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來源： 《中國心法》新書發布會。 分享嘉賓：趙昱鯤，香港中文大學高級講師，清華大學積極心理學研究中心秘書長。

高級筆記達人 | 李云 責編 | 柒 排版 | 拾零 第8912 篇深度好文：7435 字 | 16 分鐘 閱讀

思維方式

筆記君說：

有些問題，一直徘徊在我們腦海中。

努力的意義，是什么？快樂，是種怎樣的狀態？有了錢，有了權力，有了知識，我們能獲得幸福嗎？

壓力、情緒、關系及身心健康，成為國人主要的四大心理難題。

實踐發現，單純依靠西方科學理論，很難解決我們的心理問題。特別是探尋人生終極意義時，科學解釋常令人陷入虛無。

其實，當我們學會生活的時候，人生意義自然就會出現。

一、現代人的焦慮與困境

1.從中國傳統智慧中找到焦慮的解藥

① 別為1%的事情，付出100%的痛苦

過去的一個星期中，發生了各種不確定的事件（關稅戰、股票波動）。于是有很多老朋友來找我，講述自己這幾天的損失，講述對未來的焦慮。

以前我也會和他們說一些心理學上的話語，雖然他們也聽，但總覺得講不到根上。現在我把積極心理學與中國文化結合之后，他們一下就覺得講到心里去了。這是為什么呢？

其實我們這一代人具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特點——“西方腦、中國心”。

身為70后，我們成長于中國改革開放的浪潮之中。彼時，我們非常饑渴地向西方學習，同時，形成了偏重理工科的直線型思維方式。

在這種思維模式下，我們認為任何問題都有且僅有一個標準答案，而且一定能找到那個標準答案。

它與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不太一樣，但我們習慣于用這個方式來學習，也用這個方式來生活。尤其那幾位朋友，要么是做投資的，要么是做企業的，更加偏向于西方式思維，因為投資必須得進行非常理性、精確的計算。

他們不自覺地把這種理性的思維方式也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去了，特別地嚴謹地用公式去推導人生的樣子。假設人生是“x+y=z”這樣的公式，“y”這里本來應該有這么多錢，但最近一個星期損失了一些錢，所以人生就不夠完滿了，因此而焦慮。

我告訴他們，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是偏整體化的。要是做科學研究，做投資，肯定要做細化。但人生不是如此，應該更多從整體角度來看問題，也就是用中國文化來看待這些問題。

于是，我問他：現在你人生當中最重要的東西是什么？他說是“家庭”。我又問：你的人生第二重要的是什么？他說是“健康”。我又接著問：那第三重要的又是什么？他說是“錢”。

那我告訴他：前面兩個已經占了三分之二，錢只占了三分之一，而你的損失并不是全部，可能只有5%。其實算下來，你所損失的錢在人生重要的盤子里可能只有1%。

那為了1%的事情，今天付出了100%的痛苦，值得嗎？他才恍然大悟：哦，原來是這樣！其實真不應該想得那么多。

② 東方對人因材施教，西方追求統一答案

實際上，我們遠比自己想象的更加西方化，只是大多數人并未意識到這一點。

在我們的思維方式中，隱含著許多西方文化的假設。這主要是因為現行的整個教育體制是由西方人發明的，它在潛移默化中體現出一種西方式的思維。比如我們做題時，總是認為有且僅有一個正確答案，這是典型的西方思維模式。

而中國傳統的教育方式并非如此，以孔子為例，不同的學生向他請教同一個問題，比如在儒家思想中極為重要的“什么是‘仁’？”這個問題，孔子對各弟子的回答各不相同。

對于他最得意的學生顏回，孔子給出了“仁者愛人”這樣核心的答案；而對于子牛（司馬耕，字子牛），孔子則說“說話慢一點就是‘仁’”。

這讓大家感到疑惑，孔子解釋：因為子牛平時做事太快，所以“慢下來”便是“仁”的一種體現。

由此可見，中國傳統教育強調每個人的獨特性，主張因材施教，不會用同一套真理去要求所有人。每個人本身就是天道的體現，因此追求真理的方式因人而異。

而西方“天人二分”的觀點，其根本在于認為存在一個唯一的、至高無上的真理，并將其自上而下地灌輸給每個人。

從改革開放至今，我們這一代接受現代教育成長起來的人，其實在很大程度上已經相當西方化。我也是最近才逐漸深刻意識到這一點，“西方腦”與“中國心”的沖突一直伴隨我到現在。

我們大多是在改革開放后開始接受教育的，但在生活方式和人際交往方面，依然保留著濃厚的中國式特點。因為文化具有強大的影響力，不會輕易改變，我們與父母的互動方式、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模式，都深深受到中國文化的塑造。

所以，我們的心依然非常中國化，比如我們十分重視人際關系。我曾像彭凱平老師一樣，在美國生活了較長時間，那時我就很佩服美國人，他們真的不太在乎別人的看法，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這對于中國人來說是很難做到的。

③ 既是沖突，也是資源

這并不是說“西方腦、西方心”就好，事實上，許多西方人也存在心理問題。而我們面臨的情況是，由于“西方腦”和“中國心”的沖突，額外產生了一些心理問題。

當然，這也并非完全是壞事，從辯證思維的角度，這種沖突一方面帶來了矛盾，另一方面也為我們提供了兩種不同的資源。

在解決問題時，我們既可以借助西方的資源，也能運用中國的資源。過去，我們往往過于依賴西方的資源，比如在心理學的認知療法中，強調通過調整認知、改變想法來解決問題。

我剛開始接觸認知療法時，覺得難以理解，怎么可能僅僅改變一些想法就能解決問題呢？這其實是西方人的一種根深蒂固的思維定式，他們認為理性應該壓倒感性，所以只要理性思維改變了，一切問題就能迎刃而解。

但中國人從不這樣認為，我們覺得要解決問題，需要通過實際行動，慢慢地磨合，從內心深處進行改變。

二、99%的人困擾的問題：

人生的意義，究竟是什么？

對我而言，人生意義問題是最為關鍵的一個問題，也正是這個問題引領我走進了積極心理學領域。

1.答案求而難得，只會讓人痛苦不已

以前，我在美國是一名工程師，從事碼農工作，生活還算過得去。

作為有著理工科思維的人，我們總是習慣追根溯源，探尋事物的本質。任何事情都不能只看表面，而是要總結出規律，再依據規律進行倒推，這樣似乎一切問題都能迎刃而解，這是理工科思維的根本假設。

我將這個假設應用到自己的生活中。人生中我們經歷的最大事情是什么呢？無疑就是人生本身。于是我開始思考，人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來到這個世界上到底要做些什么？也就是說，人活著的意義到底是什么呢？

那時的我只相信科學，從科學的角度來看，人生的意義似乎是一場空。人生沒有所謂的意義，我們不過是基因傳播自身的工具而已。

我們是在父母受基因驅使下偶然誕生的，只要當時的時機稍有變化，基因組合就會不同，我們也就不再是現在的自己了。

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生活，在基因的驅使下做著各種事情，社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建立在基因基礎之上的。最終，我們會走向死亡，化為灰燼。這樣看來，人生確實毫無意義。

當時我陷入了虛無的狀態。在美國乃至整個西方世界，虛無主義非常盛行。以前有宗教作為精神依托，可當宗教難以發揮作用后，人們便紛紛陷入了這種虛無。

表面上，我按部就班地工作、結婚、生子，和其他人一樣沿著世俗的道路前行，但內心卻充滿了不安，不知道自己這輩子究竟要做什么。

2.積極心理學，改變自身即改變世界

很偶然的機會，我得知了積極心理學這門學科，一了解發現它竟然研究人生意義，我便迫不及待地去學習。

然而，我卻感覺自己“上當”了。積極心理學并不能直接告訴我人生意義是什么，它只是給出了一堆關于人生意義的研究。

這些研究大多在強調人生意義的重要性，比如有人生意義的人會更幸福、更健康，人際關系也更好等等。這反而讓我更加焦慮，越學越擔心自己找不到人生意義該怎么辦。

我學習積極心理學的過程有點像《西游記》里孫悟空向菩提祖師學藝。我本是為了探尋人生意義而去學習的，可第一節課老師卻講如何調節情緒、擁有積極心態，讓我們凡事都往好處想。我覺得這是心靈雞湯，不想學。

老師又說要教我如何進入福流狀態、實現人生目標、成就一番事業，我還是認為這是成功學，予以拒絕。接著老師說要教我如何構建人際關系、去愛別人、獲得更好的人際支持，我想到“他人即地獄”，依舊不想學。

老師說我什么都不想學，還不如回家，科學無法直接回答人生意義是什么，得先學這些。無奈之下，我只好聽從老師的話去學習了。

臨近畢業時，我驚喜地發現，積極心理學所教授的內容對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積極心理學與我之前所學的學科截然不同。

我曾在美國獲得兩個碩士學位，一個是計算機專業，一個是化學專業。那時的學習模式很常規，老師在課堂上講授知識，我們在下面記筆記，課后完成作業、做項目并提交，以此獲取學分。

然而，積極心理學卻不是這樣。它要求我們將課堂上學到的所有知識都運用到自己身上，而不是像理工科那樣應用于機器或化學試劑。這一本質區別意義重大。

我嘗試后發現，那些看似像心靈雞湯、成功學的方法，實際效果卻非常顯著。曾經的我非常自我，秉持著理工科思維，認為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的大腦，堅信“我思故我在”，覺得只有自己的思考才是真實的。

但學習積極心理學之后，我認識到與他人的關系、自己的身體以及情感同樣至關重要，并且我的觀念和行為真的發生了改變。

畢業時，我告訴我的老師馬丁·塞利格曼（美國心理學家），他的項目讓我脫胎換骨。雖然我依然沒有完全弄清楚人生的意義是什么，但他已經將我塑造成了一個全新的人。

3.人生的意義，是活出來的

回國后，我得到了彭凱平老師的諸多指點，并將所學與中國文化相結合。

如今，我終于明白，人生意義這個問題原本就不應該單純用科學來解答。在心理學中，我們通常研究的是“meaning in life”（人生意義感），而不是“meaning of life”（人生的意義）。

“meaning in life”指的是我們在人生中所感受到的意義，而“meaning of life”則是每個人對人生意義的不同定義。

人生意義感是可以通過科學來研究的，比如研究我們能感受到多少意義，以及這些意義來源于哪些方面。

經過探索，我發現人生意義感主要來源于三個方面：

一是內心的感受，包括情緒和情感；

二是自身的行動，涵蓋動機和目標；

三是與他人的關系。

積極心理學一開始著重教授的這三個方面的內容，最終都匯聚到了人生意義感的探尋上。

在我看來，積極心理學非常有趣。它表面上沒有直接回答人生意義是什么，而是關注如何讓我們把生活過好。當我們學會過好生活，人生意義自然就會顯現出來。這種理念其實更符合中國人的思維取向，而非西方人的思維取向。

“人生意義”這個問題在世界上并非一直存在。1798年左右，德國大文學家歌德首次提出了這個問題，他在一篇文章中探討了人活著的意義。

后來，兩位德國哲學家基于他的想法創造了“人生意義”這個詞匯。但問題是，在1800年之前，全世界的人難道就活得沒有意義嗎？

顯然不是。歌德在1798年提出這個問題并非偶然，當時最聰明的西方人已經意識到上帝可能不再可靠。

在此之前的一千多年里，他們依靠上帝，人生意義很容易解釋，即“從上帝那里來，到上帝那里去”。然而，當上帝的可靠性受到質疑時，他們的信仰和人生意義感出現了巨大的空洞，于是他們試圖填補這個空洞，但這絕非易事。

如今，各種意義危機層出不窮?？稍诨浇坛霈F之前，中國人并非渾渾噩噩地生活，古羅馬人和古希臘人也不是盲目度日，他們都有著各自對生活意義的理解和追求。

當我深入了解了這些前因后果后，恍然大悟：其實關鍵并非人生意義這個問題本身，而是人們為何會提出人生意義這個問題。

解決問題通常有兩種方式：一是找到問題的答案，二是判定問題為偽問題。作為心理學領域的一員，我們基本采用第二種方式。

舉個例子，曾經有位男士向我傾訴，說他的朋友抱怨老婆總是和自己鬧，他已經給老婆買了十個包，可老婆還想要第十一個包，他糾結這第十一個包到底該不該買。

我告訴他，這是個偽問題。真正的問題在于他朋友的妻子可能存在危機感和不安全感，或許心里對丈夫有怨氣，這些內心的情感問題才是關鍵，而不是包的問題。

同理，人生意義其實也是個偽問題，真正的問題是如何把人生過好。對于這個問題，孔子、老子、釋迦牟尼、亞里士多德等先哲早已給出了諸多答案。實際上，答案就隱藏在我們自身的感受、與他人的關系以及所做的事情之中。

我發現，積極心理學所采取的方式與中國古人的方式不謀而合。中國古人從不糾結人活著是為了什么，因為我們堅信人生本就具有意義。

這體現了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巨大差異：中國人秉持天人合一的觀念，認為天的意義、真理就蘊含在人自身之中，我們生來就帶有“天”的一部分，并非一張白紙，而是降生于一個充滿意義的網絡之中。

我們的身份既決定了我們擁有的權利，也規定了我們應盡的義務，而將這些權利和義務充分展現出來，就是我們人生的意義所在。

西方人則不同，他們主張天人二分，認為自己與“天”是分離的，因此必須去尋找“天”，無論是尋找上帝還是真理。由于“天”不在自身，所以他們一直在苦苦追尋。

若有上帝作為依托還好，可當上帝的可靠性受到質疑后，要找到一個能替代上帝的東西談何容易，人類至今都還在探索。

最終，中國文化讓我豁然開朗，我回歸到孔子、孟子等先哲所倡導的精神境界。《論語》中說“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如果我們能做到這些，就是擁有了有意義的人生，而無需非得在外界尋找一個所謂的答案。

中國人認為，我們自身就是答案，無需向外尋求，因為我們本心具足，一切意義都蘊含在自己身上。

這便是中國文化給予我的最大啟發，也幫我解答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問題。

三、當代人的困境：

思慮太多，行動太少

1.心理問題的根源：基因與環境的不匹配

以飲食為例，在古代社會，甜的、香的、油多的高熱量食物十分匱乏，所以我們的身體本能地偏好這類食物。然而在現代社會，繼續大量攝入高熱量食物就容易導致發胖等健康問題。

其實，在心理層面也存在諸多類似的基因與環境不匹配的情況。現代社會與人類進化的遠古社會相比，最大的差異在于現代社會過于優越，人類似乎“不配”如此美好的生活。

具體表現為過于安全、舒適、便利，同時危險卻極少。就像手機的普及，正如喬納森·海特在《焦慮的一代人》中所描述的，人類并不適應科技如此發達、便利且缺乏挑戰的社會。

事實上，人類需要生活在具有一定挑戰、壓力、不適感和痛苦的環境中。這聽起來或許有悖直覺，畢竟人們通常認為活著就是為了解脫痛苦，但沒有痛苦的生活反而會讓人難受。

因為人類在進化過程中，“出廠設置”就是要在各種危險環境中“打怪升級”，一旦缺失這個過程，就會渾身不自在。

而且在AI時代，這種情況可能會更加嚴重，現代社會的便利只是初露端倪，到了AI時代，會有更多巨大的誘惑，人們甚至可以足不出戶享受一切，幻想與明星談戀愛，或者體驗成為秦始皇、唐太宗等不同的人生，這種過度的刺激對心理會產生不良影響。

在應對這類問題上，中國文化提供了很好的“解藥”。西方文化無法完全解決這些問題，因為現代社會的很多做法都走向了極端。

比如，西方社會對孩子的保護就到了另一個極端。在美國曾有這樣一個案例，一位母親讓不到10歲的孩子獨自坐地鐵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被報紙報道后，警察甚至上門要剝奪這位母親對孩子的撫養權，這在我們看來是匪夷所思的。

我們并非否定安全的重要性，但任何事情走向極端都不可取。舒適固然重要，但過度舒適也不行。

中國人講究中庸之道，西方那種直線型追求極端、天人二分的思維方式，導致了理性壓倒感性，凡事追求極致且認為只有一個標準答案。

這種思維方式催生了現代科學、商業和法治社會，有其積極的一面，但也讓我們的心理狀態變得過于極端。

2.中國心法，對中國人心理問題的解藥

中國文化提出的“解藥”可歸納為認知、情感和精神三個方面。

① 認知解藥

在認知方面，彭凱平老師做了很多研究。一是整體性思維，二是辯證型思維，它又包含變化和矛盾共存兩個要點，并且由此可以推導出中庸之道。

在現代社會，中庸之道尤為重要，因為現代環境容易讓人走向極端，而技術也支持人們每天過著極端的生活，古代則難以做到。中國文化從根源上就倡導不要走極端，這有助于解決現代社會帶來的各種問題。

② 情感解藥

在情感方面，中國人對世界抱有一種正面情感。

我們認為天本善、人本善，這與西方文化中隱含的“天本惡”假設不同，這可能與我們遠古時期黃河流域相對較好的人文地理環境有關，而西方的上帝形象往往較為嚴酷，古希臘神話中的宙斯也多被認為是負面形象。

中國人認為上天有好生之德，會對世界和他人投射正面情感。這種對世界好壞的認知會極大地影響心理狀態，若認為世界是壞的，就容易緊張、焦慮、擔心。

盡管以前中國人物質條件艱苦，但仍有許多優秀的詩詞歌賦，如蘇軾的作品，古人能夠安貧樂道，追求孔顏之樂，正是因為本質上相信天地和人生是美好的。

此外，中國人強調情理交融。而西方人則強調理性壓倒感性，認為人的本能和感受是不好的，要靠理性去追求真理，如柏拉圖著名的洞穴比喻。

但現代心理學證明，感性的力量比理性更強大，情與理融合才能達到更好的心理狀態。

而現代人普遍存在思考過多、感受過少、行動過少、愛他人過少、思辨過多的問題，中國文化在這方面可以提供幫助。

③ 精神解藥

在精神方面，可總結為“厚德載物，自強不息”以及“道成人間”。前兩句話出自《易經》，梁啟超先生將其借來作為清華校訓。

中國人相信人來到世界上是負有使命的，我們身處一個已經構建好的意義網絡中，必須盡自己的責任。

而西方個人主義認為，人直接對上帝負責，當上帝不存在時，就無需對任何人負責，導致一些人可以隨意構建自己的人生意義，從而引發了一系列社會問題。

雖然現在大家常說中國人“太卷”，但這也有好的一面。中國在人均資源較少、經濟基礎薄弱的情況下，能創造經濟奇跡并進入小康社會，與中國人自強不息、有責任感、不斷提升自己的精神密切相關，體現了“日日新，茍日新，又日新”的修身之道。

同時，中國人強調厚德載物，重視人際關系和仁愛，現代心理學也有大量研究證明了良好的人際連接對心理的重要性，這與西方“他人即地獄”、視每個人為孤島的觀念形成鮮明對比。

再者，“道成人間”意味著我們不在彼岸世界尋找人生意義，而是在現實世界中實現人生意義。

因為在彼岸世界尋找意義往往虛幻且困難，只有在現實中腳踏實地過好每一天，才更有可能實現人生價值，而不是寄希望于突然頓悟找到人生的終極答案，畢竟所謂的終極答案可能是錯誤的。

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納粹士兵很多人帶著海德格爾的書，海德格爾鼓吹世界沒有意義，需要自己構建，而納粹將其與意識形態結合，導致很多士兵相信為納粹犧牲是有意義的。

這也是中國歷史上沒有宗教戰爭，而西方存在很多宗教戰爭的原因，因為中國人更注重把現實生活過好。

當然，我們并非完全站在中國文化這一方，而是主張中西結合。一方面要把日子過好，另一方面要有一些基于內在人生價值的超越性追求。

*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筆記俠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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