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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研究生叫鄭炎潮，畢業于西安交通大學機械系，后在陜西一個汽車大修廠工作。

1980年，他考入華南師范學院（現華南師范大學）讀政治經濟學專業研究生。

和導師商量之后，鄭炎潮把論文方向確定在“我國的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發展”上。

當時，中央已有允許個體經濟發展的政策。尤其是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兩個農業文件，宣布解禁農村工商業，家庭副業和農村集貿市場可以辦。

鄭炎潮調研得知，廣州第一批個體戶之一的高德良，1980年4月創辦“周生記太爺雞”，隨著生意興旺，后來雇工已超過8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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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個人，這在當時可是一道坎。那時候有一個政策，個體經濟可以搞，不過必須有一個量的限制，比如雇工不能超過八個，有“七上八下”之說。

這還得從馬克思的《資本論》說起，他在其中做過一個著名論斷，來劃分“小業主”與“資本家”的界線，“雇工到了八個就不是普通的個體經濟，而是資本主義經濟，是剝削。”

可是，拿高德良的情況來說，按照一天100只雞的銷售量，就必須有勞動力來輔助他采購、宰雞、調料、燒爐、運裝、銷售等工作，超過8個人才能運轉正常。否則，全靠自己一天賣二三十只雞，到頭來可能虧本。而類似情況，不止高德良一例。

按照鄭炎潮當時的說法，個體經濟蓬勃發展的趨勢已經不可阻擋，必然會突破8個雇工的限制，否則，中國經濟就如跛了一條腿的牛，即使能跑，也跑得很慢。

對于這種現實環境中存在的問題，鄭炎潮既想找到解決辦法，又想在論文中對其予以定義。最后，他把超過雇工8人的個體經濟定義了一個概念，叫“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私營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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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3月，鄭炎潮完成了題為《我國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及其發展》的論文初稿。

看了十萬多字的論文初稿后，導師對鄭炎潮說，調研做得仔細，但其中有關私營經濟的論述過于敏感，與現行政策不符，也不符合馬克思理論，建議把這一部分刪除或修改，如果不刪除、不修改的話，論文答辯可能無法通過。

鄭炎潮猶豫不決，“刪除的話，很可惜，畢竟是調研后得到的結論；反之，答辯極有可能過不了，也就不能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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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鄭炎潮為論文苦惱時，任仲夷（1914年9月－2005年11月15日）給他帶來了轉機。

任仲夷，1980年10月起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兼省軍區第一政委。當時，雖然政策規定個體經濟雇工不能超過8個，但廣東的個體戶雇工十幾個，幾十個，甚至幾百個的都有。這個問題到底怎么辦？任仲夷建議廣東社科界一起來好好研究。

1982年3月的一天，鄭炎潮聽說任仲夷的提議后，突然想起此前的畢業論文，如果能讓任仲夷看看，說不定有一點參考價值。

于是，他從畢業論文中抽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私營經濟》那一章，把題目改成“試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私營經濟”之后，郵寄給任仲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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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后的一天下午，鄭炎潮從研究生處辦公室得知，任仲夷打電話找他去省委談談，因當時找不到他，留了聯系方式，讓他當晚與任仲夷聯系。

那天晚上，鄭炎潮與任仲夷通了電話。任仲夷說，“你的論文，我收到了，看了之后，覺得非常好，我想約你談談這個事，你有沒有時間來？明天下午3時來我辦公室談吧。”

按照約定時間，第二天下午兩點半，鄭炎潮提前到達省委辦公樓。

這是鄭炎潮第一次與任仲夷面對面。

見面后，鄭炎潮把論文的基本觀點、調研資料和一些具體案例，向任仲夷做了一個簡單陳述。“我記得，任書記聽完介紹后說，‘你的論文為我們的決策提供了重要依據，我們正在苦惱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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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的任仲夷正在被“陳志雄事件”困擾著。

陳志雄是廣東省高要縣沙浦公社社員，1980年承包魚塘141畝，夫妻倆參加勞動，雇請固定工1人，臨時工400個工日；1981年承包497畝，雇請固定工5人，臨時工1000個工日。廣東省委認為“集體增加了收入，承包者也有所得益”，應大力推廣。

但在1982年初召開的全國農業生產責任制問題討論會認為，陳志雄已經不是以個人勞動為基礎，而是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大規模經營，其資本主義性質明顯。

于是，新華社某記者以《廣東沙浦公社出現一批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承包大戶》為題寫了一份內參，引起高層重視。

幾天后，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央領導的批示送到了任仲夷面前：“附上材料一份，不知確實性如何。如果屬實，不知省委怎樣看法？我個人認為，按這個材料所說，就偏離了社會主義制度，需要做出明確規定予以制止和糾正，并在全省通報。事關農村社會制度的大局，故提請省委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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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仲夷告訴鄭炎潮，“你這個‘私營經濟’的概念提得好，它不屬于傳統的公有經濟范疇，但又不是資本主義的，按你的說法，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構成，并且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輔助和補充’，它不但沒有損害社會主義，反而發展了社會主義，那么它當然是有益的，當然不能夠約束它，它該怎樣發展，就怎樣發展。”

當時任仲夷評價，“你的論文非常好，我支持你！”他們單獨談了兩個多小時。

和任仲夷見面后，鄭炎潮那篇原本有敏感部分、需要刪除或修改的畢業論文，“最后順利通過了答辯，過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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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炎潮記得，當時任仲夷說，看了你的論文后，我們還要圍繞著你的這些觀點，制定一個政策，給它取個正式的名字，就叫做“私營經濟”怎么樣？讓它發展，讓它壯大。

至此，“私營經濟”得以正名。

1983年，華南師大第5期《哲學社會科學通訊》發表了此文。四年后，第3期《體制改革探索》發表該文章。

破除禁錮是從1987年開始的，1987年中央5號文件中，去掉對雇工數量的限制，私營企業的雇工人數才被徹底放開。

1988年3月初，中共中央建議修改憲法個別條款。一個月后，“私營經濟”的提法出現在中國的根本大法中。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憲法第11條增加“國家允許私營企業經濟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存在和發展”等內容。

此時，距離鄭炎潮和任仲夷首倡“私營經濟”概念，過去了6年。

2025年4月13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