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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文鎖：“考古學是探險英雄的學科”

文/羊城晚報記者 朱紹杰 文藝 梁善茵 圖/受訪者提供

這幾年來，中山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劉文鎖多了很多回到家鄉新疆的機會——在吐魯番火焰山南麓的一個小山崗上，他帶領團隊多次對西旁景教寺院遺址開展科學發掘。這是目前中國境內發現規模最大、出土文物最豐富的景教遺址。2023年，該發掘獲評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學論壇·2023年中國考古新發現”；2025年1月，該考古項目入圍“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初評。

劉文鎖在考古現場

發掘后的西旁景教寺院遺址

事實上，上一次對這處遺址的正式發掘，已是一個多世紀之前的事。當時一批進入吐魯番的德國人，發掘出這個名叫西旁的景教遺址，出土了大量珍貴的景教文獻。后來，中國學者在其中發現目前所知最早流傳到中國的亞里士多德著作。

自2021年以來，由中山大學、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新疆吐魯番學研究院聯合發掘的西旁景教寺院遺址，以及新疆及中亞地區一系列的景教遺存考古發現，正在不斷更新人們對這段歷史的認識。

日前，羊城晚報記者走進中山大學馬丁堂，與劉文鎖教授展開了一場關于考古學人的對話。

中國最早發現亞里士多德著作的地方

羊城晚報：請您簡單介紹一下景教？

劉文鎖：景教是唐代對當時傳入中國的基督教支派的稱呼。過去認為它是聶斯脫利派基督教，現在有些學者主張中國古代的景教屬于基督教東方亞述教會或東方敘利亞教會。我覺得還是用景教稱呼比較合適。從考古發現上看，景教在唐至元代的西域新疆地區一直存在，其歷史與遺存見證了東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鑒。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遺存之一，是保存在西安碑林的國寶級文物《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被稱為世界四大名碑之首。

羊城晚報：經過幾年的持續發掘，我們對這個遺址有怎樣的基本認識？

劉文鎖：從文獻記錄來看，這個遺址在清末時已經被當地人發現了，而且可能盜掘出了文書。1905年德國探險隊在吐魯番探察時，可能就是從當地人那里發現了文書信息，并按照這個線索找到了遺址。據記錄，他們當時發掘出土了1000余件漢文、敘利亞文、回鶻文、粟特文等文獻，其中主要是敘利亞語的景教文獻，其中也有一些世俗文獻。

其中，掘獲有七件敘利亞語哲學殘篇，因過于殘破，長時間未能比定具體內容。直到中國學者林麗娟博士近來重新綴合了這些殘篇，將它們正式比定為敘利亞語版亞里士多德所著《范疇篇》（Categories）第十章的部分內容，這個成果已經發表。這是目前所知最早流傳到中國的亞里士多德著作，更新了中亞和中國亞里士多德著作流傳歷史的認知。目前，這些殘篇保存于柏林。

這個遺址在1905年被德國人發掘之后，長時間沒有被關注，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時曾作了記錄，但在2021年我們第一次發掘前，這里已有一個多世紀沒有做過科學發掘。

2018年中山大學與新疆大學共同建設“新疆歷史文化旅游可持續發展重點實驗室”，當時我們就想延續中大對西域文化頗為關注的學術傳統，最后選擇了西旁景教寺院遺址，計劃把寺院遺址完整地揭露出來，然后想辦法進行保護和展示利用。

目前我們已經明確，西旁景教寺遺址面積超過了2500平方米，還有包括寺院的形制布局以及當時上下山出入寺院的路徑、葡萄種植地、墓地等，寺院的面貌正越來越清晰、全面。總的來講，它是一所比較典型的修道院，它依山而建，這種山丘型基督教寺院在地中海地區比較常見。

不同民族和平共存的可貴啟示

西旁景教寺院遺址出土文獻

羊城晚報：目前有哪些代表性發掘成果？

劉文鎖：主要有兩方面，一是寺院遺址本身，它的建筑保存得比較好，結構完整，這在全世界都是罕見的；二是遺址出土了大批文物和自然物。

這些文物里面最引人注目的當然是文獻。我們三年來發掘出的文獻數量已經超過了1280件（組），這是非常了不起的。單論敘利亞語的景教文獻，這已是國內最多的一次考古發現。從文物角度看，漢文佛經、道經與敘利亞文景教文獻合寫在同一紙張上的情況，以及壁畫殘塊在顏料、繪畫技法等方面與本地佛教等壁畫相似的現象，都揭示出當時多元文化共存、交流互鑒的情形。我們可以了解到，當時不同宗教、不同民族在這里和平共存。

除了文獻之外，遺址還出土了一批包括壁畫在內的各種遺物以及動植物等樣本，其中有像瓷器、錢幣、漆器等來自中原的一些器物。特別要提到的是自然物的樣本，植物樣本尤其豐富，像各種蔬菜、瓜果，干化以后都保存了下來，這當然得益于吐魯番這個“天然博物館”的優越條件。此外，遺址出土的產自中原的北宋漆碗和“熙寧元寶”錢幣，以及玉雕十字架、木斗拱等，則是當時景教中國化的鮮活證物。

羊城晚報：通過這些發現可以還原古代修士的生活場景？

劉文鎖：三次發掘中都很少見到動物骨骼，但在2024年發掘寺院北坡的居住生活區時，我們在山崖上發現一座洞窟，里面有大量廚余垃圾，主要是蔬菜。這個情況驗證了我們的推測，當年修士的生活是很清貧的。他們應該是素食者，或者以素食為主。垃圾坑旁邊一間寢室門口還發現一座非常精細的烤爐，我們也因此推測，當年的修士們很有可能是把烤餅當作主食。

2021年時我們還發現了葡萄酒窖，還有酒杯甚至幾塊面餅。去年，我們又在山崗東坡發現了種植葡萄的梯田。今年我們想擴大清理這個區域，弄清楚葡萄地的范圍。另外，還想找一找它的水源是怎么來的，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解答寺院葡萄供應的問題。

系列考古成果形成國際學術新熱點

羊城晚報：西旁景教寺院最后沒落或者被棄用的原因是什么？

劉文鎖：現在還找不到明顯的證據。但元朝歷史上發生過一個很重要的事件，叫作“西北宗王之亂”，當時吐魯番這個地方受到了波及。我個人看來，戰亂會導致人口逃亡，很多城市因此消失，西旁景教寺院的衰落也可能跟這個背景有關系。

羊城晚報：新疆考古成果豐碩，西旁景教寺院遺址在眾多成果中占據什么位置？

劉文鎖：景教有關的遺址，在全國甚至全世界也不多見。從考古學來講，它可以填補很多景教考古的空白。這個遺址發現以后，可以提供大量實物資料，尤其是新發現的大批景教文獻和壁畫，它的意義是多方面的。

自2021年發掘以來，我們在《西域研究》發表過本項目的階段情況報告，也在一些學術會議上作了介紹，項目一直受到國際學界的重視。2024年8月，我們的前兩次發掘報告和簡報在《考古學報》《考古》期刊發表了。2024年10月，我們在吐魯番召集了“景教研究新進展：考古，歷史，文獻，圖像”國際學術研討會，又組織了數十位與會的中外學者，實地考察了這個目前中國境內發現規模最大、出土文物最豐富的景教遺址。一些著名專家對我們提出了很好的建議。

近年來，有多處景教遺址被發現、發掘。一系列的考古成果推動著國際景教研究，甚至形成了景教研究的學術新熱點。

羊城晚報：有人認為考古研究的很多問題都是“冷門絕學”，還一提考古就聯想到小說《盜墓筆記》。在您看來，考古是“冷”還是“熱”？

劉文鎖：這個學科確實有點“冷”。大部分人也會覺得考古很辛苦。其實辛苦不辛苦完全是個人的體驗。考古學這些年正在走向大眾，它應該有一種開放性，并不是象牙塔，它的研究對象是文化遺產，這些遺產是屬于全人類的。

像我們的考古工地，在保證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我們甚至采用志愿者制度來發掘，讓公眾隨時可以了解我們到底干了些什么。但真實的考古顯然不是像《盜墓筆記》里那樣的，考古發掘過程本身還是蠻枯燥、很累的。當然，考古學需要浪漫化，否則很多人可能堅持不下去。

田野學科永遠不會枯竭

羊城晚報：您在新疆出生長大，為什么會選擇來到廣東？

劉文鎖：我就是沖著中大歷史系來的。我是中大歷史系第一批博士后。當時有一位同屆同學，送了我一本《追憶陳寅恪》，讓我多了解中大學術的傳統和精神。后來跟著蔡鴻生先生、姜伯勤先生、林悟殊先生這些前輩學習，不斷感悟到從讀書治學到待人接物上的返璞歸真。我覺得無論是治學傳統還是地域精神，廣東的精神就是務實。在廣東生活的這些年，我越來越認同自己就是廣東人。

羊城晚報：考古對您而言，比較大的困難是什么？

劉文鎖：專業上的事情再難也不是難事，我倒是覺得當考古領隊非常難，什么都要負責，而且不能出一點差錯。每次下田野我的壓力都好大，有時候晚上覺也睡不好。這可能跟我的性格有關系，人際關系是我的弱項。

羊城晚報：您今年剛好60歲，對于很多學者而言，似乎沒有退休的說法，您之后有什么計劃？

劉文鎖：學校批準我65歲退休。退休了我也還有好多事情想做。各人有各自的活法。我覺得，只要找到自己生活的意義就很好。

我的一些前輩，80歲還在下田野。像今年2月份剛剛去世的王炳華先生，他是新疆考古學界的一位泰斗級人物，2014年時他80歲，我們還一起去了尼雅遺址，當時沙漠里晚上只有零下二十多攝氏度，他照樣跟我們一起扛過來了。總之考古學界的老先生都是挺活躍的，以后如果年輕人愿意邀請，我也是愿意再下田野的。

考古學的田野魅力，就是從實際中獲取知識。它總是能突破一些有限的東西，好像永遠不會枯竭。過去有人說，考古學是探險英雄的學科。印第安納·瓊斯的電影里就把考古學家塑造為一個探險家，但那是藝術化的表達。考古學者是要有探險精神、探險技能，但不是冒險，而是去探索未知。保持求知欲是學考古的基本素養，缺乏求知欲，在這個學科就做不出成就。我也期待我的學生能夠學識淵博、專業熟練，能在野外處理很多實際問題，也能成為百科全書式的學者。

來源：羊城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