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琳:偉人身邊的賢內助

姚賢玲

一

卓琳,原名浦瓊英,1916年4月出生于云南宣威。父親浦在廷不僅是云南宣威火腿罐頭的創始人,更是一個抱有“實業救國”理想,積極擁護、支持、參加革命事業的熱血志士。

浦家是一個大家庭,浦瓊英這一輩,僅叔伯姐妹就有十三個,上面還有許多姑姑、姨姨、嬸嬸。在這個大家族中,婦女是沒有地位的。浦瓊英自幼看到自己身邊的姑姑、姐姐,因生活不能獨立、婚姻不能自主而飽受痛苦,萌生出對封建制度的反抗意識。后因家中生意越做越大,浦在廷決定舉家遷往昆明。在那里,浦瓊英與兩個同胞姐姐浦代英、浦石英一起入昆明第十五小學讀書,之后又考入了省立女子學校—昆華女中。

1927年2月,浦瓊英的四哥浦承緒從日本留學回到昆明。在日留學期間,他認識了共產黨人艾思奇、廖承志、鄭易里,接受了他們的許多革命思想,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浦承緒認為革命還是要回到祖國,于是,在日本一年后,他便回到了家鄉云南。浦承緒帶回了許多革命書籍,并為姐妹三個訂了一些公開發行的進步刊物。在哥哥浦承緒的影響下,浦家三姐妹開始接受革命思想的啟迪。浦代英參加了昆明青年學生讀書會,經常帶著兩個妹妹偷偷去貼標語、散發傳單。

1931年,擅長短跑的浦瓊英作為云南省體育代表團女子少年組短跑選手,隨團一起到南京參加全國運動會。他們從昆明出發,需經越南到香港,然后再從香港經上海到南京。剛抵達香港時,九一八事變爆發了,日寇大規模入侵中國,占領我東三省。國難當頭,運動會被迫取消,代表隊只好返回云南。但十五歲的浦瓊英做出了到北平去念書的決定。她給家人寫了一封信,在征得家人同意后,到北平讀書。

初到北平,浦瓊英暫時借住在遠房表姐李含珍那里,后來又搬到基督教女青年會宿舍。在春明女中補習了一段功課后,考入了北平第一女子中學。擺脫了封建家庭的束縛,她在北平愉快地學習生活,但國難當頭,民族危亡感沖擊著每一個青年人的心,浦瓊英也不例外。

1935年12月9日,北平數千名學生高喊著“不當亡國奴”的口號走上街頭。在游行隊伍里,19歲的浦瓊英也發出了自己憤怒的吼聲,與手持木棍、高壓水槍的軍警搏斗。參加“一二·九”運動,使浦瓊英的思想產生了一個質的飛躍,為她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礎。

1936年,20歲的浦瓊英以優異的成績考上了北京大學物理系,成為云南省第一個考上北大的人。這一年,她的姐姐浦代英、浦石英也到北平上學,姐妹三人又聚在了一起。大姐浦代英在黨的地下組織的引導下,參加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

在北平讀書時的卓琳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憤怒、悲痛充斥在每一個中國人心中。姐妹三人已無法安心在北平讀書了,商量到延安去。當時,二姐浦石英正在住院,大姐先一步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浦瓊英則留下來陪二姐,等其病好一些,再一同去延安與大姐會合。

大姐走后,為免受日本兵的侮辱,浦瓊英把二姐從醫院里接出來,和幾個朋友躲進一戶有錢人家的宅院里。住了幾天后,大家覺得應該想辦法離開北平。他們制定了一個路線,先想辦法去天津,然后乘船到青島,從青島再到濟南,從濟南再想辦法到西安,從西安到延安就相對容易了。于是,他們脫下學生裝,化裝成普通老百姓的模樣,離開了北平。

輾轉到了西安,他們找到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因為沒有介紹信,按規定,八路軍辦事處沒有接待。后來有人告訴他們,西安附近有一家抗日學生招待所,是專門接待到延安的學生的。于是幾個人到那里住了下來。一路舟車勞頓,原本體弱的浦石英先天性心臟病復發。

浦瓊英問二姐:“我們現在有三個前途,一是在西安上聯大,二是回云南上聯大,三是到延安,你說哪個好?”浦石英說:“當然去延安,我們千里迢迢從北平到這里,吃了那么多的苦,不就是為了去延安嗎?”浦瓊英看二姐如此堅決,說道:“那好,你既然有這樣的決心,那我們就去延安吧。”

姐妹二人經審查后,被批準到延安。她們與一隊青年學生一起,經過七天七夜的跋涉,于1937年11月到了延安。

二

先期到達延安的大姐浦代英,從抗大畢業后,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并結了婚。浦石英、浦瓊英則進入陜北公學,開始了一種全新的生活。幾個月后,姐妹倆從陜北公學畢業,浦石英被分配到學校的小賣部工作,浦瓊英則被安排到學校圖書館工作。那時候每個星期,學校都要搞一次大掃除,浦石英總是獨自一人去掃又臟又臭的廁所。浦瓊英問:“別人都在打掃操場,怎么你總是要掃廁所?你身體不好,廁所里空氣不好,影響你的健康,再生病怎么辦?”浦石英說:“我自愿的,你別管我。”浦石英對自己的嚴格要求,被同鄉張煜看在眼里。一天,張煜來找浦石英姐妹倆,說石英可以寫入黨申請書了,瓊英還差些。

聽了張煜的話,浦瓊英下決心要努力入黨。從此以后,她各方面都嚴格要求自己,工作上積極上進。不久,她就和姐姐石英一起被批準加入中國共產黨。

入黨后,因浦瓊英聰明好學,又活潑開朗,組織選調她到一個特別訓練班學習,準備以后派她到日本占領區從事抗日工作。在特訓班,浦瓊英改名為“卓琳”,特訓班結束后,被分配到延安保衛處工作。

三

1939年夏天,鄧小平從太行山回到延安,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開會期間,他和分管保衛處的鄧發住在一個窯洞。倆人同姓,又曾在上海一起共事,私交甚好。

看到已三十多歲的鄧小平還是單身,鄧發萌生了為鄧小平物色對象的念頭。期間,活潑聰慧的卓琳吸引了鄧小平的注意。因卓琳是曾希圣家里的常客,于是鄧發請曾希圣出馬說媒。一天,趁卓琳來串門,曾希圣對卓琳說:“卓琳,有人可是看中了你,想跟你結婚,你愿意不愿意呀?”曾希圣話音剛落,卓琳就直搖頭:“我現在可不想結婚,我才二十二三歲,我想先工作幾年再說。”曾希圣并沒有罷休,再見到卓琳,又舊話重提,告訴卓琳,看上她的人是鄧小平,是個經過長征的有資歷的同志。卓琳并不太清楚鄧小平是何許人也,還是沒有同意。

雖然兩次失敗,但鄧小平并沒有灰心,打算親自找卓琳談一談。于是,還是在曾希圣家,兩個人見了面。鄧小平畢竟年齡大些,處理事情更加成熟。他誠懇地對卓琳說:“我這個人,年紀大了,以前有過兩次婚姻,這個情況她們都跟你講了吧?現在在前方作戰很辛苦,一直也沒有時間考慮婚姻大事,這次想利用開會的機會解決一下這個問題,認識你以后,我覺得我們很合適,想跟你結婚。曾希圣夫婦和你談了,你不愿意,我現在親自跟你談一談。我這個人不太愛講話,年齡也大你十二歲,這是我的不足,我希望在別的方面能夠彌補。”

鄧小平一席直來直去的話倒讓單純直率的卓琳沒了主意。那天晚上,卓琳久久不能入睡,她想:“這個人托人說了幾次,都讓我拒絕了,現在又親自找我談,還說了自己的缺點,說明他很有誠意,他曾留學法國,也是個知識分子。”考慮到鄧小平有文化,又很誠懇,卓琳決定答應他。

1939年9月,正是一年收獲的季節,鄧小平與卓琳也收獲了他們的愛情。在延安楊家嶺毛澤東的窯洞前,一場別開生面的婚禮在那里舉行。婚禮上一共有兩對新人:一對是鄧小平與卓琳;一對是孔原和許明。毛澤東、劉少奇、張聞天夫婦和李富春夫婦參加了那天的婚禮,呂璜、鄧濤作為卓琳的閨中好友也被邀請來了。

鄧小平與卓琳在延安

婚后不久,鄧小平便帶著卓琳離開延安回到了太行山。戰友們看到一對新人,都為他們高興。在太行山,卓琳在八路軍總部擔任婦女訓練班的隊長,負責給各縣、區、鄉培養婦女工作的骨干;鄧小平則在遼縣桐峪村的一二九師師部。夫妻倆不常見面,只有鄧小平來總部開會時,他們才能短暫的團聚一下。時間一長,卓琳有些想念自己的丈夫,當鄧小平再一次回來時,卓琳同他說:“咱們結婚了就是夫妻,可是老這樣分居,還是沒法溝通,不利于相互了解,你能不能回去以后,經常給我寫寫信。”鄧小平問如何寫,卓琳說就寫寫每天都在干什么。鄧小平說:“好,我回去讓秘書給我打個底稿,印上十幾份,每個月給你寄一份來。”卓琳一聽忙擺手:“哎呀,那就算了吧。”

后來,經組織批準,卓琳到一二九師師部秘書科工作,終于來到丈夫身邊,和丈夫生活在了一起。卓琳性格開朗,愛說愛笑,她對沉默少語的丈夫說:“你的性格是不愛說話,可我很愛說話,現在嫁給你,我有什么想法和看法就不能到外面隨便發表意見了,憋在肚子里又難受,所以我只能跟你說,我把我的思想講出來,你一定要耐心聽下去,覺得哪些話不合適,說錯了,你可以批評我,我就改,但我說話你得聽下去。”鄧小平點頭答應。就這樣,多少年來,他們之間形成了一種習慣,不論卓琳說什么,鄧小平都十分耐心地傾聽。有時候,卓琳說完總要追問丈夫:“你有什么意見?”鄧小平說:“沒有。”卓琳不相信:“我的話總是有不合適的地方,你給我提出來。”鄧小平說:“我沒意見,提不出來。”卓琳說:“那你理解我的想法就行了。”他們就是這樣慢慢地溝通,互相理解。

在一二九師,在丈夫身邊,卓琳思想更加成熟。尤其通過整風運動,她學習了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觸動很大。她認真地總結自己的過去,認識到自己雖然參加了革命,也入了黨,但并不等于自己就是一個合格的黨員,還有一些缺點需要克服。卓琳更加嚴格地要求自己,真正成了一個自覺改造的革命者。

1941年,卓琳與鄧小平的第一個孩子鄧琳出生。生下女兒剛幾天,部隊又要行軍,沒有辦法,初為人母的卓琳只得忍痛將女兒寄養在一戶老百姓家中,留下三十斤小米,當作孩子的撫養費,自己則隨部隊出發了。隨后的幾年里,兒子鄧樸方、二女兒鄧楠相繼出世,也被送到老鄉家撫養。

鄧小平夫婦與孩子們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歷經戰亂的中國人民終于迎來抗日戰的勝利,飽受骨肉分離的卓琳也把孩子接到了自己身邊。

蔣介石挑起內戰后,鄧小平又帶著隊伍上了前線,等前方部隊停下來休整時,才把家屬接到部隊。這一次,卓琳下決心把三個年幼的孩子帶在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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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解放后,鄧小平擔任中共西南局第一書記,卓琳也帶著孩子到了重慶。新中國百廢待興,干部們都紛紛下鄉開展工作,常常好長時間回不了家,自然無暇照顧和教育孩子。看到這種情況,組織上決定辦一個學校,解決干部們的后顧之憂,由卓琳擔任校長。卓琳不負眾望,事無巨細都親自操辦。很快學校建起來了。這些跟著父母漂泊慣了的孩子,開始并不適應學校的生活,很是調皮。卓琳決定先拿自己的孩子“開刀”,狠抓紀律。那時,鄧樸方十分淘氣,常帶頭“鬧事”。中午午睡,老師在,樸方就閉著眼裝睡,老師一走,就領著孩子們鬧。每到這時,卓琳就守在兒子身邊,按住他的手腳,對兒子說:“你不好好睡覺,我就不走,你別再打歪主意。”樸方無奈,只好乖乖睡覺。其他孩子一看,也都不敢再搗亂了。

1952年,鄧小平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副總理、中央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兼財政部部長,全家也跟著他到了北京。之后,卓琳選擇做鄧小平的秘書。這并不是一件輕松的工作。鄧小平有個習慣,急需辦理的、重要的文件,就直接交給秘書,而一些不太重要的,他看完就塞到紙簍里。卓琳就把紙簍里的文件一一整理、登記,還專門騰出一間屋子擺放文件,不許閑人進去,并把這些文件分類裝訂成冊,每過一陣,就將整理好的文件送往機要辦公室。在中央存檔的文件中,有好多都是卓琳整理成冊上交的。

卓琳聰慧好學,青年時代就以優異的成績考上了北大物理系,因日寇入侵,雖然沒有完成學業,但她對知識的渴求卻從來沒有中斷。她還注重對子女的教育,在孩子們很小的時候,就對他們進行科學啟蒙。周末孩子們從學校回到家,她總要給他們講一些科學知識,如核裂變、天體宇宙等。上中學時,有一次鄧楠要參加數學競賽,當時數學習題集非常難買,鄧楠從老師那里借回一本,但她一下子又寫不完,卓琳便在工作之余把厚厚的一本習題集全部工工整整地抄了下來。在她的教育下,孩子們個個學習優秀,也都學業有成。

在生活和思想上,卓琳不嬌慣孩子,不給孩子們灌輸等級、待遇等思想,就連他們的父親是什么職位,也沒有告訴過孩子。

“文革”中,鄧小平受到沖擊。看到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孩子們有些緊張。可卓琳相當鎮定,丈夫是什么樣的人,她心知肚明。她把孩子們叫到一起,給他們講父親的歷史,講他是怎樣為革命工作的,讓孩子們堅信自己的父親對黨是忠誠的。

受父親的牽連,在北大上學的鄧樸方和鄧楠都被造反派關了起來。鄧楠被放出后,鄧樸方仍被限制人身自由,并受到非人道的折磨。不堪屈辱的鄧樸方決定以死抗爭,趁人不注意,從關押他的三樓跳了下去。鄧樸方被送往北大校醫院。卓琳到醫院去看他。到了醫院后,她沒有馬上進病房,而是跑到休息室痛哭,她實在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陪同的人勸道:“你不能這樣,你現在這個樣子,讓孩子看到更難過,你還怎么安慰孩子啊!”卓琳慢慢擦干眼淚,穩住自己的情緒,為鼓勵兒子堅強生活,她沒有在兒子面前掉一滴淚。

不久,鄧小平夫婦接到通知,下放到江西勞動改造。卓琳除了帶了一些簡單的生活必需品,只將鄧小平常看的書裝了幾箱子。到了江西,他們被安排到新建縣步校的一幢二層小樓里。卓琳夫婦在當地的一個拖拉機廠勞動。拖拉機廠離他們住的地方約有半個小時的路程,每天早晨吃過早餐,夫妻倆就往拖拉機廠走。無意間,他們發現了一條捷徑,只不過沒有路,可是走次數多了,竟走出了一條小路,后來人們稱這條小路為“鄧小平小道”。卓琳在廠里的任務是拆線圈,這個活相對輕松一些,可以坐著干。鄧小平則是當鉗工,站在那里一干就是一整天。那時鄧小平已是六十多歲的人了。一天,卓琳發現丈夫臉色蒼白,頭上冒汗,忙勸丈夫坐下歇歇,鄧小平搖搖頭:“你知道我為什么不坐嗎?我一坐下就起不來了。”

一日,他們接到孩子小姑姑的來信,說鄧樸方被送到福利院,境遇十分不好。夫妻倆商量要把樸方接到身邊。鄧小平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表達了要把孩子接到自己身邊照顧的愿望,毛澤東同意了他們的請求。不久,樸方來到了父母的身邊。

照顧一個高位截癱的病人,不是一件輕松的活,更何況是兩個年過半百的老人。每天卓琳夫婦在工廠里勞動一天,回來還要做飯、洗衣、照顧病人。為了讓丈夫能夠多休息,卓琳承擔起了更多的家務。在兒子面前,不論多苦多累,她始終表現出一種樂觀的狀態。在江西的日子,他們過得很苦,為了給插隊勞動的孩子們補貼生活費,他們幾乎不吃肉,煙癮很大的鄧小平這時煙也少抽了一半。他們還想辦法在院子里種蔬菜貼補家用。

“文革”后期,鄧小平重新受到啟用。他大刀闊斧地抓經濟搞整頓,在他主持工作的階段,中國經濟很快有了起色。

浩蕩的東風吹散了烏云,陽光灑滿大地。“文革”結束后,鄧小平肩負著祖國人民的重托,投入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中。而卓琳不論鄧小平如何起起落落,都與之榮辱與共,默默守在丈夫身邊,輔助丈夫做好工作,照顧好他的身體。

20世紀80年代的鄧小平和卓琳

1997年2月,鄧小平與世長辭。卓琳把孩子和親戚家人們召集到一起,動情地說:“你們的父親去世了,他這一生都是為了這個國家,都貢獻給了國家,我們作為他的親人,也要像他那樣,不要給中央提非分的要求,只能低于中央的標準提我們的意見。當初我和兩個姐姐出來參加革命,是有我們的追求,有我們的理想,我們是為了婦女解放,為了中國的前途,為了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你們的父輩沒有為了個人的榮華富貴活著,而是為了國家為了人民奮斗了一輩子。希望你們不要靠家庭、靠這些背景做一些對不起人民的事,要靠自己的努力,做一個對國家有貢獻的人。”

香港回歸,是鄧小平生前完成的一件大事,到香港走一走看一看,是他的心愿,可是他沒能堅持到那一天。1997年7月1日,在香港回歸的莊嚴時刻,人們看到卓琳出現在中國政府代表團中,她是代表丈夫來見證這個偉大時刻的。

2009年7月29日,卓琳在自己93歲時追隨丈夫而去。

來源:炎黃春秋雜志社

作者:姚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