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革命之后，槍炮和鐵路對游牧民族的駿馬和弓箭形成了降維打擊。

歐亞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開始退出歷史舞臺。

世界版圖在歐洲殖民勢力的沖擊下發生了極為深刻的變化。

如今各民族的生存空間基本上就是那時候奠定的。

如今漢人是俄羅斯人十倍、盎撒人（泛指當代五眼聯盟的主要族群）的約五倍，但漢人生存的領土卻只有俄羅斯的一半，五眼聯盟的三分之一。

形成這一格局的原因很多，本文主要從地緣政治、制度演變、歷史事實和科技發展等方面尋找答案。

一、人口與領土的“反差”之謎

從表面看，占據更廣闊的領土通常意味著有更多的人口基礎和軍事資源來維護。

然而事實告訴我們，人口規模與疆域擴展并非呈簡單正相關。俄羅斯當今約有1.4億人口，卻坐擁超過1700萬平方公里的領土；

五眼聯盟（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加在一起，疆域橫跨數十度緯度，總面積約為三千多萬平方公里，但人口僅為漢人的五分之一。

反觀中國，近代以前大部分朝代的人口基本就集中于東亞大陸東部和中部地帶，“九州華夏”雖在人口數量上不斷增長，但在領土擴張上卻并沒有如同“人口爆炸”那樣同步跟進。

這一“人口—領土”反差在近現代尤其顯著。

歐洲殖民者遠渡重洋，用強大的航海技術和火器征服了大片海外殖民地；俄羅斯更是沿著歐亞大陸北部一路向東方拓展至遠東和北美阿拉斯加地區（后來阿拉斯加售予美國）。

縱觀清朝的表現，偌大的漢族人口并未轉化為有效的全球殖民勢力或廣泛的海外拓展。

究其原因，既與當時全球“火器革命”的時間窗口緊密相關，也與華夏本身的地緣環境、制度選擇以及對外政策的立場密不可分。

二、游牧霸權終結：火器時代的擴張轉折點

16世紀之前，歐亞大陸的強悍游牧勢力一直給農耕文明構成重大威脅。

明帝國多次受到蒙古和其他草原游牧集團的嚴重沖擊，而莫斯科公國在16世紀甚至被克里米亞汗國縱火焚毀莫斯科城。

正如1571年克里米亞汗國焚城般的慘劇所示，歐洲的農耕王國與東方的明帝國都在騎馬游牧民族迅捷的機動優勢下苦苦掙扎。

然而這一格局在17世紀隨著火器革命與近代城防戰術的發展而逆轉。

棱堡工事和火繩槍開始改變游牧騎兵昔日所向披靡的優勢。

俄羅斯通過配備哥薩克騎兵結合火器武裝，僅用數十年就橫掃了廣大西伯利亞。

1689年簽訂《尼布楚條約》時，沙俄勢力已逼近黑龍江流域。

與此同時，清朝在雅克薩之戰后則將戰略重點轉向了內陸，未能把握持續北進的最佳戰機，最終錯過了在東北和遠東地區“先下手為強”的機會。

俄羅斯在擴張中展現了低成本、高效率的典型路徑：

建立小型要塞（如雅庫茨克），并以皮毛貿易為紐帶，將當地人和哥薩克團體有機組織起來，構建起對廣袤地域的輻射式控制。

18世紀時，俄羅斯已掌控超過1300萬平方公里的地域。

這種依托軍事要塞與商業網絡相結合的模式，與清朝對西域、新疆以及更遠區域的傳統“羈縻統治”形成了鮮明對比。

乾隆時雖平定準噶爾，但在邊疆行政方式上也仍然沿用相對傳統的辦法，難以負擔更廣闊區域的征服與經營。

三、科技差距與制度僵化：錯失航海與工業革命

1. 清朝的海禁與航海技術停滯

明朝中后期以及清朝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海禁政策（或稱“禁海令”）反復施行，導致中國失去了在大航海時代迭代升級航海技術的重要契機。

實際上，早在鄭和下西洋時期，明帝國就在造船、航海技術上領先世界。但隨著朝廷為防倭寇、海盜乃至“防范商人跨國走私”等各種考量，持續對海上貿易施以嚴格限制。

在此背景下，盡管1683年清朝施瑯率水師平臺灣時已裝備火炮戰船，理論上具備向東南亞和更遠洋海域投射海軍力量的可能，但禁止海貿與對海外事務的漠視使中國一步步在海軍技術與造船工業上落后于西方。

2. 俄羅斯的彼得大帝改革與工業化開端

與之相對照，俄羅斯則在彼得大帝改革時期（17世紀末至18世紀初）迎來了全面的“追趕型”學習。

彼得大帝曾派250人赴荷蘭等地學習造船，隨后下令在圣彼得堡、烏拉爾地區建立大規模兵工廠，并設立科學院推動技術本土化。

到了18世紀后期，俄羅斯已在重工業、火炮制造、大小艦隊建設等方面形成較扎實的基礎，為其持續向歐亞大陸乃至全球投送力量奠定基礎。

3. 清廷火器應用的“半途而廢”

清廷對火器和新式軍備的引進存在矛盾心態：

康熙一度積極主導編纂《欽定武備志》，也于平定三藩和雅克薩之戰中使用火器。

然而，隨著清朝進入所謂“康乾盛世”，統治者在享受盛世繁華的同時，對火器營的持續研發有心無力甚至有意忽視。

雍正、乾隆時期逐漸將火器營“儀仗化”，沒有繼續系統性升級。

一直到鴉片戰爭前夕，中國的火炮射程和精度都遠落后于英艦。

1839年穿鼻海戰時，一艘英艦就能以遠程火炮擊潰多艘清軍戰船，這樣的技術差距在戰時相當于降維打擊。

四、邊疆治理與擴張模式：俄羅斯與清朝之比較

1. 西伯利亞 vs. 新疆：征服成本與制度運行

俄羅斯的西伯利亞征服自1582年葉爾馬克率不足千人的隊伍擊敗西伯利亞汗國而始，此后沙俄政府用賦予商人與皮毛獵人特權的方式，吸引民間資本與人力自發往東方遷徙、經商。政府只需在關鍵軍事據點提供小型筑堡或駐軍支持，這便極大降低了拓殖成本，并讓邊疆不斷向前推進。

清朝雖然在1755-1759年平定了準噶爾，但這場面對人口估計不足十萬、已被天花蹂躪的游牧政權的戰爭，卻耗時四年、投入白銀數千萬兩，幾乎是財政的一次巨大負擔。

后續在新疆設置伊犁將軍府后，清政府需要常年維持大量駐軍以保持治安，且由于交通不便，單是從內地運輸糧餉便困難重重。

在此情況下，清廷根本無力像俄羅斯那樣持久而大規模地對更西或更北方向展開拓殖行動。

2. 虛名統治與有效殖民：制度設計的分野

清朝在邊疆經略與所謂“朝貢體系”下的羈縻統治思路，是以“懷柔遠人、安邊固防”作為主要訴求。

這種模式在若干傳統農業社會的歷史環境中能夠行之有效，但面對近代列強“主權與實地”并重的殖民擴張方式卻顯得過于傳統。

哈薩克草原中的各玉茲部落乃至庫頁島原住民都曾或多或少向清廷“表示臣服”，但由于清朝對這種“臣服”并沒有進一步投入或實質管轄，俄羅斯卻接連在19世紀中段輕易地并吞這些地區或將其轉化為自己的勢力范圍。

此外，海軍意識的缺失同樣削弱了清朝對沿海和海外區域的掌控能力。

當英國在18世紀末就已利用東印度公司打開印度市場、吞并孟加拉時，清朝依然自信于“天朝上國”的地位而忽視遠洋力量的重要性。

一旦列強以堅船利炮登門，清軍自然陷入不對稱弱勢。

五、從地緣困局到歷史選擇：清朝的“內陸帝國”迷思

“十全武功”看似盛世，卻在地緣戰略上留下諸多暗礁。

清緬戰爭（1765-1769）可謂一次不算太大的對外行動，卻付出了慘痛代價：云貴總督劉藻因戰敗自殺，大量清軍在熱帶地形和戰象沖擊下損失嚴重。

中國南方在交通、補給、糧餉運送方面的困難凸顯了農耕大國在跨山越水進行長距離軍事行動時的弊端。

若將這一經驗推廣到更艱險的高原、荒漠，乃至更遙遠的中亞、遠東地區，難度可想而知。

與此同時，乾隆時期雖有哈薩克阿布賚汗請求“內附”的機會，但朝廷更傾向于“以朝貢禮節形式承認對方的藩屬地位”而非展開有效控制。

當俄羅斯在19世紀持續進入中亞西部并最終吞并哈薩克汗國與中亞數國之際，這一決策被證明是一種錯失良機。

在東方的庫頁島，當地雖有原住民向清廷納貢，但朝廷并未深入管理，也無意在島上駐扎兵力或開展經濟開發。

1853年俄國在庫頁島登陸，幾乎兵不血刃就將其占據。

從更宏觀的角度看，清朝自入關以來，便一邊要面對西北蒙古、準噶爾等游牧勢力對農耕王朝的威脅，一邊在東南沿海防范倭寇或海上勢力，資源調配面臨極大壓力。

康乾盛世所標榜的“武功”更多是區域性的“內陸帝國”整合，其實并沒有充足的制度和技術儲備去學習俄羅斯乃至西方列強的海外殖民和遠距離開發模式。

六、啟示：重視技術與制度，方能掌握地緣機遇

回首數百年前，當游牧民族逐漸因火器革命退出歷史舞臺時，歐亞大陸曾經出現過一個重大機遇窗口：

農耕國家可借助新式火器與近代工農業體系，加速對周邊廣袤地區的有效控制。

俄羅斯抓住此機，彼得大帝對內強力推行改革，對外擴張優惠政策鼓勵移民，最終在數代沙皇的經營下，將一個原本位于東歐邊緣的公國擴張為橫跨歐亞大陸的巨大帝國。

英國等西方列強也借著工業革命與航海技術的飛躍，積極開展全球殖民。而清朝卻浸泡在天朝上國的迷夢與自給自足式的封閉環境之中，尚未及完成近代化改革就遭到后起列強的猛擊。

因此，“漢族人口是俄羅斯人十倍、盎撒人五倍，為什么領土只是俄羅斯的一半、五眼聯盟三分之一？”

這一問題的答案，既藏在清朝統治集團對火器革命、工業革命的漠視中，也體現在其制度設計和地緣策略中的不足。

更深層的歷史教訓則告訴我們：

一個大國若忽視新技術和新制度帶來的競爭優勢，不善于把握關鍵的戰略時機，即便擁有再多的人口，也難以將其轉化為更廣闊的生存空間和國際影響力。

結語：在地緣政治大博弈中反思未來

大國博弈歷來是在人口、經濟、軍力與制度競爭等多因素下展開。

回首16—19世紀的中國與俄羅斯、歐洲列強之對比，其經驗教訓充滿了警示意義：

一方面，人口多寡需要有與之相匹配的經濟勞動力組織、科技創新體系，才能提供可持續的擴張或對外競爭能力；

另一方面，國家戰略若缺乏全球視野和靈活制度，機會之窗轉瞬即逝，極易錯失根本性的發展機遇。

清朝在火器時代和工業革命初期的錯失，不僅使其在近現代被動挨打，也讓數以億計的漢民族人口難以在“舊殖民時代”里實現遠播海外的有效布局。

當然，今日世界的格局已與昔日不可同日而語，但從這些歷史選擇與后果中汲取養分仍然至關重要。

立足當代，中國在高科技、航天、海軍艦隊、全球經濟網絡中正不斷崛起，或許能夠一定程度上彌補歷史留給我們的遺憾。

唯有充分認識到制度、科技、戰略思維對大國命運的深刻影響，才能在未來更好地掌握發展主動權。

在經濟全球化、多極化競爭日益激烈的21世紀，這些歷史的“舊賬”不僅是沉痛的教訓，也是一筆寶貴的資源，讓我們更加清醒地認識到：

決定一國、一族乃至一個文明在地緣政治中走向何處的，往往不是單純的人口數量，而是能否在關鍵時刻抓住技術與制度變革的“密碼”，并以開闊的視野迎接世界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