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界如今已經有相當共識，承認“五四”的啟蒙運動，并非以《新青年》和《新潮》為獨家，同時從事新文化運動、傳播新知的，還有“舊派中的新派”所主持的兩個戰線：一條是杜亞泉的《東方雜志》，另一條是研究系的《國民公報》、《學燈(副刊)》、《晨報副鐫》和《解放與改造》。如果細讀這些刊物，你會發現就傳播與介紹西方新知的全面性和開放性而言，它們要比《新青年》和《新潮》更勝一籌，知識更純粹，流派更豐富。

如果從知識性而言，“五四”時期的兩代啟蒙者并無太大的區別，因此，地方上的年輕讀者對他們辦的雜志是兼容并包，作為一個新知的整體加以接納。既然知識上都是新的，不存在新舊區別，而且杜亞泉以及梁啟超手下的四大干將對西學的了解，比較陳獨秀、胡適、傅斯年毫不遜色，那么，所謂的新舊又從何說起呢？

“五四”陣營的大將蔣夢麟在1919年對此一語而中的：新思想不是知識，而是“一個態度”！這個態度是看思想是否往進化的那個方向走，而所謂的舊，“是對于這新態度的反動”。這就意味著，“老新黨”的知識并不陳舊，但他們對傳統的態度太舊了，竟然不往西學所指明的進化方向走，還在留戀傳統，搞新舊調和。按照陳獨秀斬釘截鐵的說法：“若是決計革新，一切都應該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國粹、什么國情的鬼話來搗亂。”

由此可見，五四時期的新舊之爭，并非知識之爭，乃是態度之爭。知識與理性有關，而態度則是一種文化認同。美國著名的中國思想史大師列文森在他的名著《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思想》中曾經提出過一個經典論斷，認為梁啟超這代新派士大夫是“理智上接受西方，情感上停留在傳統”，將他們的新與舊，以理智和情感的二元對立做了區別。“舊派中的新派”這代士大夫，雖然從理性層面意識到中國要成為像西方那樣富強與文明的國家，必須吸取西學，但在情感層面他們依然認同中國文化的靈魂。這就可以理解為什么這些在清末積極鼓吹中國要學習西洋、融入世界的早期啟蒙者，從康有為到梁啟超、嚴復，到了民國初年會不約而同地強調“國性”“國魂”和“國本”的價值與重要。在他們看來，民國的制度肉身可以是西方的，但民國的精神靈魂必須是中國的。

然而，“新青年們”的文化認同不一樣。經過晚清梁啟超的啟蒙，他們有了強烈的“保種（中華民族）”意識，但對“保教（中國文化）”興趣不大，文化只是一種生存的工具，與人的內在生命與情感無關，既然西方文化救得了中國，為何還要糾纏傳統不放？與“舊派中的新派”執著地認同“國魂”“國性”不同，陳獨秀、胡適他們對傳統的態度變得異常地功利。

張灝教授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分析中，提出了一個“五四”思想兩歧性的卓見，其中一個兩歧性，是理性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對峙。杜亞泉主持的《東方雜志》、研究系從事的文化改造，在精神氣質上與《新青年》與《新潮》是迥然不同的。“老新黨”的啟蒙是知識的，說理的，而“新青年”更多地表現出一種推倒一切、重新打造的狂飆精神，具有強烈的浪漫主義沖動。這在陳獨秀和錢玄同身上特別明顯。陳獨秀、吳虞只是要“打倒孔家店”，而錢玄同則要廢除漢字：“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以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這些驚世駭人之論，未必經過深思熟慮的理性思考，只是表明了與傳統決然兩斷的姿態。

杜亞泉對五四時期的思想界，提出了一個觀察，分為四類人：第一類是“知識敏感、情感熱烈”者，指的是陳獨秀這樣的“新青年”；第二類是“知識蒙昧、情感熱烈”者，公然與“新青年”叫板的林琴南就屬這一類；第三類是“知識蒙昧、情感冷淡”者，應該是劉師培、黃季剛這些國學派；第四類是“知識敏感、情感冷淡”者，則是夫子自道，是杜亞泉、研究系這些“另一種啟蒙”者了。

杜亞泉以知識新舊和態度冷熱為坐標，明晰地畫出了五四時期的思想地圖。其中第二和第三類，都是知識上的舊派人物，但第一和第四類人物，則是知識上的新派，同屬啟蒙陣營，只是態度大不一樣。“新青年”以浪漫主義的激情否定一切傳統，但《東方雜志》和研究系的啟蒙者們則是態度中庸的理性主義者，對中國文化始終懷有一份溫情和敬意。

如今重溫陳獨秀與杜亞泉的論戰，你會發現，就對西學思潮的了解和熟悉程度，舊派的杜亞泉不僅不輸給陳獨秀，而且在對手之上，各種西方最新的流派、思潮，娓娓道來，如數家珍。相比新學，杜亞泉的舊學倒并不顯山露水，藏在深處。他是講理的，習慣以理性的知識方式，證明新舊的調和是未來世界新文明的大趨勢。對于杜亞泉來說，西方的新學是他的知識，而中國的舊學是他的靈魂。知識是顯性的，而靈魂是隱性的。他與陳獨秀的分歧，不在于新知識的高下，而只是一個對舊文明的態度。在理性層面上，《東方雜志》與《新青年》都是向前看，不斷求變、趨新，分歧僅僅在于在心靈層面，在于對中國固有文明的態度，是否有文化上的情感認同。一個富有溫情，另一個冷峻激進，形成了五四啟蒙陣營的不同色調。對于文化民族主義者杜亞泉來說，文化之于他，是民族的靈魂所在，是具有內在價值的。杜亞泉認為：“共和政體，決非與固有文明不相容者。民視民聽，民貴君輕，伊古以來之政治原理，本以民主主義為基礎。政體雖改，而政治原理不變。”

研究系的重要啟蒙陣地《學燈(副刊)》，與《東方雜志》類似。

要論介紹與傳播西方新知的豐富性，《學燈》應在《新青年》和《新潮》之上，其從創刊時的定位，就是為再造一個新文明而介紹新知。宗白華接手《學燈》任主編時，將《學燈》的主義與理想，交代得非常明確：“從學術的根本研究，建中國的未來文化”。《學燈》的主持人從張東蓀到宗白華等人，他們的年齡結構和知識結構已經屬于“五四”新一代，與陳獨秀、胡適一輩在知識上沒有太大的差別，但他們的文化態度卻與杜亞泉這些“舊派中的新派”保持一致，而與《新青年》諸位迥然有隔。

這個態度之“隔”，乃是體現在兩個面向。其一，是對新文化運動的態度。針對《新青年》介紹新知時的單一與偏激，張東蓀為《學燈》提出了“深化新思想”的使命：“現在流行的新思想是單調的，我們應當把他化為復調的，現在流行的新思想是淺薄的，我們應當將他化為正中健強的。”顯然，這些話都是針對《新青年》而言的。《學燈》諸人對陳獨秀、胡適他們最為不屑的，是他們介紹新知時的單調，偏于淺薄的科學論，且又忙于破壞舊文化，沒有什么真貨色拿出來。張東蓀直言不諱地批評說：“我對于《新青年》一流，有一個觀念，覺得好像他們天天對于穿舊衣的人，用一種打罵的手段，教他脫去舊衣，但是他們卻不去制一個新衣來給人穿。”3可以想見，當“新青年們”看到張東蓀的言論，會如何地光火，其后由傅斯年出頭，與張東蓀對陣論戰，是之前兩家在戲劇問題、貞操問題和白話文問題上的多次語言摩擦有密切關系。

《學燈》與《新青年》態度上的最大差異，乃是如何對待中國傳統。《學燈》的態度很明確：輸入新文明，尊重舊文明。張東蓀在《學燈》創刊之始，就表明：“于原有文化，主張尊重而以科學解剖之”。張東蓀對杜亞泉、章士釗的中西新舊文化調和論倒并不以為然，認為現在是思想的潛變時代，“一經調和，那未成熟的新思想便消失了”。張東蓀作為第一代知識分子，對于中國文化傳統沒有像杜亞泉那些末代士大夫那樣有感情上的依戀，他只是理性的尊重，并非情感上的認同。在他看來，新文明的輸入與舊文明的消亡，是一個新陳代謝的自然演化，無須刻意去推倒舊傳統，“我們若認定中國今天既需要新道德、新思想、新文藝，我們就該盡量充分的把他輸入，不要與那舊道德、舊思想、舊文藝挑戰，因為他自然而然會消滅的”。

研究系的另一位大將、同樣是啟蒙陣地的《國民公報》主編藍公武稱，新文化運動的名聲就是被《新青年》中最偏激的錢玄同給搞壞的，他在給傅斯年的公開信中如此說：“據你們《新青年》雜志諸君的文字，影響真是不小，就只有錢先生一個人的力量，把這改革的效果減去一大半。……不是為他議論太偏就只因他任意亂說，淺薄可厭。”不過，后來魯迅對引他走上啟蒙道路的老友錢玄同倒有一個辯護，說正是因為錢玄同提出“盡廢漢字”，吸引了所有反對改革的守舊者的炮火，“白話乘了這一個機會，居然減去了許多敵人，反而沒有阻礙，能夠流行了”。

雖然同屬啟蒙陣營，“舊派中的新派”辦的《東方雜志》與《學燈》，與“五四”新一代知識分子辦的《新青年》與《新潮》，在刊物的性質上是不一樣的，前者是追求兼容并包、客觀理性的公共刊物，而后者呢，則是立場鮮明、充滿戰斗性的同人刊物。《東方雜志》的公共性和開放性自不待言，《學燈》在創刊宣言中明確表白“屏門戶之見，”“非為本報同人撰論之用，乃為社會學子立說之地”。晚清民初一代人相信的是“公理”，當超越的傳統“天理”衰落之后，替而代之的，便是符合普遍人性的、全球普世的“公理”。新文化運動的使命，便是介紹和傳播“公理”，它是知識的、科學的，無須意識形態優先，因此新文化的態度就是兼容并包、客觀公正。

然而，《新青年》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同人刊物，早期繼承《甲寅》的傳統，是一個安徽人為主的同人圈，陳獨秀入主北大之后，又成為北人新派同人為核心的同人刊物，具有強烈的黨人傾向。陳獨秀、錢玄同在辛亥革命時期就是革命黨人，他們將黨人的偏激、武斷的革命氣象帶到雜志中來，文字充滿了宗教性和戰斗性。錢玄同最喜歡的格言，是心學大師陸象山的四句話：“激厲奮迅，決破羅網，焚燒荊棘，蕩夷污澤。”他的老師章太炎曾經將這十六字語錄送給錢玄同。章太炎晚年到北平，錢玄同請老師書寫這四句格言，章太炎以為太過激烈，不肯寫了。但五四時期的錢玄同卻以陸象山的這種“我心即世界”、秉承天命、橫掃一切的大無畏氣概，出現在思想舞臺上。常乃惪后來有一段評論說：“陳獨秀、錢玄同二人的文字最犯武斷的毛病，《新青年》之不能盡滿人意在此。但是我們若從另外方面一想，若不是陳錢諸人用宗教家的態度來武斷地宣傳新思想，這新思想能夠一出就震驚世俗，引起絕大的反響尚未可知。”胡適也承認，陳獨秀“這樣武斷的態度，真是一個老革命黨的口氣。我們一年多的文學討論的結果，得著了這樣一個堅強的革命家做宣傳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為一個有力的大運動了。”

的確，《新青年》開創了五四運動后期“主義”的先河，意識形態先行，立場與態度決定一切。而《東方雜志》和《學燈》還堅守著“公理”的知識傳統。在啟蒙的陣營當中，知識的理性主義與態度的浪漫主義形成了強烈的色彩對比。

然而，正如王汎森的研究所敏銳注意到的，“五四”正是一個從“公理”到“主義”的時代。在這背后，是兩代知識分子的世代更替。“新青年們”要從老一代啟蒙者那里奪過輿論的話語權，需要的正是那種革命家的絕對自信、斬釘截鐵和不容反對，而這種狂飆的氣質，最能吸引在新舊沖突中迷失了方向感的年輕人。

選自許紀霖《前浪后浪：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世界》，上海三聯書店2025年版，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