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羅河畔的“土皇帝”

1949年秋，隨著蘭州戰役的結束，馬步芳作為西北軍政長官的統治宣告終結。他并未遵從蔣介石要求其“死守西北”的指令，而是選擇了一條通往流亡的道路。當年8月下旬，他下令將多年搜刮積累的財富，包括據稱數量驚人的黃金、白銀、珍貴皮毛以及各種古董文物，分批空運。

其中最為人矚目的是動用數十架飛機，將據信重達數噸的金條從蘭州緊急運往南方。他本人則與超過兩百名的家眷、親信及隨從，乘坐包機先行離開蘭州，經由廣州，短暫逗留香港后，于1950年初抵達埃及首都開羅，隨后一部分家眷被安置在沙特阿拉伯的麥加。選擇埃及作為主要落腳點，部分原因可能與埃及在伊斯蘭世界的影響力以及當時相對寬松的入境政策有關。

抵達開羅后，他在開羅市郊購入一處帶有花園的豪華宅邸，并將其內部按照他在青海時的公館風格進行布置，墻壁上懸掛著大量從青海寺廟或民間搜刮而來的唐卡、刺繡以及鎏金佛像等藝術品。

他不滿足于此，為了更方便地滿足其生活需求，又長期包租下尼羅河畔一家高級酒店的整個頂層，將相鄰的數間豪華套房打通，改造成一個龐大的私人空間，供其與隨行的多位妻妾及侍從居住。在此“行宮”內，他延續著在國內時的排場，生活極度奢靡，每日宴飲不斷。

在一次于亞歷山大港舉行的僑商聚會上，馬步芳在酒后向人提及，自己當年在青海西寧的公館里，養有三百多侍女，并且每日僅用于她們購買化妝品的開銷就高達二十塊銀元。

這種言論傳開后，進一步加深了當地僑胞對他利用權勢搜刮民脂民膏的印象，使得馬家在當地華人社群中更加孤立。他似乎并未完全接受自己已是失去權力的流亡者這一現實，其行為模式仍然帶有濃厚的“青海王”印記，試圖在尼羅河畔復制昔日的權威與排場，但這終究只是脫離現實的幻影。

家丑豈能不外揚

馬步芳的侄女馬月蘭，在少女時期隨家庭一同流亡埃及，投奔伯父馬步芳尋求庇護。馬月蘭的父親馬步榮是馬步芳的兄長，早年去世，馬步芳因此對其遺孀和子女負有照看的責任。據稱在1957年，當時年僅18歲的馬月蘭在馬步芳的開羅宅邸中遭遇了不幸。

相關記述聲稱，馬步芳利用其家長權威和封閉環境，對失去父輩保護的侄女實施了侵害。事件發生后，據稱馬步芳并未表現出任何悔意或不安。有記錄提到，事發次日，他如同常人一般前往開羅著名的旅游景點吉薩金字塔群參觀，并且興致頗高地在獅身人面像前拍照留念。

馬步芳在青海統治時期，其強占民女、迫害異己的行為就已廣為人知，這種將權力濫用于私人領域的行為模式，似乎并未因流亡而改變。

父輩的戰爭與兒子的掙扎

在馬步芳沉溺于過往權勢幻影和個人欲望的同時，他的獨子馬繼援，則在流亡歲月中展現出一種試圖與父輩切割并尋求新方向的姿態。馬繼援并非紈绔子弟，他早年畢業于黃埔軍校第十五期，并在抗日戰爭及隨后的內戰中擔任國民黨軍隊的高級將領，曾任國民黨第82軍軍長，被授予陸軍少將軍銜。

作為馬步芳軍事力量的主要繼承者，他親身參與并指揮了國民黨軍隊在西北地區的最后抵抗，包括蘭州戰役等關鍵戰斗。戰敗流亡后，與父親的固守舊習不同，馬繼援似乎更傾向于適應新的環境。抵達埃及后，他選擇進入開羅大學攻讀阿拉伯語和穆斯林文化相關課程。在公開場合，他常常穿著西式服裝，努力學習當地語言，并嘗試參與一些學術或社交活動，試圖融入埃及的上層社會或知識分子圈層。

有報道稱，當在課堂或社交場合被問及關于國共內戰，特別是殘酷的西北戰場經歷時，馬繼援通常會避免正面回答，有時會以“戰爭是上一代人的事情”或類似的表述來回避深入討論。另有資料稱他時常獨自閱讀一本據說是1936年底至1937年初，在追剿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過程中，從一位犧牲的紅軍戰士身上繳獲的《古蘭經》。

與馬繼援的相對低調和試圖融入不同，馬家的女性成員則更直接地承受著流亡帶來的壓力和歧視。馬步芳的原配夫人馬琉蘭，在開羅堅持遵循西北穆斯林婦女的傳統，外出時常佩戴面紗。她的身份以及與馬步芳的關系，使她在日常生活中屢遭不便和羞辱。

在當地市場購物時，一旦被攤販認出身份，就可能面臨價格欺詐，甚至遭受當地人用阿拉伯語的公開議論和指點，稱其為“那個中國軍閥的太太”。尤為令人難堪的一幕發生在1958年開羅華僑社團舉辦的春節聯歡活動上。

當組織者宣讀捐款名單，提及“馬步芳先生及其家屬捐贈若干埃鎊”時，臺下有華僑公開表達不滿，直言這筆錢是“沾滿了青海人民血汗的錢”，場面一度十分尷尬。

沙特陽臺上的“末日審判”

1957年，臺灣當局任命馬步芳為“中華民國駐沙特阿拉伯王國大使”。這一任命在當時引起了一些爭議，但臺灣當局可能考慮到馬步芳的穆斯林身份、在中東地區的人脈關系（例如他曾于1938年、1942年兩次組織朝覲團前往麥加，并與沙特王室有所接觸），以及在冷戰背景下拉攏穆斯林國家的需求。

馬步芳并未珍惜這個能夠提供政治庇護和一定國際地位的職位，其個人行為最終導致了一場震驚中外的丑聞，徹底終結了他的政治生涯。事件發生在1961年的沙特阿拉伯港口城市吉達，當時“中華民國駐沙特大使館”設于此地。據多方報道，導火索依然源于馬步芳對其家族女性成員的控制和侵害企圖。

當時馬步芳再次試圖對其侄女馬月蘭（或據稱是馬月蘭的妹妹）圖謀不軌。為了反抗或揭露馬步芳的行為，馬月蘭在情急之下沖到了大使館官邸的陽臺上。她站在陽臺上，用漢語和阿拉伯語交替哭訴，向樓下圍觀的人群控告馬步芳的罪行，包括但不限于亂倫和迫害家人。

她的舉動迅速引來了大批當地民眾和一些外國人的圍觀，據稱人數達到近八百人。面對這突如其來的公開控訴和圍觀，身處大使館內的馬步芳惱羞成怒。情急之下，他抓起身邊的一本《古蘭經》，砸向陽臺上的馬月蘭。

書本在空中散開，從中散落出一些紙張。據稱，這些紙張是數張女性的裸體照片。有說法指認，這些照片是馬步芳早年在中國西北統治時期，強迫一位或多位漢族女性（有說法指是女學生）拍攝并私藏的。

發生在外交官邸的家庭倫理劇，加上涉及宗教象征物和不雅照片的元素，迅速被在場的媒體和人士傳播開來。《中東時報》等當地及國際媒體對此事進行了報道，引發了廣泛的輿論嘩然。沙特阿拉伯是一個嚴格遵循穆斯林教法的國家，此類事件在當地被視為嚴重敗壞風俗、褻瀆宗教的行為。沙特王室對此事件極為震怒，認為馬步芳的行為嚴重損害了外交使節的形象和沙特的聲譽，遂通過外交途徑向臺北的臺灣當局提出了強烈抗議。

面對來自重要邦交國的壓力和國際輿論的譴責，臺灣當局無法再包庇馬步芳，于當年迅速作出反應，宣布撤銷其駐沙特大使職務，并將其召回。這場發生在吉達大使館陽臺上的事件，被后人稱為“陽臺事件”或“陽臺丑聞”。

青海夢斷地中海

被撤職后的馬步芳，徹底失去了政治光環，生活也愈發落寞。他身邊的傭人回憶，他時常反復觀看一部拍攝于1938年的紀錄片《建設新青海》。影片中，年輕的馬步芳騎著白馬，意氣風發地視察水利工程，身后是十萬民夫用血肉之軀辛苦修筑的高原公路。

他早年的軍事生涯也并非全然是敗績，例如1933年聯合寧夏的馬鴻逵，運用“駱駝騎兵”出奇制勝，擊敗了企圖進入西北的孫殿英的裝甲部隊，這場“四馬拒孫”戰役的勝利曾讓他獲得蔣介石親授的中正劍。而在1945年日本投降時，他一面下令西寧全城商鋪懸掛國旗慶祝，一面卻躲在公館里清點從藏區部落收繳來的大量麝香——這些珍貴的藥材，后來成為他在中東打通人脈關系的硬通貨。

臨終前，病榻上的馬步芳據稱突然掙扎著想要起身，用嘶啞的臨夏方言狂亂地嘶吼：“把青馬（指青海軍閥馬家軍）的旗子插到天山上去！”這句充滿殺伐意味的嘶吼，嚇得旁邊的埃及護士打翻了藥盤，以為這位異國老人在念著什么可怕的詛咒。他最終也未能魂歸故里，客死他鄉。

時至今日，在開羅的老城區，偶爾還能遇到一些帶有甘肅口音的回族后裔。他們行事低調，謹慎地自稱為“馬哈茂德家族”。當地的導游在介紹時，仍會指著他們說：“看，那就是過去那個中國軍閥的后代。”馬繼援的孫子侯賽因，后來在著名的愛資哈爾大學教授漢語。課堂上，好奇的學生們最愛追問他：“教授，您的曾祖父，真的像傳說中那樣霸占過五千個女人嗎？”

面對這樣的提問，侯賽因只能報以苦笑，然后翻開課本，繼續講解“絲綢之路”的章節。那條古老的商道，曾見證過馬家先祖護送左宗棠收復新疆的功績，但那段尚算榮耀的歷史，早已被馬步芳的惡名所徹底淹沒，消散在尼羅河的滾滾波濤之中。

參考資料：[1]劉景華.馬步芳軍閥集團興起的社會歷史背景[J].青海社會科學,2007(5):123-126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