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川啄木(1886-1912)可能是最受人喜愛的短歌詩人。千余年間,短歌是無數日本詩人參與創作的一種詩歌形式。啄木的短歌與其說是因為其美感而脫穎而出,不如說是因其個性而引人矚目,時至今日他的詩作仍能讓初讀者感到驚喜。他的詩作幾無借鑒任何人的作品,卻能別出心裁地傳遞出他的思想和經驗并附以令人驚奇的新鮮感。在他之前,有無數詩人在短歌的三十一個音節中描繪四季的變遷或因愛而起的渴望等主題。石川的作品卻很少觸及這些常規的主題,而他也無意用自己的原創性來打破短歌的傳統。與之相反,他堅持用三十一個音節來創作,一如兩千年來其他短歌詩人所做的那樣。雖然他經常撰文敦促詩人們用當代的語言來創作,但他的短歌卻依舊用古典日語寫成,哪怕是在描述一個明確無誤的現代人的思想。他很像法國的現代主義詩人,他們雖然下決心革新舊詩,但還是會押韻和采取傳統形式,例如十四行詩那樣。
石川啄木(1886年2月20日-1912年4月13日)
盡管短歌詩人可用的音節不多,但短歌的意向依舊洋溢著豐富多彩的美感且飽含深意。可供詩人使用的詞藻是由許多世紀前公家貴族所規定的,以期確保優雅,但這種規定也限制了主題。事實上,短歌詩人都會公開引用前人作品,不參考過往作品的詩作也多不受褒揚。短歌詩人大多沒什么驚世駭俗的想法,他們只是對自己所熟悉的主題不斷進行變奏而已,沉迷于對舊詩的微妙改編及其隱晦透露出的新鮮感。
不過,短歌千篇一律的主題并不適用于十余位偉大的短歌詩人。即便是那些傳統的主題,他們的作品也能令人流連忘返。雖然十四世紀連歌和十七世紀俳句的興起給了詩人更多主題和語言的自由,但既沒有讓短歌消失,也沒讓短歌產生大變化。直到十九世紀末,才開始有人高聲呼吁摒棄過往的遺產,創作屬于明治時代眾人的詩作。
正岡子規[1](1867-1902)是這場運動的領導者。他的作品很少描繪櫻花、秋葉之美以及其他可愛但爛俗的詩歌主題。相反,他會在詩作中敘述他自己的認知與感受,卻不會擔心這類詩作可能會讓守舊的讀者覺得缺乏詩意。子規堅持用現代日語進行寫作,把短歌和俳句帶入了新時代。這才讓這兩種日本傳統詩歌形式免于被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后蔓延日本的歐陸思潮所吞噬。
不過,這些并沒有讓正岡子規成為一位現代詩人。因為他很少會像現代詩人那樣吐露自己內心深處的情感,也很少用第一人稱提到自己。他最有名的短歌需要讀者理解未曾明言的背景:子規在他病重而臥床不起時寫下了這些作品,卻至死都沒有透露創作這些作品時的心路歷程。
與正岡子規不同,石川啄木是一位真正意義上的現代詩人。大約六十年前,京都大學的哲學教授高坂正顯告訴我:他深信啄木是第一個現代的日本人。這句話在我的記憶中揮之不去,盡管當時我對啄木的作品還不了解,以至于無法理解究竟是什么讓他如此“現代”。
雖然很難講清究竟哪些特征能讓詩人顯得現代,但啄木的詩作則無需多言。例如:
跟我相像的兩個朋友,
一個是死了,
一個出了監獄,至今還病著。
顯而易見,這首的主題是早期短歌詩人從未寫過的,一名死者、一名剛出獄的人,還有一個生病的人。而啄木的經歷與上述所有人都相似:
如同在曠野里走的火車一樣,
這個煩惱啊,
時時從我心里穿過。
啄木在這首詩中將腦海中閃現的痛苦比喻成一列在荒原上疾馳而過的火車。在啄木之前,肯定沒有人用過這樣的比喻。
不能忘記那頰上流下來的
眼淚擦不去的,
將一握沙給我看的人。
在啄木最著名的詩集《一握沙》的前十首中都出現了“沙子”一詞。這首詩暗示了時間的流逝,如同沙漏中的沙子。盡管啄木并沒有直言他目睹那位哭泣者時的心情,但卻能讓我們感同身受。
啄木認為短歌是詩的理想形式。他并不贊成同時代詩人的觀點:在歐陸的影響下,他們認為簡約的短歌會限制表達。而啄木堅持認為:簡約的短歌允許詩人在靈光閃現之時就能馬上寫出一首來。而短歌的簡約形式也讓詩人不會過度夸張渲染自己的情緒,因為沒有第二節來重復那些已經表達過的內容。
啄木寫其他形式的詩時有時會使用現代日語,但他所有的短歌都是用古典日語寫成的。盡管有時會讓這些作品難以理解,尤其是在當下,古典日語不再是日本教育重要一環的時候,但啄木依然愿意使用這些不常見的詞藻或其過往的意涵。即使他的某一首詩難以理解,但其要旨仍能被感知到。
當我們今天閱讀啄木的詩作和日記時,可能會忘記他是在一個世紀前去世的。盡管日本在此期間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變,但啄木與我們現代人之間并沒有任何隔閡。有時我們可能會驚訝于他的坦誠,特別是在他日記中,他甚至會比如今大部分作家都更坦誠地揭露自己的缺點。以下引自他的《羅馬字日記》(1909年)足以說明他的坦率:“為什么我決定用羅馬字來寫這本日記?為什么?我愛我的妻子。正是因為我愛她,我才不想讓她讀這本日記。不,這是個謊言!我愛她是真的,我不想讓她看這個也是真的,但這兩件事并不相關。”
雖然不如他的詩作流傳范圍大,但啄木的日記是他最令人難忘的作品。因為它是每天都會寫的,之后也沒有重寫過,所以難免會摻雜某些他因一時興趣而寫的段落,但無一例外也都是關于文學旨趣的。即使是干了愚蠢、可悲的事,啄木仍會毫不猶豫地坦率示人。他在寫日記時并沒有考慮誰會是讀者,也不會在日記里做懺悔。他偶爾會在小說中使用日記中的材料,但從未長篇摘引,況且這樣的運用也并不成功。這些日記每天要花費大量時間,自然是啄木最珍貴的財產。當他喪失一切時,他留下了自己的日記。之后,當他意識到自己不久于人世時,他曾要求一位友人在其死后燒掉日記,但他自己從未嘗試燒掉它們。他還曾讓他的妻子節子在他死后燒掉日記,幸運的是她并沒有這么做。
當啄木于1912年去世時,他并不為公眾所熟知。然而,此后這么多年來,有超過一千本專著和傳記來介紹他的生涯和作品。如今他已被認為是現代日本文學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
《一握沙》初版
石川啄木出生于巖手縣一個叫日戶的小村莊。一般認為他生于1886年,但一些學者根據啄木的備忘錄和他妹妹的回憶,主張他生于1887年。他的父親石川一禎(1850-1927)是日照山常光寺的住持。不過,啄木自己從未提到日戶是他的出生地。以至于直到1955年,他所居住過的其他地方都已立有紀念碑后,日戶才有了他的紀念碑。現在的紀念碑上刻有啄木學生時代的好友金田一京助(1882-1971)的銘文。他是第一個指出傳記作者搞錯了啄木的出生地的人,之前的傳記常將啄木的出生地錯記為澀民村。
啄木之所以不愿意提到日戶的一個可能原因是在他死后二十年左右才被發現的。當地村民指責他的父親侵占了獻納給寺廟的錢財,而這些錢財原本是用來救濟貧窮信眾的。在此陰影之下,他的父親離開了日戶。此外,一禎被指控利用這筆錢進行貸款并收取利息,還被指責擅自售賣寺廟的林木并用所得購買了貴重品,還帶去了下一個落腳地。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齋藤三郎造訪日戶時曾發現,當地一些年邁的村民對一禎的行徑仍感到憤怒并將這種不滿的情緒延伸到他的兒子啄木身上。現在很難認定對一禎的這些指控是否能坐實。不過,他的傳記作者認為他或許曾大手大腳地濫用了這筆錢,還認為啄木從他父親那兒繼承了這個花錢大手大腳的毛病。
啄木的出生證明上并沒有確認他是一禎的兒子,而是被記為他母親工藤葛(1847-1912)的私生子,名字為工藤一。雖然日本政府在1872年允許此前大部分宗派堅持獨身的佛教僧侶結婚,但不贊成乃至鄙視僧人結婚者在民眾中仍大有人在。啄木出生時,石川一禎作為一名十歲皈依禪宗的低級僧人對自己的未來如何并沒有底,很可能為保住自己的職位而選擇隱瞞這段婚姻,哪怕這會讓他的孩子被貼上私生子的標簽。實際上,啄木兩個姐妹出生時也被登記為“沒有父親”。
1887年,位于更繁榮的澀民村的曹洞宗寶德寺的住持突然去世,而他的孩子年幼無法繼承寺院,于是石川一禎被任命為下一任住持。此項任命是葛原對月 (1826-1910)安排,葛原對月不僅是一禎的授戒法師,與一禎秘密結婚的也正是他的妹妹。不少信眾認為一禎對這么一座大寺來說太年輕和缺乏經驗了。另一些人則對前任住持家人的境遇感到遺憾,他們被迫離開寺廟,并陷入貧困。而一禎的書呆子風格和對詩歌創作的癡迷也讓信眾感到不滿。
啄木尚在襁褓時,就被從日戶帶到了澀民。1892年,一禎或許是因為受到自己新職位的鼓舞,他開始承認自己已婚的事實并將自己的姓氏“賜”給了他的妻子和孩子們,只是對外還是聲稱這些孩子是收養的,并非親生。一禎承認已婚的事實刺激了他的反對者。不少信眾指責他對增加當地民眾福祉毫無興趣。不久之后,又有流言蜚語稱其擅自挪用寺廟的錢財,而他則強烈否認有任何不當行為。盡管當地大多數信眾接受了他鄭重其事的自辯,但一禎追隨者和反對者之間的爭端依舊持續了很多年。
啄木五歲時上學。當時他被稱為工藤一,一年后改名為石川一。澀民村小學是應1872 年日本政府命令而建立的,當時要求日本每個兒童從六歲起(按西方的算法是從五周歲起)至少要讀四年書。當然在此之前,日本就有學校存在。但平民的孩童除了基本的讀寫外,幾乎學不到什么,此外可能還有一些基本的算數,以便能算賬。對于武士階級的孩童來說,他們也會在一些學校里花大量時間來學習儒家思想。這類對研究儒家著作至關重要的古典漢語知識也是武士身份的重要標志。
隨著明治維新的推進,日本在1868年后開國,日本政府清楚表明:僅靠儒家智慧并無法使日本在現代世界占有一席之地。在年輕的明治天皇登基之初,就承諾:“求知識于世界,大振皇基。”1872年頒布的《學制令》[2]兌現了這項諾言,決定在日本全國范圍內興建學校、向孩童傳授科學、地理、英語和其他非傳統科目,不問階層出身。
大約十五年后,到了啄木所處的時代,連日本偏遠地區的學校也能提供堪與西方發達國家相當的小學教育。這種顯著的教育躍升,使啄木獲得有關詩歌和生活的豐富知識。而他的學習速度則是令人驚訝的。
啄木最初就讀的小學就設在他居住的寶德寺院內。由于缺少可用于教授新知識的教室,佛教寺廟(最大的可用建筑)往往被改造成學校的校舍。起初,啄木的學習成績很糟糕。或許是與生俱來的叛逆精神和對戶外活動的熱愛使他不愿意遵守學校的紀律。不過,他的成績很快就日漸提高,畢業時他的成績在班上已經名列前茅。
事實上,啄木的成績比他的同學好得多,以至于他們把他稱為天才,這個外號在他的余生中一直伴隨著他。偶爾他甚至會自稱天才,但他越來越意識到神童的美好預期和他被迫承受的生活之間的痛苦反差。他用這些詩作來表達這種反差:
那時候神童的名稱
好悲哀呀,
來到故鄉哭泣,正是為了那事。
然而,啄木在澀民的童年時代,大部分時間都是愉快的。他享受母親的寵愛,以及很多朋友的推崇。不過,他的歡愉并非來自人,而是來自山間田野。他是一個“自然的孩子”,正如他妹妹光子所描述的那樣。他經常回憶他兒時的快樂:
澀民村多么可懷戀啊,
回想里的山,
回想里的河。
他還會懷念澀民當地鳥兒的歌聲:
布谷鳥啊!
圍繞著澀民村的山莊的樹林的
黎明真可懷念呀。
他特別喜歡寶德寺周遭樹上啄木鳥的聲音。1902年,在他十六歲的時候,他發表了一篇關于啄木鳥的十四行詩,嘗試用這種外國的詩歌形式來寫作。事實上,啄木深深著迷于啄木鳥,甚至將“啄木”這兩個字作為自己的“詩名”。
曾經有人問他,為什么放棄了早先的另一個更有詩意的名字,而選擇了“啄木鳥”的意象,這種鳥的外形和歌聲并不被日本詩人所贊美。他如此回答道:
我的窗外是一片漆黑的森林。在它的深處,無論是哪個季節,總能聽到啄木鳥穩穩啄樹的聲音。這種聲音來自森林的中心,在任何時候都在作響,如同柔和的鼓聲,就像從古代傳來的回聲,令人喜愛的聲音。它治愈了我的春病,無論我因頭疼而靠著枕頭休息,還是在朗誦詩歌解悶,甚至在我正閱讀心愛的瓦格納時。這聲音無論在白天還是黑夜都能撫慰我,而當我聽到它是,無論何時都會感到一股壓抑不住的創作欲——一種在我體內噴涌而出的純粹快樂,一種可以沖淡寫作倦怠的快樂。這就是為什么我把“啄木”作為我的名字。
當他離開澀民、遠離啄木鳥后,啄木仍繼續懷念這個村莊。盡管他在這兒居住的時間僅僅是從1887年到1903年。隨著他越來越意識到澀民歲月可能是他人生中最快樂的一段日子,他對此的懷念之情更與日俱增。他那些關于童年的詩都是最明朗的:
夜里睡著也吹口哨,
口哨乃是
十五歲的我的歌。
石川啄木居住地
啄木在澀民的家人除了他本人外,還有他父母、他的妹妹光子(1888-1968)。在光子的回憶里充滿了啄木如何不善待她,乃至殘忍的抱怨。她顯然對母親更偏愛哥哥而感到不滿。
啄木很少寫他童年時與伙伴們的關系,而他的詩還顯示他和自己父親也并不親密:
父母和兒子,
懷著不同的心思,靜靜對著,
多么不愉快的事呀。
父親與我彼此無言,
在一個秋夜,
回家的路走了一半。
悲哀的是我的父親!
今天又看厭了報紙,
在院子里同螞蟻玩耍去了。
盡管父子間并不親密,但一禎很高興能有一個兒子,盡管他似乎并不指望啄木能夠繼承他在教派中的地位。住在寺廟的啄木經常能聽到父親念經,但并沒有接受過任何佛教禪宗的教育,甚至都沒有學過拜佛的重要性。不久之后,他就自稱是無神論者了。
然而,他的父親則可能在無意間促成了啄木詩歌天賦的覺醒。一禎自己就是一位老派的短歌詩人,留下了近四千首作品。他還為一些詩歌雜志寫文章。這對一名鄉下僧人來說是很不尋常的。啄木可能是在看過這些雜志或他父親的詩作后,萌生了寫詩的念頭。不過,沒有任何一首他童年時代的詩作存世。
這個世上,啄木最愛的人可能是他的母親,盡管他的日記從未直接表達過這種愛,甚至也未曾流露感激之情。他的母親的家庭背景要優于父親,她在小學時成績很好,但婚后沒有再接受教育。在啄木最長的有關母親的敘述中(在《羅馬字日記》中),她已近乎文盲。他引用了一封母親寄來信中的內容,信里講述了家中如何缺錢。她向啄木求助,哪怕一日元也是好的。她寫道“如果我們沒有得到你的答復,那我們就完了”,啄木接著評論道:
我母親的信中,滿是扭曲的字體和拼錯的假名。除了我自己,大概沒人能讀懂這封信。有人告訴我,母親以前在盛岡仙北的學校讀書時,是班上最聰明的學生。但在與我父親四十年的婚姻生活中,我懷疑她一封信都沒寫過。她寫給我的第一封信是在前年夏天……今天是我來東京后收到的第五封信。信中的錯誤比第一封要少,字也寫得好了一些。多令人悲傷啊,我母親的信。
根據啄木在日記中提到父母的次數,研究者齋藤三郎得出結論的是,啄木對母親的愛至少是父親的七倍。不過,啄木生活中扮演過重要角色的宮崎郁雨(1885-1962)則曾認為啄木與母親的關系有些“不健康”,盡管他沒有明說。他在1908年見到她時,留下了負面的印象:
他的母親看起來像一個老巫婆。她非常瘦小,而且痛苦地彎著腰。坐著的時候,她看起來不比一個女孩大,但她的體態很有特點。額頭很飽滿,就像啄木的一樣。她蒼白的臉是葫蘆形的,鼻子和嘴甚為平常。她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她的白發。看著她的臉,我想,她年輕時可能很美,但只要有什么事讓她不高興,她就會在言談中透露出一種令我不快的逆反天性。
盡管他的母親身材瘦小,但她卻會毫不猶豫地說出她的喜好與厭惡。但她首先致力于讓啄木感到快樂。這種關心可能要追溯到啄木的嬰兒時期。他出生時體弱多病,他的母親非常害怕失去她唯一的兒子,所以她會允許他任性,害怕責罵他可能會導致他發脾氣,甚至死亡。
光子將她母親對啄木的感情描述為“盲目的愛”。她回憶說,為了能讓啄木長力氣,她的母親會給他喂其他人都吃不到的美味佳肴。她從不責罵,無論啄木如何調皮搗蛋。他的父親則比較嚴厲,有一次他嚴厲地責罵了啄木。對于這種突如其來的家長權威,這個小男孩被嚇得直哆嗦。光子承認,她看到弟弟受罰時,感到非常高興。她坦承:自己恨他,因為他總是罵她笨,還會打她。
光子很羨慕啄木。作為獨子,他可以自由自在地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他的父母卻沒有做任何事來保護光子免受啄木的欺負。啄木總是穿戴整齊,而當光子每次想要衣服時,父母只給她一些啄木穿過的舊衣服。在啄木死后,光子寫了這些有關她哥哥的不快回憶,但她堅持說這樣做并非是為了揭露她哥哥曾如何讓他痛苦,而是為了反駁那些將啄木的不幸歸咎于世態炎涼的說法。光子相信,啄木之所以不快樂的根源在于母親培養的貴族式的利己主義:“現在人們忘記了我哥哥是一個在家里被寵壞的兒子,在村里像個貴族少爺。石川家后來確實被迫四散各方,但希望讀者諸君能客觀地認識到,我哥哥的麻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自己的貴族化傾向造成的”。
用“貴族”這個詞來形容一位一生大部分時間都在貧困中度過的人,確實是出人意料的。不過,光子的記憶只停留在啄木的青少年時期。作為一名僧人的兒子,他可以向當地村民炫耀他身份的優越性。實際上,光子對他的傲慢很不滿。她后來去一家傳教士開辦的學校,成了一名基督徒,似乎是想盡可能與他哥哥不同。啄木晚期的一首作品呼吁人們關注那些他們抵觸的宗教:
我說基督是人,
妹妹的眼睛里帶著悲哀的樣子,
在可憐我了。
光子對哥哥的憤恨偶爾也會讓位于親情,但她寫的東西大多充斥著苦澀。或許她并沒有夸大她的悲傷,因為啄木也意識到父母對光子的不公:
我記得當我的母親,
沒有打過我的屁股。
卻會敲打和懲罰
我的妹妹,
盡管她什么都沒做。
光子承認啄木有時會對她的教育表示關注:“我哥哥經常說,他想把我培養成一個小說家,并敦促我無論讀什么都要搞通弄懂。正是那個時候,我第一次聽到了上田敏[3]和夏目漱石[4]的名字 ”
啄木偶爾也會認為,盡管他周圍的人對光子很嚴厲,但他們對自己卻又過分放任了:
我這個
獨生的男孩長成這個樣子,
父母也覺得很悲哀吧。
啄木的第一所學校是在澀民的普通小學。在這所學校讀了四年,而這也是村里大多數孩子所能接受的全部教育。1895年4月畢業后,啄木去了盛岡的高等小學,那是附近最大的城市。1898年,他從盛岡的學校畢業,在日常功課、品行、考試三方面都獲得了最高分。他申請入讀盛岡中學,在一百二十八名申請者排名第十位,那一年他十二歲。他中學第一年成績不錯,但不算突出。啄木在中學時代就開始創作短歌,并能運用古典日語。他在學習那些古典詞藻和語法時似乎沒有什么困難,進而醉心于這些晦澀難懂的文字。啄木的成績在初中二年級后開始下滑,之后更是年年下滑。雖然他在日記中并未提及成績變差的原因,但傳記作者們一般將其歸咎于他對自己未來人生的意識覺醒:在決心成為一名作家后,他對課堂學習就沒了興趣。不過,他的成績變差可能還有一個更直接的原因。1899年,十三歲的啄木遇到了一位同齡女孩堀合節子。從照片上來看,她不算漂亮。盡管并不像是“白百合”,但啄木還是用這樣的愛稱叫她。她很聰明,還可能有一種性方面的吸引力。不久后,熱情的啄木就愛上了節子,而節子也同樣被他吸引,成了啄木家的常客,通常還是以來見光子為借口。
1901年3月,盛岡中學爆發了一場學生罷課運動。罷課始于兩批英語教師之間的敵對。其中一批是當地的老教師,他們的英語完全是從書本上學來的,常會把“the girl”發音為“za gururu”。而他們的對手則是由一批來自東京的青年教師組成,從英語母語者那里學到了正確的英語發音。老教師們擔心自己會被取代,因此處處為難新來的教師。性格軟弱的校長既無法化解兩派人的敵意,也無法制止學生們對糟糕英語教育的抱怨。學校的校友們為了尋求解決之道,找來富田小一郎(1859-1945)做文科長。他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被稱為“巖手的裴斯泰洛齊”[5],但他過于嚴厲的要求激怒了學生,很快就離開了學校。隨后罷課又持續了三周,直到縣知事親自出面干預才結束。
一向叛逆的啄木,很享受罷課的刺激。當罷課結束時,他甚至感到很遺憾:
想起罷課的事情來,
現今已不那么興奮了,
悄悄覺得寂寞。
起初,啄木并不喜歡富田,但隨著自己對他了解的加深,對他的敵意逐漸轉為欽佩,并在1909年出版的報紙連載中對富田更是倍加推崇。
在知事結束罷課后,啄木再次對學校感到厭煩。于是他通過大量閱讀來轉移自己的注意力,回憶說:“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閱讀文學作品,從那時起就被完全吸引住了。我在課堂上出現的次數變得比以前更少,到今天依舊如此。”閱讀文學作品不僅有趣,而且也使他堅定了自己必須成為一名作家的信念。課堂上的內容似乎與他未來的事業越來越不相關。
而罷課的結果是學校的教師隊伍產生了動蕩,沒有人繼續留下來教英語。1901年,在啄木的建議下,一些學生組成了一個團體,稱之為“聯合協會”。而這個名字來自成員們使用的英文教科書。他們每周聚會,不僅討論文學,還會議論政治和宗教。這種知識分子式討論的初體驗可算是啄木從罷課運動中獲得的最重要好處。正如他在日記中所寫那樣:“如果有人問我在生活中有什么聊以自慰的話,那我會立即回答:在我的右邊是一朵白百合,在我的左邊則是聯合協會的朋友。”如前所述,“白百合”就是節子。
盡管從十七歲時,他們兩人就渴望成婚,但雙方家庭都反對。節子的殷實家族并不希望把女兒嫁給一個鄉下僧人的兒子。而啄木的母親則認為節子不像一個端莊的日本女孩,或許是因為她自己對啄木的感情過于強烈。雖然對雙方父母的反對而感到沮喪,但這對戀人依舊打得火熱。
而啄木自己卻幾乎毀了他與節子結婚的可能性。1902年7月15日,他在一次數學期末考試中作弊被抓。當時,他與鄰排的一個朋友約定,把問題的答案傳給他。這一年3月,啄木已經被抓到過作弊。當時,他被從寬處理,只受到訓誡。第二次被抓后,他被停課了。考試作弊在日本學校中很常見,通常是被視為一種輕微的違規行為,但在罷課事件后,新上任的校長接到知事的命令:要重建學生們的道德品質。因此他要求教師們重罰啄木。
9月2日,啄木被告知,他的學習檔案被仔細檢視過。檔案顯示,在規定的兩百零七個學時中,他只上了一百零四個。在一些課程中并沒有獲得學分,還有一些課程也沒能及格。在一片責罵聲中,啄木卻收到了好消息。數一數二的詩歌雜志《明星》傳來消息,該雜志正計劃刊行他的一首詩作。這個消息讓啄木有了安定感。他并沒有遭受被學校開除的恥辱,而是在10月27日以“家庭問題”為理由請求退學,這個請求立即就被批準了。
啄木就像巴爾扎克小說中的主人公那樣,決定前往首都大展身手。他離開澀民,次日一早在盛岡與節子含淚作別。1903年10月30日下午五點,在節子和“聯合協會”成員的目送下,啄木踏上了前往東京的火車。他沒有錢,也不知道在首都到底能做什么,只有一個去認識當時大詩人的模糊希望和巨大的自信心。
注釋
1.正岡子規(1867-1902),近代日本最著名的詩人之一,為俳句、和歌革新發揮了巨大作用。
2.日本明治政府頒布的第一個教育改革法令,基本確立了日本的教育制度。作者此處誤作《教育敕語》(Rescript on Education),疑為筆誤。《教育敕語》是1890年頒布的。
3.日本近代著名的文學評論家、翻譯家及詩人,曾任京都帝國大學文科教授。永井荷風曾承認自己是通過上田敏的譯介才開始對歐美文學感興趣。
4.本名夏目金之助,最負盛名的日本近代作家之一,享有“國民作家”的稱號,也是被印在一千元日元紙幣上的人物。
5.約翰·亨里希·裴斯泰洛齊(1746-1827),瑞士著名的教育家,歐洲平民教育的先驅和奠基者。
本文摘自日本文學與文化研究學者、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榮譽教授唐納德·基恩的《石川啄木:日本的第一個現代人》,為該書第一章內容,澎湃新聞經出版方授權刊載,原標題為《啄木,現代詩人》,現標題為編者所擬,原注釋從略,這里的注釋均為譯者注。
《石川啄木:日本的第一個現代人》,【美】唐納德·基恩/著 沙青青/譯,上海文藝出版社·藝文志eons,2025年3月版
來源:【美】唐納德·基恩 沙青青/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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