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小說，其實就是寫命運。”4月的成都，雨后的空氣還帶著些潤濕的甘甜。12日晚，胡學文攜長篇小說《龍鳳歌》來到成都浮于野書店，與作家羅偉章對談。

在胡學文的作品中，“命運”是貫穿始終的關鍵詞：不是抽象的玄學概念，而是一種貼著土地、貼著性格、貼著時代的具體質地。小說寫的是人，而人的命運，總在歷史與現實之間，被牽引、被拉扯，又倔強地反抗和掙脫。

胡學文（中）和羅偉章（右）

他們只差幾分鐘出生，命運卻南轅北轍

小說《龍鳳歌》所講述的故事時間跨度橫貫80年，圍繞著因一匹棗紅馬結緣的馬秋月與朱光明，以及他們所生的一對龍鳳胎朱燈與朱紅展開。朱燈以中專生身份實現“農轉非”，此后仕途順遂，從公辦教師到縣長秘書、報社主任；朱紅性格剛毅，敢愛敢恨，在婚姻破裂后，毅然投身服裝事業，并培養一雙兒女成才。

有人曾向胡學文提問，這部小說是否依然是他擅長的鄉土文學題材作品。對此，胡學文表示，“我不是在寫鄉土題材，我是在寫人的命運。”在他看來，地域只是承載人物命運的舞臺，而小說真正關注的是命運的走向。

胡學文提到，在中國鄉土文化中，對于龍鳳胎有“相克”的傳言。一些農村地區迷信，就像是從一個根里長出的莊稼會一個壯、一個弱一樣，雙胞胎也會相互妨礙。恰好，朱燈、朱紅，一個瘦弱、一個強壯。為防止強壯的女兒“克”體弱的兒子，馬秋月選擇將女兒分開養，這也導致了母女情分的割裂。

“他們只差幾分鐘出生，命運卻如此不同，是性格使然，還是時代所致？”胡學文說，這不是巧合，而是鄉村傳統文化中對“龍鳳胎”的某種象征性投射。

寫小說，最難的是命運中的人物

羅偉章與胡學文同齡，同為1967年生人。在羅偉章看來，胡學文是一個“發出金屬聲音的人”：質地清晰、毫無遮掩。羅偉章評價胡學文，“他對當下始終保持一種凝視感。”是一個“忠誠于故事的作家”。

在羅偉章看來，《龍鳳歌》體現了胡學文一以貫之的“民間性”：“那是一種毛茸茸的、蓬勃的生命力。”他提到小說中設置了“麻婆子”這樣的講故事角色，保留了中國傳統痕跡，這種結構讓文本擁有了更多“講述”的質感。

在此前的《有生》里，胡學文創作出一個有著圣母般威望的女性——祖奶，祖奶一生充滿坎坷，成為接生婆后，慢慢成為一方地區的道德標準和象征；在《龍鳳歌》里，作為“母親”的馬秋月與中國鄉土小說中傳統的母親形象不同，她并不擅長農活，而擅長作畫與剪紙。她的心里還埋著一顆浪漫的種子，向往更加現代的愛情關系。

馬秋月像很多中國式母親一樣，對子女寄予厚望，又常常陷入干涉與放手的矛盾中。她心中有一條龍、一條鳳，但自己卻成了一只困在繭里的蛾。她無法逃脫命運，也難以完全掌控命運。但她和她身邊的許多鄉村女性一樣，以倔強的生命力，一步步托舉起家庭，托舉起鄉村。

“寫小說，最難的不是故事，是人物。”他拿魯迅的阿Q、祥林嫂、孔乙己等人物舉例，表示每一個名字背后都承載著時代的精魂，這也是他塑造人物的努力方向。“我其實最喜歡的人物是朱紅。”胡學文在現場直言，朱紅聰明、剛強，他在生活中也很欣賞這種人，甚至希望自己能成為這樣的人。

胡學文提到自己的寫作習慣：每次寫作前一定要把人物性格想清楚，才會動筆。胡學文說，很多小說讀完后，故事也許會被遺忘，但人物會留下來，留下印象，留下感情。“要把人物寫得鮮明，得先想清楚他們的性格，他們的精神氣質。這種精神氣質，是那個時代的，是這個人物背后的文化積淀。”

作家在地理上構建一個文化故鄉

胡學文的創作，離不開他的人生經驗。比如那匹棗紅馬，就來自他年少時與馬的真實接觸：他養過馬、騎過馬，也被馬摔過。有一次，他趕著馬出門，天忽然下雨，正欲牽馬返家時，馬卻執意要吃草。他便站在雨中等馬吃飽，才一起回去。“跟馬相處久了，自然會生出感情來。”

于是，《龍鳳歌》中的馬不再只是交通工具，而成了一條重要的敘事線索——不僅是朱光明與馬秋月結緣的象征，也承載著人物性格和命運的投射。

馬秋月的父親姓馬，她自己屬馬，這種“命定的巧合”也許正是小說的浪漫所在。胡學文說，“我相信緣分，畢竟馬在中國文化中也有馬到成功等寓意。”

胡學文為讀者簽名

羅偉章說：“胡學文小說中吹的風，和我的小說里吹的風，自然是不一樣的。”他提到，胡學文書寫豆莊，正如他自己反復回到大巴山，“作家可以虛構人物、故事，但無法虛構環境。”胡學文也回應：“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的家鄉。它既是地理意義上的，也是文化意義上的。我們要構建屬于自己的精神家園。”

紅星新聞記者 毛渝川 任宏偉 編輯 蘇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