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政治”，一個被無數政治家、外交家掛在嘴邊的詞，多用來抨擊政敵的幼稚、異想天開，并彰顯自身的成熟冷靜、低調務實。英國歷史學家約翰·比尤則試圖突破這些政治話術的羅網，從歷史當中還原“現實政治”的真實含義。

新近出版的《現實政治史：從馬基雅維利到基辛格》一書，通過梳理概念內涵的演變史，以及俾斯麥、張伯倫、基辛格等人的政治思想與外交實踐，比尤挖掘出“現實政治”所不同于“強權政治”“世界政治”等術語的獨特力量，并強調了更廣義的現實主義外交策略在當今世界的重要價值。作者對德、英、美等國的重要外交思潮，如綏靖主義、孤立主義、俾斯麥主義、納粹主義，有極為精彩細致的剖析。

當前，現實政治再次受到追捧。它最近一次回歸的原因卻并沒有那么神秘莫測。冷戰結束后，樂觀主義與勝利之感悄然融入英美兩國的政治思想，并在2003年達到頂峰，而現在，卻已被“歷史的回歸”“地理的復仇”“夢想的終結”這些思想所取代。20世紀90年代，一些人認為現實政治已經過時，它只是冷戰時期的遺物，或是終將被扔進歷史垃圾箱的“必要之惡”（necessary evil）。然而，意識形態的衰竭、經濟衰退、軍事的過度擴張以及中東、東歐和太平洋地區接連發生的危機，共同促成了它的再度流行。

本書首次全面梳理了現實政治概念的歷史。它源于德國，后進入英美兩國的主流政治話語。在沖突不斷的時代，人們習慣于從歷史中尋找指引，或是從過去的知識寶庫中尋求武裝自己頭腦的方法。長遠來看，這意味著關于政治、戰略和外交政策的爭論可能多少帶有周期性。

西方政治話語對現實政治的接受度的消長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與之密切相關的是，尼科洛·馬基雅維利的著作周期性地被“重新發現”，尤其是那部首次發表于1532年的《君主論》。與以往一樣，一旦世界形勢變得挑戰重重，便會有一大批關于這位佛羅倫薩政治家的新書問世，其中包括菲利普·博比特和托尼·布萊爾的幕僚長喬納森·鮑威爾的著作。正如邁克爾·伊格納季耶夫所言，我們正處在又一個“馬基雅維利時刻”，在這種形下，“出于公眾的需要，必須采取行動，但是這些行動可能會被個人道德或宗教價值觀譴責為不公正或不道德的”。歷史上，我們曾經歷多個“馬基雅維利時刻”。19世紀中期出現在德國的那一次則提供了現實政治概念誕生的歷史背景，因此我們不必為這兩個表述經常同時出現而詫異。

對于許多人來說，馬基雅維利依舊是公認的現實政治之父—他的名字最為頻繁地與現實政治聯系在一起。然而近年來，馬基雅維利之后的一些被認為踐行了現實政治的重要人物也重獲聲望，其中包括1812年到1822年擔任英國外交大臣的卡斯爾雷子爵，以及同時期任奧地利帝國外交大臣，并在1821年至1848年擔任奧地利帝國首相的克萊門斯·馮·梅特涅伯爵。在1957年出版的《重建的世界》一書中，亨利·基辛格就描述了1815年拿破侖·波拿巴戰敗之后，卡斯爾雷與梅特涅為穩定歐洲立下的汗馬功勞。此外，現實政治也和普魯士宰相奧托·馮·俾斯麥緊密聯系，他于1871年打敗法國后實現了德國的統一。在一本探討現實政治的書中，俾斯麥理所當然應被放在顯著的位置上，但正如我們將看到的那樣，將他視為現實政治的首要理論家是錯誤的。

一般意義上，現實政治總是把19世紀的政治家和20世紀（尤其是冷戰時期）美國外交政策領域的顯赫人物聯系在一起。被譽為美國外交現實主義典型代表的喬治·凱南就是專門研究俾斯麥外交政策的學者。起初，基辛格打算在他后來以“重建的世界”為名出版的博士論文中專門用一個部分來寫俾斯麥，但此事他后來才完成，而且后文會提到，基辛格對俾斯麥的看法與凱南并不一致。如果馬基雅維利被廣泛視為現實政治之父，那么基辛格則應被視為現實政治在當代最杰出的扛鼎者。

因此，我們在談論“現實政治的回歸”時，無須為基辛格的名字總是如影隨形而詫異。基辛格在2014年出版了《世界秩序》一書，前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為此寫了一篇兩千字的書評，對于基辛格在預判外交政策方面的影響力，這篇精心撰寫的書評就是最好的佐證。但要斷言基辛格就是俾斯麥現實政治傳統的繼承人，恐怕也是一種誤導，我們對此將做進一步探討。

現實政治誕生之時，歐洲正處于一片黑暗之中，而且它誕生自德國這個兩次世界大戰的元兇，因此，在英美政治話語中，現實政治總是處于一種尷尬的位置。對于這個詞的使用，無論正面與否，都能很好地反映出英美兩國的世界觀。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下簡稱為“一戰”）之前，現實政治這個詞就已經出現在英語中。盡管一百多年來，這個詞在英美關于外交政策的辯論中頻頻出現，但始終被視為一個具有異域特色的外來詞。因此，即便英美兩國都曾經積極推行這一概念，它始終還是會引起不快。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和70年代的美國，社會背景截然不同，但是二者外交政策的批評者都嚴詞譴責本國政治家和外交官對現實政治的推崇。這個刺耳的日耳曼新詞始終讓人難以接受。正如現實政治的批評者、德裔美國人彼得·菲爾埃克在1942年寫到的，這個詞的“發音帶有一個冗長、低沉和刺耳的‘r’音，暗含著‘冷酷無情’（r-r-ruthless / r-r-rücksichtslos，這是希特勒最鐘愛的形容詞）和‘現實’（r-r-realistic / r-r-realitsich）的意思”。可能有人會拿它和外交界的傳統語言法語進行對比，最明顯的例子莫過于“緩和”（détente）這個詞，它聽起來就順耳多了。

在過去十年中，出于各種各樣的原因，現實政治已經失去了部分消極含義。首先，大國之間再度呈現對抗局勢，國際秩序也遭到了破壞，這不禁讓人們對比現在與過去，尤其是19世紀的歐洲：在那個列強相互角力的時代，現實政治被視作一種有效的治國方略。其次，后冷戰時代英美外交政策中的理想主義過剩，需要現實政治這劑藥方，即政策應該回歸“現實”，而非“烏托邦”。在此階段，現實政治被視為一種冷靜審慎的治國方略，與天真的理想主義形成了鮮明對照。

如今，這種現代版現實政治有了一些新朋友，還出人意料地有了一些倡導者，而這在從前是不可能的。可以說，現代以來哪怕最推崇自由主義的白宮主人，也同其前任一樣，在外交政策領域是自覺自愿的“現實主義者”。因此，現實政治對于民主黨人來說，已經不再如20世紀70年代和90年代那樣是個骯臟的詞了。奧巴馬總統的首任白宮幕僚長拉姆·伊曼紐爾2010年4月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他說道：“每個人都想給人貼上理想主義者或現實主義者的標簽。如果非要這樣給他（奧巴馬總統）戴個帽子的話，他更加偏向現實政治，就像美國第四十一任總統老布什一樣……在事關國家利益的問題上必須現實而冷血。”2012年5月，德國《明鏡》周刊刊登了一篇文章，宣稱奧巴馬總統“是最出人意料的基辛格式現實政治的接班人”，文章引用《國家利益》雜志編輯的話，大意是他“在開始談論外交事務時，甚至會帶德國口音”。

現實政治作為一個褒義詞重新進入大眾視野之中大概可以回溯到2005年，那是美國主導入侵伊拉克之后最困難的時期，在阿富汗的作戰也從那時開始分崩離析。然而，現實政治在實踐中到底意味著什么并不是很明確。作為卡斯爾雷勛爵的傳記作者，我自己也在許多場合使用過這個詞，但只是用來盡可能寬泛地描述卡斯爾雷外交政策的各個方面，對其實際起源并沒有考慮太多。然而，在關于當代外交政策的一系列辯論中，當卡斯爾雷作為現實政治的代表人物被提及時，我時常認不出他們口中所描述的是哪個卡斯爾雷。我還注意到，在過去，比如20世紀30年代，人們常常用歷史事件來與當代的外交問題做類比，但是他們類比的方式并不完全準確或者具有啟發意義。20世紀30年代末，時任英國首相內維爾·張伯倫對卡斯爾雷及其繼任者喬治·坎寧的外交政策了如指掌。在為綏靖政策辯解時，張伯倫就搬出了這些前輩的政策作為現實政治的例證。然而，這也未能避免1938年1939年英國外交政策的災難性失敗。換句話說，這個概念比我預想的更為模棱兩可、難以把握。因此，我們必須謹慎對待它。

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有一點可以明確：現實政治是個出自另一種語言的外來詞，它被頻繁使用，但是很少有人真正理解其含義。在當今時代，它被用來表示某種立場和態度，或者某種哲學傾向，而非那些實質性事物（比如某種執政方式或者國際關系理論）。當然，指望當代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和執行者熟知他們所使用的每個詞的出處未免荒誕無稽，然而，動輒跑到圖書館里對問題尋根究底或許正是學者的典型做派。1934年，英國歷史學家A. J. P. 泰勒寫道：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基于一系列假設，這些假設在制定政策的政治家頭腦中早已根深蒂固，對他們來說都是“不言自明的，根本無須多費唇舌闡述”；如此，歷史學家就要負責“闡明這些假設，并探尋它們對日常政策制定的影響”。

在英美政治話語體系中，現實政治一詞的使用總是帶有黨派偏見，因此其真正含義仍不明晰。一方面，正如此前提到的，它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是個貶義詞。亨利·基辛格曾評論道：“為了便于選邊站隊，現實政治這個來自德語的詞經常被用來諷刺那些現實主義外交政策的倡導者。”很重要的一點是，基辛格本人通常會回避使用現實政治這個表述，我們在之后的章節會對此進行深入討論。事實上，他在使用這個表述時，會傾向于突出它的缺陷。與基辛格相比，其他人更能接受這個標簽。有些人會自豪于身為現實政治的信徒，并且還傾向于譏諷對手是天真的理想主義者。過去，現實政治的批評者都被抨擊為“威爾遜主義者”（Wilsonians）；最近，他們又被歸為“新保守主義者”（neo-conservatives）一類。如此一來，現實政治就成了熟諳世故的標配，旨在表明自己老成練達、熟知歷史，并以此與那些愚蠢的空想家有所區別。2010年，歷史學家羅伯特·卡根在關于奧巴馬總統具備現實主義者資質的討論中曾說道：“我會把問題留給那些自詡為現實主義者的人，請他們詳細解釋一下‘現實主義’與‘現實政治’的根源和含義到底是什么，這個問題一直讓我們的記者和政治家十分困惑。”卡根的觀點與基辛格一脈相承，他認為那些自稱為現實政治家的人都是在自鳴得意，旨在將對手貶低為不切實際、不諳世事和不學無術的人。

政治家會盡量使用契合自己政治議題的語言，這本來也無可厚非。事實上，如果說現實政治鮮有能令眾人滿意的定義，問題也是出在別的地方，更多是因為除了少數引人注目的例外，國際關系學者都不大關心它的歷史根源。在大多數情況下，現實政治也可表述為“現實主義”（realism）、“現實主義者”（realist）或“國家理由”（raison d’état），然而，這些表述本身的含義就不是很明確。盧西恩·阿什沃思也曾寫道，老問題依然存在：國際關系學者有時“疏于深入辨析自己學科領域中的概念”。本書贊同劍橋學派（Cambridge school）在思想史研究中所持的基本準則，那就是對政治概念及相關政治話語的理解應回歸到其產生的歷史時代。它們都應當被視為特定時空的產物，而不是永恒“真理”的化身。

這不僅僅是一次學術操演。劍橋學派最具影響力的學者昆廷·斯金納認為，歷史學家能發揮的一個重要作用就是“發掘我們的知識文化遺產中被忽略的寶藏，并將它們再次展現在世人面前”。斯金納也告誡道：“有時這也使我們很難擺脫自己思想文化遺產的魔咒。”換言之，我們都像“著了魔”一樣，堅信“主流思想傳統留給我們的看待某些理念的方式必定就是對待它們的正確方式”。這個告誡對于我們現在所做的一切或許意義更為重大。你將會看到，現實政治的歷史早已因那些狂熱的信徒而變得面目全非，他們堅信自己才是現實的守衛者。我們可以先在這里澄清一些常見的誤解。首先，現實政治本身經常被認為與治國方略一樣古早，但事實并非如此。此外，也不能將其與一般意義上的“現實主義”混為一談。喬納森·哈斯拉姆的《馬基雅維利以來的現實主義國際關系思想》是近來對這一概念闡述得最到位的專著，書中明確指出：現實政治在“現實主義”傳統中確實占有一席之地。雖然經常被混用，但是現實政治同國家理由、追求“國家利益”或馬基雅維利主義有明顯區別。26 現實政治概念出現的時間并不長，只有一百五十多年。德國新聞記者和自由派活動家奧古斯特·路德維希·馮·羅豪在出版于1853年的專著《現實政治的基礎》中首次提出了這一概念，并于1869年出版了該書的第二卷。如今，羅豪幾乎已被世人遺忘，不過，我們將會看到他的著作對后世的影響有多么深遠，又存在多少爭論。

本書的第一個目標最好能被理解為一種重新發現現實政治的嘗試。第一部分首先揭示了19世紀中期歐洲現實政治的根源，接著會勾勒出這一概念的綱要，并根據路德維希·馮·羅豪在其兩卷專著中試圖向讀者呈現的那樣，對它做詳細闡釋。與其現階段的各種變體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最初的現實政治與其說是一種哲學思想，不如說是一種分析復雜政治問題的方法。羅豪認為，成功的治國之道有賴于政治家對當前特定歷史環境的正確把握。然而，預見并根據不斷變化的條件進行自我調整的能力同樣重要。觀念在政治中向來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并在民主時代日益重要。但這些觀念重要與否的判斷標準應該是它們的政治力量有多強大，而不是它們有多純潔或高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