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選編自《自由與繁榮的國度》序言，米塞斯著；韓光明、潘琪昌、李百吉譯。原標題《反自由主義的心理根源》。為發表個別字詞做技術處理。

僅從理性的角度來解釋社會合作的問題似乎還不能闡明本書要想闡述的觀點。這是因為我們用理性主義的觀點無法尋找到那些反對自由主義的根本原因。

有些人之所以反對自由主義，完全不是出于理性和理性的分析，而是由于精神上的病態，由于偏見和變態心理。人們可以根據法國的社會主義者傅立葉的名字將其稱為傅立葉變態心理。

我們不需過多地分析由于偏見和嫉妒而產生的針對自由主義的那種惡意。偏見的表現形式是，當某人的處境比他要好一些時，他便產生一種憎恨心理，以至于他并不顧忌自已從這種憎恨中蒙受很大的損失也要給對方造成損害的這樣一種行為。

有些反對資本主義的人，他們很清楚，自己的處境若在任何一個其他的經濟制度下也好不了多少，明知如此，仍然竭力要求換制改革，例如要求實行烏托邦主義。因為他們寄希望于搞烏托邦主義能使他們所嫉妒的富人倒霉。

人們常?？梢詮臑跬邪钪髁x者那里聽到這種說法，雖然烏托邦主義社會也存在著物質匱乏和貧困，但這種貧困較之現在要容易承受得多，因為在烏托邦主義社會里沒有人會比其他人過得更好。

持這種偏見的人并非不可救藥，可以用理智的分析使他們克服偏見。我們不用費太大的力氣就可以使他們明白，改善他們生活條件的根本途徑不是設法使那些過得比他們好的同胞倒霉遭殃，而在于他們在改善自身條件方面所作的努力。

然而，與傅立葉變態心理作斗爭，卻遠比說服人們克服偏見要困難得多。因為這是一個嚴重的神經系統疾病，一種神經官能癥。神經病理學家對此病或許比政治家更有興趣。但是，要想研究現代社會的問題，今天又不能繞過它。令人遺憾的是，迄今為止，醫生們幾乎還沒有著手研究傅立葉變態心理病這一課題。如果能追根尋源，到唯一能引導人們找到相關知識的心理學分析理論中尋找答案的話，就會發現，甚至精神分析大師弗洛伊德和他的學說在其神經官能癥的理論中都幾乎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

在數百萬人之中，幾乎沒有一個人在他的生活中實現了他所追求的目標。即便是那些最幸運的人，他們的成就與其年輕時夢想獲得的虛榮仍然相去甚遠。數以千計的困難和阻礙撞碎了計劃的夢想，而他本身的力量卻顯得很弱小，以致于無法實現主觀想象既定要達到的目標。失望和計劃的失敗，自身的不足與他提出的既定任務相矛盾是每個人最大的、最為痛心的經歷，這是最典型的人類命運。

人們可以用各種不同的方式對這種命運作出反應。生活的智者歌德指出了其中的一條道路。他在《普羅米修斯》中呼喚道：“你也許說，我應該憎恨生活，逃向沙漠，因為不是所有的美夢都能成真?！备∈康略谧罡叩乃查g認識到“智慧是最后的結果”，“只有那些每天不得不擁有自由的人，才能像獲得生命那樣獲得自由?！?/strong>任何塵世間的不幸都能夠損害人們的意志和精神。誰想面對真正的生活，而不被生活所奴役，誰就不應當躲避到生活的謊言中去尋找安慰。當企求的成就沒有到來，當命運的打擊將長期的辛勞所得瞬間化為烏有時，他應當將努力再增加四倍，他應當毫無畏懼地面對不幸。

但是，精神病患者卻不能承受真實的生活。這種真實的生活對他來說真是太野蠻、太粗暴、太糟糕了。

他不愿像健康的人那樣“不畏一切強暴，堅持不懈地”把生活改變得便于接受；他不了解自己的弱點，而是逃避到一種幻覺中去。

按照弗洛伊德的觀點，這種幻覺是把“自己的期望當作一種安慰”，其特點是“以幻覺來抵制邏輯和真實的打擊”。

因此，人們無法用令人信服的證據來說服此類病人放棄其徒勞無功的做法。病人必須依靠自身的努力來達到痊愈的目的。他必須學會并懂得為什么他不愿忍受真實，反而逃避到幻覺之中去的原因。

精神病學家也許有一天會宣布他們的研究成果，即說明傅立葉主義是一個患有嚴重疾病的大腦中杜撰出來的荒唐產品。作者不想在本文里羅列傅立葉撰寫的文章，以證明他的變態心理，因為這是精神病專家感興趣的事情，也許是那些想通過讀他的文章而享受一次貪婪的幻想的人們想做的事情。

但是可以斷定，Marx主義者在他們感到需要的時候，就會離棄裝腔作勢的辯證法的領域，停止對反對派的嘲笑和中傷，列舉幾個蒼白無力的事例大做文章，但是，他們除了傅立葉的“烏托邦”之外，沒有拿出任何新東西。

同樣，Marx主義對烏托邦主義社會的藍圖構思和設計也沒有超出傅立葉早就已經提出的兩個假設，而這兩個假設與人們的一切經驗和智慧都是相違背的：

這兩個假設一方面指生產的“物質基礎”，“人們不需付出任何勞動就可以從自然界得到”。這個物質基礎如此豐富，以致于人們根本用不著進行經營就垂手可得，由此產生了“實際上生產可以無限增長”的信念。

另一方面，傅立葉在他的假設中指出，在烏托邦主義社會的公有制條件下，勞動已從負擔變成樂趣，變成人們“生活的第一需要”。在那些物質財富充分涌流、勞動變成樂趣的地方，人們自然可以毫不困難地建立起童話般的懶人國了。

Marx主義站在它的“科學烏托邦主義”的角度上，可以對浪漫主義者和浪漫主義投去鄙視的目光，但是，事實上他們的性質是相同的。

Marx并不去排除那些擺在實現其愿望的道路上的障礙，而是在他的幻想中自我滿足，期望著這些障礙在幻想中自行消失。

在精神病患者的生活中，生活的謊言具有雙重任務。他們在失敗中自我安慰，相信奇跡般的成功將會到來。

例如，他們認為，社會的種種失敗，包括他們設想的遠大目標之所以沒有實現，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這些目標無法實現，而是由社會制度的缺陷造成的。推翻了現有的社會制度之后，他們就可以在未來形成的新社會里得到他們想得到的東西。

人們試圖讓他們理解，他們夢想中的未來的國家制度是行不通的，一個實行勞動分工的社會離不開生產資料私有制這個基礎，離開了這個基礎，社會就不可能存在下去。然而，人們的一切說服都沒能使他們理解這個問題。精神病患者始終抱著其生活的謊言不放。

如果把他們放在生活的謊言和邏輯思維兩者之間，讓他們去選擇的話，他們寧可犧牲邏輯。這是因為，他們如果放棄了在烏托邦主義思想中找到的安慰，或離開了這種安慰，生活就會變得更加不堪忍受。

烏托邦主義思想告訴他們，導致失敗的原因不在于他們自身的過錯，而在于社會。

因此，烏托邦主義思想抬高了他們低落的自我意識，并將他們從難以忍受的壓抑感中解脫出來。虔誠的基督徒也與此相似，他們很容易忍受塵世間遭到的不幸，因為他們將他們的個人存在寄托于來世，并且希望一旦進入來世，他們在塵世間的不幸就會成為過去，受苦受難的人會過上好日子。烏托邦主義之所以變成現代人們解脫塵世間痛苦的一劑仙藥，正是基于這個原因。

然而，如果靈魂不死，來世報應以及復活等信仰變成了對塵世進行改造的一種刺激的話，烏托邦主義對人們的許諾作用就完全不同于基督教教義了。它給人們規定的義務只有一個，即：贊同并支持烏托邦主義政黨的政策，而烏托邦主義政黨的政策許諾給人們的只是一些期望和一些要求。

從烏托邦主義思想的這個特點中，我們可以理解到，其追隨者中的每一個人期望從烏托邦主義中得到的東西，恰恰是烏托邦主義無法辦到的。烏托邦主義的作家們不僅向人們許諾全體人民的富裕，而且還許諾了愛情和幸福，個人的精神和身體方面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都可以發揮他們偉大的藝術才能和科學才干，如此等等。不久前，托洛斯基在他的文章中宣稱，在烏托邦主義社會里，人們的平均水平可以提高到“與亞里斯多德、歌德、馬克思相當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