整編）的經歷，對于穩定軍心、保存革命火種至關重要。李井泉作為這支隊伍的一員，親歷了從南昌城頭到井岡山麓的艱苦卓絕。他從一個單純的學生，逐步成長為一名經受了戰火考驗的革命戰士。

烽火歲月：晉綏大青山顯身手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中國的廣袤土地成為了抵抗日本侵略的主戰場。李井泉的革命足跡，也從南方轉移到了華北，投身于創建和鞏固敵后抗日根據地的偉大斗爭中。時間推進到1938年，晉綏邊區，作為連接華北與西北的重要戰略區域，成為了八路軍開展敵后抗戰的重要依托。

這里的斗爭環境極其復雜和殘酷。一方面，日軍憑借其裝備優勢和殘忍手段，對抗日根據地實行頻繁的“掃蕩”和嚴密的“囚籠政策”，試圖分割、壓縮、摧毀根據地的生存空間。另一方面，晉綏地區地形復雜，既有呂梁山脈的險峻，也有靠近歸綏（今呼和浩特）一帶的平原地帶和山地丘陵，冬季氣候更是異常嚴寒。

當時氣溫有時會驟降至零下四十攝氏度左右，給部隊的生存、活動和作戰帶來了極大困難。正是在這樣嚴峻的背景下，李井泉肩負起了在晉綏地區開展工作的重任。他領導著一支游擊支隊，活動在大青山一帶。大青山地區位于綏遠省（今內蒙古自治區中部），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向南可以策應晉西北根據地，向北可以聯絡蒙古族抗日力量，向西則可威脅日偽統治下的歸綏、包頭等重要城市。

在這里創建根據地并非易事。除了要應對日偽軍的軍事進攻，還要處理好與當地各種政治力量，特別是蒙古族上層人物的關系。李井泉運用其出色的溝通和說服能力，說動蒙古王爺借道，成功地在大青山地區扎下了根，開辟并鞏固了這一重要的抗日根據地。

大青山根據地的建立，猶如一把尖刀插入了日軍在綏遠地區的統治心臟，有力地策應了整個華北敵后戰場的斗爭。日軍曾視大青山為難以逾越的障礙，試圖將其徹底“肅清”，但李井泉領導的軍民憑借對地形的熟悉、靈活的游擊戰術以及堅強的意志，一次次粉碎了敵人的圖謀。

時任晉綏軍區司令員賀龍對李井泉的評價：“井泉同志能文能武，是塊好鋼！” 這句評價，認可了他在根據地建設、政治工作、處理復雜局面等多方面的綜合能力。

保障動脈：“后勤部長”的東北奇跡

隨著抗日戰爭的勝利，中國很快又陷入了解放戰爭的漩渦。東北地區，因其豐富的資源、相對完善的工業基礎以及重要的戰略位置，成為了國共雙方爭奪的焦點。經過幾年的艱苦斗爭，到1948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軍在東北戰場上已經取得了戰略優勢，一場決定性的戰略決戰——遼沈戰役，正在醞釀之中。

大戰在即，數十萬甚至上百萬大軍的衣食住行、武器彈藥，都需要穩定而強大的后勤系統來支撐。特別是在東北地區，冬季的嚴寒對部隊的作戰行動構成了嚴峻的考驗。已在東北地區擔任領導職務的李井泉，在后勤保障領域展現了他非凡的組織和建設才能。

面對即將到來的大規模戰役對軍需物資的迫切需求，李井泉創造性地提出并領導實施了在東北就地建立軍工生產體系的計劃。在短短三個月的時間內，竟然建成了十二座兵工廠。這些兵工廠的建立，極大地增強了東北解放軍的自我保障能力，為部隊提供了持續的武器彈藥補充。

更為關鍵的是，在李井泉的組織領導下，東北的后勤部門全力運轉，趕在嚴冬到來之前，為即將投入遼沈戰役的第四野戰軍部隊生產和籌集了三十萬套冬裝。這批數量龐大的御寒被服，對于保障部隊在東北零下數十度的酷寒條件下保持戰斗力，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正是有了像李井泉領導的后勤戰線的有力支撐，林彪麾下的東北野戰軍（后來的第四野戰軍）才能在遼沈戰役及其后的作戰中，頂風冒雪，克服嚴寒，發揮出強大的突擊力量，最終取得了輝煌的勝利。

主政天府：建設功績與“調糧”風波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進入了和平建設的新時期。隨著軍隊正規化建設的推進，1955年人民解放軍首次實行軍銜制，眾多戰功卓著的高級將領被授予元帥、大將、上將等軍銜。李井泉的一些老戰友，如同曾在晉綏并肩戰斗的賀龍，榮膺元帥軍銜。

此時的李井泉，其工作重心已經從軍隊轉移到了地方，擔任重要的黨政領導職務，因此未能參與此次授銜。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開始，李井泉在四川工作了長達十七年之久，成為了新中國歷史上主政一個大省時間最長的領導人之一。

李井泉作為省委主要負責人，深度參與并主導了這一時期的各項重大決策和建設工程。在他的主持和推動下，一些對四川乃至整個西南地區具有長遠影響的基礎設施項目得以實施。例如，連接四川兩大中心城市成都和重慶的成渝鐵路，在新中國成立初期開始修建，并于1952年全線通車，李井泉作為四川地方領導，無疑在鐵路建設的協調、保障以及后續運營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此外，在六十年代中期開始的國家“三線建設”戰略背景下，李井泉積極推動了在四川攀西地區建設大型鋼鐵聯合企業——攀枝花鋼鐵基地的決策和籌備工作。攀枝花基地的建設，是國家優化工業布局、增強國防能力的重大戰略舉措，對于開發利用四川豐富的礦產資源、帶動區域發展具有里程碑意義。

李井泉主政四川的時期，也恰逢國家經歷了“大躍進”和隨后的三年困難時期（1959-1961年）。在這場波及全國的嚴重經濟困難和糧食短缺中，四川作為農業大省，同樣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在全國糧食極度緊張的情況下，中央決定從四川等糧食主產區調撥大量糧食支援其他缺糧省份和城市。作為四川省委主要負責人，李井泉執行了中央的調糧決策。參考資料提供了一個驚人的數字：累計調出糧食高達147億斤（約合735萬噸），并稱這個數字“相當于當時四川全省兩年的口糧總量”。

如此大規模的糧食調出，無疑極大地加劇了四川本省的糧食緊張狀況，導致了嚴重的困難和人口損失，也成為了李井泉主政四川期間最具爭議的一點，至今仍是歷史研究和討論的焦點。在1962年初召開的旨在總結“大躍進”以來經驗教訓的“七千人大會”上，面對工作中的失誤和造成的嚴重后果，中央領導人進行了自我批評。

當周恩來總理在會上主動承擔責任時，李井泉明確表態，將四川大量調糧的責任歸于自己：“調糧令是我簽的字，責任在我。”

特殊搭檔：“頂頭上司”與“老帥下屬”

進入六十年代中期，李井泉的職務與另一位著名將領彭德懷元帥發生了特殊的交集。1965年，彭德懷復出工作，被任命為西南三線建設委員會副主任。而時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的李井泉，恰好是彭德懷的直接上級。

兩位性格都以剛直著稱的老革命、老戰友，在新的崗位上開始了合作。他們共同致力于攀枝花鋼鐵基地的建設，展現了工作上的默契。但同時，對于三線建設的具體布局和規劃，兩人也曾有過激烈的爭論。

據記載，為了說服在某些規劃上有不同意見的彭德懷，李井泉曾連夜驅車六百公里，親自到現場進行實地調研，最終用掌握的第一手數據和情況，使彭德懷同意調整原有的廠區規劃方案。

除了在軍事、政治和經濟建設領域的貢獻，李井泉對文化傳承也懷有特殊的情感。在成都工作期間，他主持修復了著名的杜甫草堂。在修復過程中，他特別強調要尊重歷史原貌，要求工匠嚴格按照宋代《營造法式》的規制來重建柴門，甚至連門環上的銅銹質感，都力求符合歷史的滄桑感。

晚年的李井泉擔任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官至副國級。但他始終保持著一位老紅軍、老黨員的樸素作風。據身邊工作人員回憶，有一次秘書發現他穿的中山裝袖口已經磨破了，建議他換一件新的。李井泉卻說：“領口袖口縫補一下就好，前胸后背還筆挺呢。”這種克己奉公、廉潔自律的品格，貫穿了他的一生。

參考資料：[1]劉棟梃.李井泉:勤儉持家保持革命本色[J].黨史文苑,2023(12):53-54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