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外頭那些話您千萬別往心里去。”1979年的一個秋日午后，李訥將一杯熱茶推到李敏面前，茶湯氤氳的熱氣模糊了姐妹倆的面容。李敏聞言放下手中報紙，指著標題笑出了聲：”咱們姊妹幾十年的情分，還能被這些碎嘴皮子攪和了？”玻璃窗外的梧桐葉簌簌作響，姐妹倆的笑聲驚飛了窗臺上啄食的麻雀。

這段鮮為人知的對話發生在北京西城區一處普通四合院里。彼時距離毛主席逝世已有三年，李訥剛走出人生低谷，而關于這對紅色姐妹的流言卻甚囂塵上。事實上，這對相差四歲的姊妹，早在1949年的春天就結下了不解之緣。當13歲的李敏穿著蘇聯帶回的列寧裝，局促地站在菊香書屋時，9歲的李訥早已蹦跳著撲進姐姐懷里，用新學的俄語單詞”姐姐”打破初見時的拘謹。

“爸爸說過，姐姐在外國長大，咱們要多教她說中國話。”晚年李訥憶及往事時，手指無意識地在輪椅扶手上劃著漢字筆畫。在蘇聯度過整個童年的李敏初回中南海時，連”水杯”都要比劃著才能表達清楚。李訥便成了姐姐的”小先生”，她將生字抄在樺樹皮上，帶著姐姐在豐澤園的桃林里認字。據當年警衛員回憶，常能看見兩個小姑娘蹲在假山后，用樹枝在地上寫寫畫畫，李訥教得認真，李敏學得專注，偶爾為某個字的筆順爭論不休，最后總要跑去問值班秘書討個說法。

這對姐妹的親密無間在1957年遭遇首次考驗。那年暑假，李敏照例要去上海探望母親賀子珍。毛主席特意囑咐：”帶上小訥，讓她也去看看賀媽媽。”當列車駛入上海站臺時，李訥突然攥緊姐姐的衣角：”姐，你說賀媽媽會喜歡我嗎？”李敏笑著將妹妹額前的碎發別到耳后：”媽媽早說過，你是爸爸的小開心果。”果然，賀子珍見到李訥便塞給她一包大白兔奶糖，這個溫情的細節被李敏記在日記本里，成為姐妹情深的見證。

特殊年代的風暴終究波及到了這對姐妹。1963年李敏搬離中南海那天，李訥抱著姐姐的枕頭哭成淚人。警衛員王景清回憶，當時18歲的李訥把自己關在屋里整整兩天，連江青都勸不動。倒是李敏臨走前留了封信，信紙被淚水洇濕的字跡仍依稀可辨：”小妹要記住，姐姐永遠是姐姐。”后來每當有人問及姐妹關系，李訥總愛提起這封泛黃的信箋，仿佛那薄薄一張紙能抵過世間所有流言。

1972年的寒冬對李訥來說格外漫長。剛經歷婚變的她獨自拉扯著襁褓中的兒子，每月78元工資要掰成三份花。某日清晨，李敏突然頂著鵝毛大雪敲開妹妹的家門，軍大衣里裹著半袋面粉和兩罐奶粉。”這是你姐夫攢的糧票。”李敏說話時睫毛上還凝著霜花。李訥后來在回憶錄中寫道：”那天我們圍著小煤爐烤土豆，大姐把最焦黃的那塊掰給我，就像小時候分糖果那樣。”

毛主席得知小女兒的困境后，特意從稿費中撥出8000元。有意思的是，他給李敏也準備了同樣數額的資助。財務人員曾建議給李訥多撥些，卻被老人擺手拒絕：”手心手背都是肉嘛。”這個細節常被研究者忽視，卻恰恰印證了毛主席對兩個女兒一視同仁的態度。當李訥揣著存折走出中南海時，李敏正等在紅墻外的槐樹下，姐妹倆相視一笑，挽著手去前門買了二兩什錦糖——這是她們兒時最愛的零嘴。

特殊時期結束后，外界對這對姐妹的關系愈發好奇。某次采訪中，記者刻意提起江青與賀子珍的糾葛，李訥突然挺直腰板：”母親是母親，我們是我們。”她撫摸著茶幾上的相框，那是1993年姐妹倆在韶山沖的合影。照片里，李敏正幫妹妹系圍巾，兩人鬢角的白發在陽光下泛著柔光。據現場工作人員透露，李訥說到激動處，手指重重叩在桌面上：”說我們姐妹不和的人，敢不敢來家里看看我們同蓋過的那床棉被？”

晚年的姐妹倆有個心照不宣的約定：每年12月26日要穿同色系衣裳去紀念堂。2010年那天，李敏因腿疾差點失約，李訥竟讓兒子開車繞了大半個北京城，硬是把姐姐從醫院接出來。當輪椅上的李敏與拄拐的李訥并排出現在漢白玉臺階前，在場群眾自發讓出通道。有眼尖的游客發現，兩位老人外套下隱約露出相似的絳紅色毛衣——那是李敏八十歲生日時，李訥親手織的禮物。

“前幾天還有人問我，當年父親給的8000元怎么花的。”李訥在最后一次公開露面時調侃道，”他們不知道，大姐分我的那半袋面粉，可比8000元金貴多了。”這話引得在場老同志哄堂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