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長與衰退

（節選）

作者｜[美]威爾·杜蘭特

阿里爾·杜蘭特

選自｜《歷史的教訓》第十二章

出版｜中國方正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版次｜2015年1月第1版

題圖｜AI生成

編輯｜策山

（本文約3900字）

一

文明是錯綜復雜又很不穩定的人際關系網絡，建立起來很辛苦，摧毀則很容易。

為什么歷史上到處都是文明被毀滅的遺跡？難道死亡是萬物的定數？在歷史的成長與衰亡過程中，是否有任何規律可循，能使我們得以由過去存在的文明的進程，去預測屬于我們自己的未來？

有些想象力十足的古人就是這樣想的，甚至還詳細預測著未來世界的細節。在《第四田園詩》里，維吉爾（公元前70年—前19年，古羅馬詩人）宣告，總有一天，變化的能力耗盡之后，整個宇宙或因預定的計劃，或因偶然，將陷入與已被遺忘的古代完全一樣的境地，將因在劫難逃的天命，一一重復那種境地過去所發生的事情。

尼采（1844—1900年，德國哲學家）因為這種“永恒循環”的幻覺而發了瘋。這真是再愚蠢不過，但在哲學家中間確實能看到這種事。

歷史一再重演，但只是在大的方面與大的事件上是這樣的。我們也許可以合理地推測，在未來，就像在過去那樣，會有一些新生國家興起，而一些古老國家會衰亡；會有一些新的文明伴隨著畜牧業和農業開始，隨著商業和工業擴大，進入到奢侈腐化的階段。思想，會歷經超自然解釋、傳奇解釋到自然主義解釋的過程；新的學說、發明、發現和謬見，也將會激勵各種思想潮流；新生的一代將會反抗老的一代，但是會經歷由反叛到適應再到對抗的階段；道德上的實驗也會稀釋傳統，威脅到它們的受益者；創新的狂熱會因時間的無情而被遺忘。

歷史本身之所以能大體上重復著，是因為人類天性的改變像地質改變那樣緩慢悠然，在面對經常發生的狀況，以及像饑餓、危險以及性愛一樣的刺激時，總是準備用最古老典型的方法去應對。

當然，在高度發達和復雜的文明社會中，個體要比在原始社會中的個體有更多的差異和獨特性，許多情形中包含新奇的情況，需要修正直覺的反應。習慣在減少，推理在擴展；結果變得更加不可預測。未來是否重復過去并不那么確定。每年都會有奇遇。

二

一些大思想家，一直想把不那么嚴謹的規律變成充滿威嚴的范式。法國社會主義的創始人，圣西門（1760—1825年，法國哲學家）將過去與未來劃分為“有機時代”和“批判時代”的交替：

人類發展的規律……揭示了兩種不同而又交替的社會形態：一種是有機社會，人類的一切活動是分等級的，能被預見的，受一般理論控制的，社會活動的目的很明確；另一種是批判社會，所有思想上的聯盟，所有的公共活動，所有的協調都停止了，社會僅僅是相互斗爭的分散個體的聚合體。

在有機時代，各種基本問題（神學的、政治的、經濟的、倫理的）已經得到至少是暫時性的解決。然而之后不久，借助于這些暫時性解決取得的進步，以及在它們所實現的制度的保護下，會讓那些答案變得不夠完善，會催生新的事物?！谟袡C時代，人類忙于建設；在批判時代，他們又忙于破壞。

斯賓格勒（1880—1936年，德國哲學家）改變了圣西門的提法，他將歷史劃分成各自獨立的文明，每一種文明都像四季循環一樣，有著獨特的生命過程與軌跡。不過，文明主要包括兩個時期：一個是向心的時期，它將一種文化的各個方面結合為一個獨特的、具有內聚力的藝術形式。另一個是離心的時期，破壞有機體的力量使教義和文化陷入分裂與批判精神，結果是個人主義、懷疑主義和畸形藝術的混亂。

圣西門是向前看，斯賓格勒是向后看。

所有人都同意一點，即文明都會經歷生長、繁榮、沒落、消亡的過程——或者說由以前生機勃勃的洪流變成一潭死水。那么，文明成長的原因是什么？消亡的原因又是什么？

三

也許大多數國家都是由一個集團征服另一個集團，以及征服者持續使用武力加諸被征服者之上形成的；征服者的命令就是被征服者最早的法律；這些命令再加上民族的民俗，就創造了新的社會秩序。一些拉丁美洲的國家，明顯地是以這種方式開始的。當統治者利用得天獨厚的條件（像埃及和亞洲的河流），組織被統治者勞作時，經濟上的優越條件又構成了文明的另一個基礎。

當思想與感情的活動，超越了原始部落的常規，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就可能形成一種危險的緊張關系。對于發展的進一步刺激，來自周圍環境的一切挑戰性的改變，如外部的入侵或者是降雨的持續短缺——這種挑戰可能通過軍事上的改革，或者建造灌溉水利系統而得到解決。

如果我們對這個問題更深入地問一句：一種挑戰是否會引起回應，究竟是由什么決定的？答案是，這取決于是否存在著有主動性與創造性的個體，他們思路清晰，意圖強大（這幾乎就是天才的定義），能對新的情況做出有效的反應（這幾乎就是智慧的定義）。

假如我們再問，怎樣才能成為有創造力的個體？我們就得從歷史回到心理學和生物學——也就是從環境的影響和染色體的奧秘中去尋找答案。

總之，如果成功地回應了一種挑戰（就像美國在1917年、1933年以及1941年的情形一樣），而且勝利者又未大傷元氣（就像英國在1945年的情形一樣），則這個國家的地位與士氣便會上升，從而使它有能力去應對更進一步的挑戰。

如果這些是文明成長的源泉，那么，什么又是文明衰退的原因呢？

四

我們是否應該像斯賓格勒和其他很多人所設想的那樣，認為每種文明都是一個有機體，自然而又神秘地被賦予成長的能力和死亡的命運？用生理學和物理學的比喻，來解釋群體行為，以及把社會的退化歸因于它的生命中某些固有的內在局限，或者是內部力量的不可抗拒的流失，這樣的做法的確很吸引人。這樣的比喻也許提供了暫時性的解釋，正如我們把個人的聯合比喻為細胞的聚合，或是把銀行鈔票的發行與收回流通，比擬成心臟的收縮與擴張。

但是，群體除了是由單個的人組成外，并不是真正具有生理作用的有機體，它沒有自己的大腦和腸胃；它必須依靠其成員的大腦和神經，進行思考與感知。當一個群體或是一種文明衰亡的時候，它并不是由于群體生命的神秘限制，而是由于政治領袖或思想領袖在回應變革的挑戰中遭受了失敗。

挑戰可以來自好多原因，而且可以通過重復或結合在一起，提升破壞力的強度。降雨量或綠洲水源的缺少，會讓大地因干旱變為不毛之地。土壤也許會因為不合理的耕種或者破壞性使用而被消耗殆盡。用奴隸制勞工取代自由勞動力，能降低對生產的激勵，從而導致土地棄耕，城市蕭條。貿易工具或貿易路線的改變——例如海運或航空業的興起——也會使舊的文明中心蕭條和衰敗，像1492年后的比薩或威尼斯就是這樣。

稅收過高，也許就會讓投資和生產失去動力。海外市場和原料會因更具開拓精神的競爭而喪失。進口遠大于出口，也許會用盡國內寶貴的金屬儲備。財富的集中，也許會讓國家在階級斗爭或是種族戰爭中分裂。人口和貧窮都集中于大城市，會讓政府被迫做出選擇：要么采用會讓經濟萎靡不振的救濟政策，要么冒叛亂與革命的風險。

在一個社會中，因為經濟的發展產生了不平等，就會分化成兩個階層，一個是少數的文化精英，一個是多數的蕓蕓眾生——他們十分不幸，因為天生的原因或者環境的關系，無法繼承或者發展出高貴典雅的水準。隨著這個多數（眾生）的增長，它會對少數（精英）的文化起到拖累作用；它的談吐、服飾、娛樂、感情、價值判斷會向上擴散，多數（眾生）內部的野蠻化是少數（精英）控制教育和經濟機會所要付出的代價之一。

隨著教育的普及，神學失去了威信，它表面上還得到服從，但已經不能影響人們的行為和希望。生活與理想日益世俗化，不再對超自然的解釋心存敬畏。當道德法典的人類本源被揭示出來，神的監督與懲罰消失之后，道德法典也失去了光輝和力量。在古希臘，哲學家們摧毀了知識階級中的舊信仰；在近代歐洲的許多國家，哲學家也取得了類似的成果。古代就像現代一樣，善于分析的頭腦瓦解了支撐著道德法典的宗教。新的宗教出現了，但是它們與統治階級分離，不再為國家服務。在理性主義戰勝了神話之后，是基督教之前一百年里懷疑主義與享樂主義的時代，隨著基督教時代之后一百年里類似的勝利而出現的，也是這樣一個時代。

若是處在舊道德規范已去，新規范尚未形成之間的倫常松懈時期，失去約束的一代人對舊的限制和生活方式，僅有一點殘留的依附感，他們在絕望之中便會陷入奢靡腐敗、家庭倫理等一片混亂之中。不會有人認為“為祖國獻身是高尚的、榮耀的事情”。領導者的一次失敗，就可能使國家的力量被內訌所削弱。

在這個過程的最后，戰爭中的一次決定性失敗可能會成為最后的一擊，或者外部的野蠻入侵會與內部泛濫的野蠻現象結合在一起，讓一個文明壽終正寢。

五

這是一幅令人沮喪的畫面嗎？不完全是。

無論對個體還是國家而言，都無權要求生命永恒、長生不老。死亡是自然的，而且假如死亡來得正是時候，則死亡是可以得到寬恕的，而且是有益的，思想成熟的人面臨死亡，也不會感到悲憤。

但是文明會死嗎？也不完全是。

希臘文明并不是真的死了，而只是外殼不再存在了，棲居地發生改變了，內涵得到延伸了；希臘文明永遠活在人類的記憶之中，它是如此的博大精深，以至于沒有一個人，即便是終其一生，也難以將其全部吸收。創造性思想的這種經過考驗的存在能力，才是真正的永垂不朽，才是真正的有益人心。

國家消亡了。古老的地區變得一片荒蕪，或者是遭受了其他的變遷。韌性十足的人，重振精神，拾起了他的工具和技藝，帶著他的記憶。如果教育能夠加深和延伸這些記憶，文明就會隨著他而遷徙，在另外某個地方重建家園。在新的土地上，他不需要完全重新開始，也不需要在沒有朋友的幫助下獨自前行；通信和交通仍會使他和祖國聯系在一起，猶如生活在有營養的胎盤里一樣。羅馬引進了希臘文明，并向西歐輸出；美國從歐洲文明中獲益，又準備以前所未有的技術方式，再次傳播出去。

文明使人類的靈魂世代相傳。人的生命通過傳宗接代而超越了死亡，一個有生命的文化也會超越時空、漂洋過海，將它的遺產傳遞給繼承人。甚至就在這些話被寫下來的時候，商業與印刷、電線與電波，以及看不見的空中“信使”，正在把不同的國家與不同的文明聯合在一起，為所有人保存已被贈予的人類的遺產。

【作者簡介】

《歷史的教訓》一書，是美國著名學者、終身哲學教授威爾·杜蘭特及其夫人阿里爾·杜蘭特的作品。

威爾·杜蘭特（1885—1981年），先后在美國圣彼得學院和哥倫比亞大學接受教育，后進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物學，并在美國著名哲學家杜威的指導下攻讀哲學，1917年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杜蘭特筆耕不輟，成就驚人，作品有《哲學的故事》《轉變》《哲學的樂趣》《歷史上的英雄》《歷史上最偉大的思想》，以及規模宏大的11卷《世界文明史》，是當時美國少有的集作家、歷史學家和哲學家于一身的學者。

在撰寫《歷史的教訓》之前，杜蘭特夫婦花了50年的時間寫作《世界文明史》，內容涵蓋政治、經濟、軍事、科技、宗教、文化、哲學、歷史、教育、藝術、音樂等諸多領域，它是舉世公認的傳世經典，作者因此而榮獲1968年的“普利策獎”和1977年的“自由勛章獎”。因為《世界文明史》卷帙浩繁，為方便一般讀者閱讀，杜蘭特夫婦在此巨著的基礎上，于1968年寫作出版《歷史的教訓》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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