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兒嚴晴晴已經讀高二了，母親姜賢紅提起童年時打過女兒的經歷時，還是會忍不住掉眼淚。

“她抄作業被我發現，我拿起衣架打她，她一路躲到廁所，過了一會跑出廁所對我大吼：‘打死我算了！’”姜賢紅回憶道，她記得女兒的腿上被自己打出傷痕，充滿愧疚，決心再也不打孩子。

后來她才知道，那時候讀二年級的女兒剛剛從留守兒童轉變為流動兒童，從老家來到上海讀書，完全無法適應新環境，才抄了作業。

每一個在外謀生的家庭，都面臨一場兩難的選擇——把孩子帶在身邊，讓孩子成為流動兒童，面臨各種入學、升學方面的困難；還是送回老家，讓孩子成為留守兒童，缺席孩子的成長。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全國流動人口規模達到3.76億人。

數字背后，是諸多為生活奔波的父母。即便孩子長大后，他們也常感焦慮與愧疚。如果生計與教育無法兼顧，孩子還能獲得父母之愛嗎？無法長期陪伴在孩子身邊的父母，還能算“足夠好”的父母嗎？

在哈佛大學教育學院讀博士的鐘郁含，有過長達十余年的支教和田野調查經歷。她很好奇，分離如何影響了孩子們的心理、成長和親子關系，并為此成立一個NGO組織嘗試幫助父母和孩子。在老師李鈞雷的指導下，她對分離家庭的親子遠程溝通有了更深刻的認知與理解。

“很多家長認為，良好的家庭教育、有質量的親子互動需要家長有很高的學歷、厲害的技能，或者很多的物質資源”，但鐘郁含發現，表達父母之愛既不需要“高學歷”“高科技”，也沒有標準答案。

給孩子寫一封信

讀初二時，嚴晴晴收到母親姜賢紅的一封信。

那時嚴晴晴剛從上海轉回福建老家讀書，陌生的學習環境讓她極度不適應，而母親每月只能回來看她一次，電話里又常常責備她。

這封足足有5頁紙的信，第一句話是：“對不起，媽媽首先跟你道個歉。媽媽之前對你有太多的指責、抱怨、批評。”這是母親第一次向嚴晴晴正式道歉，她感到意外的同時，又有被寬慰的感覺。

其實，寫這封信前，姜賢紅與鐘郁含通過一次電話。

2020年，嚴晴晴還在上海讀小學時，課余會去上海太陽花社區兒童服務中心上手工課，這是一家專門服務于打工子女的公益性課外機構。

有一天，服務中心的老師轉了一則線上講座鏈接到家長群里。開這場講座的人叫鐘郁含，是哈佛大學教育系的博士生。她和幾個朋友一起成立的公益組織“一起長大”，旨在幫助那些在社會發展過程中不得不經歷親子分離的家庭，讓他們獲得更好的情感鏈接。

在“一起長大”項目中，直播課是日常的工作之一。姜賢紅聽了這場直播講座，鏡頭里鐘郁含的一番話讓她印象深刻：做家長的，很多事情要站在孩子的角度換位思考，嘗試走進孩子的內心。

幾年后，想遠程幫助女兒又覺得有些無助的姜賢紅想到了向鐘郁含求助，給她打了電話。

在那次一個多小時的通話里，鐘郁含嘗試開導她：“你能否回憶起，女兒做得好的地方，關心你的瞬間呢？你可以告訴她，可能有些無法口頭說的話，寫下來表達更容易些。”

姜賢紅決定給女兒寫一封信。寫信的那個晚上，她徹夜無眠，一直在思考應該如何下筆。足足五個小時后，她完成了第一封給女兒的手寫信，上面還有一些淚痕，她逐頁拍下，并發送給女兒。

在信中，她寫道：“媽媽特別心疼那次你腳爛了一個大洞，不能走路，還要爬樓梯，飯也吃不上了，那時候媽媽特別想在家照顧你，可是我們離得太遠了……媽媽心里特別內疚，對不起啊！希望你能體諒爸媽的無奈與不易，好嗎？”

姜賢紅寫給女兒的信（受訪者供圖）

姜賢紅還在信里回憶了母親節那天，女兒在晚自習后到電話亭排隊給她打電話的一幕。她告訴女兒，聽到“母親節快樂”的那個瞬間，覺得特別感動。

愛意在遠隔千里的空間里流動起來。

那封信之后，嚴晴晴在中考中超常發揮，考上一所不錯的高中。在后來的回憶里，嚴晴晴對那封信印象最深的是，媽媽寫到母親節的那通電話。她覺得母親理解自己，自己的用心被母親記住了。

“一起長大”

鐘郁含也由衷地為姜賢紅母女倆高興，這些看起來平凡而細微的變化，是她這些年來始終在努力的方向。

2012年1月，她參加了一個短期支教項目，從老家西安坐著綠皮火車來到了貴陽，和支教的伙伴們又一起坐了五六個小時的汽車，抵達黔南州大山里的一所鄉村小學。

那段日子，鐘郁含除了上課之外，做的最多事是家訪。她發現很多學生要么是和一位家長生活在一起，另一位家長出去工作，要么就是父母雙方都外出工作，孩子跟老人生活在一起。盡管分隔兩地，留守在鄉村的孩子們有很多想和在異鄉打工的父母說的話，渴望著和父母有更多情感鏈接。

“你出去是不是因為城市里的生活更好？”

“你工作的地方有沒有臺風，有沒有地震？”

“你在哪里吃飯，是吃食堂還是自己做，自己做的話肉貴不貴？”

遠在他鄉的父母，似乎很少有所回應。他們總是充滿愧疚、無法回應，也不相信自己能在外打工的同時也有能力陪伴孩子長大。

鐘郁含要離開的時候，孩子們表現出了和每年與父母外出打工時類似的不舍，小心翼翼地問她，“明年能不能再來？”她忽然意識到，對于這些留守在鄉村的孩子來說，相見的周期是以“年”為單位計量的。她覺得自己無法拒絕孩子們的請求。

后來，去貴州的那所小學是鐘郁含每年都要做的事情。而且，她決定從支教轉變為幫助這些鄉村孩子與他們的父母進行遠距離親子互動。

和學生們一起過生日的鐘郁含。（受訪者供圖）

鐘郁含本科讀的是法律系，但她覺得，法律是人與人關系的底線，而教育是那種事倍功半的事情。“有時候教育只是在一些微小細節上做出改變。就像火箭發射，挪出一個角度讓它越升越高，角度就出來了。”

本科畢業后，鐘郁含選擇赴美國哈佛大學教育學院讀研。在此期間，她和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成立了公益組織“一起長大”。

最開始，她不知道該如何著手，即便翻閱了諸多學術文章、參考其他公益項目，也找不到關于支持遠距離親子互動的做法。鐘郁含向自己的老師——哈佛大學人類發展與教育系主任李鈞雷教授請教。

“絕大多數的父母即便在和孩子的互動中存在很多的困難，但也一定有他們做得好的時刻。”李鈞雷告訴鐘郁含，“即便遠距離的親子互動很難，也一定有少數的家庭已經做得很好了，記錄那些家庭是怎么做的，這些做法是最容易被類似的家庭理解和模仿的。”

“我以前太關注父母和孩子交流中的困難，完全沒有看到孩子們對父母的愛的表達。鈞雷老師的建議給我提了個醒，想做好支持家庭關系的工作，就要看到全面的現狀，而不僅僅是聚焦于問題和困難。”鐘郁含說。

為了找到更多想要幫助的對象，她調研了一家位于東莞的工廠。她和大約80名孩子在老家的父母分享了她在支教經歷中對孩子們的觀察。

鐘郁含記得，有人“一邊用左手擦著眼淚，一邊用右手在紙上做記錄”。她告訴家長們，當孩子傾訴自己的不適應時，如果家長回復“過一段時間就好了”，這樣孩子會覺得自己不被理解。家長耐心聽完，表示理解孩子的委屈、給予安慰，才能讓孩子感受到來自父母的關心。

不過，走進工廠的交流計劃并不順利，“大部分工廠的負責人擔心，這樣的交流會讓工人產生辭職回到孩子身邊的想法，不再接納我們。”鐘郁含說。

愛的表達沒有標準答案

為了接觸更多與孩子分離的家長，鐘郁含開始在全國各地輾轉。

在她曾經組織的講座中，許多父母既覺得觸動，又感到矛盾與無助。鐘郁含曾經收到一位家長的留言，那是一首寫給孩子的詩，有一句是“我放下工作就無法抱起你”。

鐘郁含會反復告訴這些家長，即便無法在孩子身邊陪伴，也可以表達父母之愛。

在上海，她聯系了同樣關注流動兒童的太陽花社區兒童服務中心，在他們的組織下開展了一場線下講座。陳宏是參與這場講座的家長中為數不多的父親。

安徽人陳宏于2005年來上海工作，他有一個女兒，來上海工作時女兒被他帶在身邊。參與講座的那年，女兒跟著陳宏在上海讀小學。

和嚴晴晴一樣，幾年后，陳宏的女兒回到老家升學后也出現種種不適應。女兒一度懷疑自己得了抑郁癥，考試前手會不由自主地發抖。陳宏帶著她四處求醫，醫生們給出的方案也各不相同。

陳宏想到了鐘郁含，向她傾訴苦惱，“小鐘老師告訴我，在學習之外，家長能做的事情有很多，可以在生活上多關心孩子，側面去和孩子建立聯系。”

為了讓女兒轉移注意力，陳宏有計劃地開始了“遠程陪伴”。每天女兒打電話和他聊天時，陳宏都會耐心傾聽，偶爾女兒提出買衣服這樣的小要求，陳宏也會認真對待，盡力滿足。在日復一日的溝通陪伴下，女兒的情緒變得穩定，和爸爸也無話不談。

起初，為了照顧女兒，陳宏每個月都會回家看女兒一次。后來，女兒會主動說，“爸爸不需要每個月都回來，我批準你兩個月回來一次也可以。”

有一次考試前夕，女兒又告訴陳宏，自己手抖得厲害，陳宏不再感到無措，而是告訴女兒，“這是考試前的正常現象”。其實，他心里也很沒有底。直到女兒打電話給他說，“爸爸，我的病好了”，陳宏才終于松了一口氣，慶幸自己的努力沒有白費。

陳宏開始慢慢理解，盡管自己沒有特殊的教育方法，但只要表達了關心，女兒的情況就會改善。

在上海太陽花社區服務中心開展講座時，鐘郁含和參加活動的家長合影（受訪者供圖）

“我們希望父母可以和孩子多去聊自己在外面的工作和生活，多分享細節，拍一些照片。孩子們需要通過這些細節去想象父母在外面的生活，獲得參與父母所在環境的體驗。”鐘郁含說。

而一旦父母們有進步，鐘郁含都會肯定他們。有一次一位母親分享孩子常常情緒激烈、在電話里哭，而自己只能在電話另一頭一直陪伴他。她說，“我不會說什么，只是聽他哭泣，安撫他的情緒”，鐘郁含立刻肯定了她的做法。

“在外打工的父母，常常有一個思維定勢，好像只有賺夠錢才有資格與孩子談感情。但愛的表達沒有標準答案。”鐘郁含說。

在相同的處境中找方法

碩士畢業后，鐘郁含沒有立即升學讀博。“一起長大”的工作讓她對遠程親子教育有了更多探索的動力，她決定回到以前支教的貴州山區常駐調研，和孩子們聊天、交朋友，探討和父母相處的經歷。

在貴州的三年，她從孩子們那里收集到許多“感受到父母愛意”的案例，大部分都是再尋常不過的小事。比如，想吃一碗紅燒肉，媽媽當晚就做了一碗。

“不要將情感陪伴理解為必須說出的話語，或是多么高深的學問，或是你必須接受什么樣的教育才能做這件事情”。這是鐘郁含從老師李鈞雷那里獲得的啟發。

隨著調研的不斷深入，鐘郁含發現，向外界介紹留守兒童時，并非只能強調這些孩子很可憐。在和留守兒童的父母接觸時，她同樣理解，在生活條件被限制的情況下，許多父母已然盡了全部力量，這種嘗試保持聯系的努力已經非常可貴。

而她要做的，是讓這些做得好的方法推廣到更多家庭中。用學術的話語來說，這是一種“正向出發”的方法。

“正向出發的思路最早源于世界公共衛生組織在衛生工作中的成果。”李鈞雷介紹。在幫助資源缺乏的地區和人群時，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即便資源和能力有限，更高效的辦法仍是挖掘潛力。

“總有一些案例存在，同樣是分離家庭，但父母和孩子之間的關系保持得很好。發現并理解這樣的案例，才能夠幫助處于相同處境的家庭。”李鈞雷說。

鐘郁含曾經將姜賢紅給女兒寫信的前后經歷，錄制成一節名為《媽媽的一封有質量的信》的直播課，詳細解讀遠距離分離的家庭中親子互動的重要性。

對著鏡頭，鐘郁含分析道，姜賢紅對女兒有很強的情感需要。起初母親表達情感和關心的方式是責備，但更好的方式是用女兒做得好的事情來鼓勵她，讓她感受到自己被認可的同時，也能讓她知道自己具體怎么做，母親會感到開心。

在鐘郁含看來，姜賢紅在信中的文字表達很有質量，“即便對孩子的學習成績不滿意，但她還是會換個角度，看到孩子做得好的地方”。這種方法值得借鑒。

在“一起長大”的公眾號里，鐘郁含每個月都會找一個主題和大家分享。“孩子在老家發消息說想我，我該怎么辦？”“接到老師對孩子批評的電話，我應該怎么處理？”“和孩子在春節的團聚中進行有質量的互動”……

鐘郁含常常在鏡頭前鼓勵大家，即便無法陪伴在孩子身邊，也要給自己積極的心理暗示，換一種方式來給自己信心：“雖然有些事情我不太會做，但我和孩子的相處中我也有做得好的地方，不會做的地方我可以去學，我也一定能學會”。

“好心的偏見”

“在當下的社會語境里，我們常常會認為'留守兒童'是一個特殊現象，但事實上，在孩子成長的過程中，父母與孩子的分離，在社會歷史發展的過程中總是會不斷出現。”李鈞雷說。

他自己是個“70后”，小時候在上海生活。童年時代，李鈞雷的父母正在經歷“上山下鄉”。直到五六歲，他都處于和父母分離狀態，從小由爺爺奶奶、外公外婆照顧長大。在一定程度上，類似于留守兒童。

直到今天，成了教育學的專家的李鈞雷也并不覺得這樣的教育模式，給自己的成長帶來劣勢。

在他看來，如果認為孩子與父母之間一旦分開，他們之間的感情肯定不佳，孩子的自身發展也肯定不佳，會出現對心理和精神健康產生影響，這純屬偏見。

“父母不在孩子身邊，并不代表身邊沒有愛他的人。我自己小時候，父母每年春節才回家，但我周圍并不缺少愛我的人，爺爺奶奶、外公外婆、叔叔阿姨等。”李鈞雷說。

鐘郁含在調研中也發現，相比于忙碌的父母一定把孩子帶在身邊，如果有一個穩定的撫養人，同樣可以給孩子帶來心理上的支撐。相反，很多孩子即便和父母一起生活，如果沒有溝通，也處于一種“失陪”狀態。

2022年開始，鐘郁含的“一起長大”項目與壹基金合作，在甘肅省的兒童服務站推廣了培訓課程。嘗試通過培訓服務站的老師，給更多留守兒童帶來更好的心理健康教育和陪伴。

甘肅省涇川縣陽光義工協會秘書長茍小蘭，是當地一家兒童服務站的站長。她記得，在那次的培訓課程里，有一節課的內容設計是讓孩子“找到一個身邊愛你的人”。

“后來我們給孩子們上課，班上的小朋友，即便沒有找到父母愛自己的案例，也會想到身邊的其他親屬愛自己的例子。”茍小蘭說。

李鈞雷解釋了這類課程的意義，作為孩子，當然不希望父母距離自己很遠。但一個人的“抗逆力”“回彈力”最重要的來源，是身邊至少有一個人是愛你的，或者關注你的。

“當我們談到留守兒童和他們的家庭，大多數人總是抱有一種憐憫心態，我把它稱為‘好心的偏見’。”李鈞雷說。

西方兒童發展心理理論特別強調孩子和父母之間的關系，尤其是母子之間的依戀。但李鈞雷認為，這在中國未必完全適用。

在他看來，孩子與母親之間的關系非常重要且不可替代，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母親和孩子必須每天都在一起。如果沒有在身邊照顧，孩子的整體發展就一定會受到影響。人類在幾千萬年的演變過程中，撫育孩子的工作總是由許多人共同完成。

很多在媒體上分享自己育兒經驗的家長，他們的處境和條件遠高于其他人。在李鈞雷看來，這些家長的許多建議并不接地氣，只能給其他家長帶來負罪感。“相對平和的視角才有可能探索出更好的幫助措施”。

什么是“夠好的”父母

“我認為我沒有把女兒帶好，雖然很多人都覺得我做得已經很好了。”女兒曾問過陳宏，為什么你在上海不能多積累一點積分，這樣她就能在上海讀書了。事情過去了許多年，陳宏心里一直惦記著這件事，覺得對女兒有所虧欠。

對于親子分離的家庭來說，父母在與孩子的溝通中，常常背負著沉重的自責，覺得讓孩子留守了，是自己能力不夠而造成的。有些家長甚至會在內心一遍遍地否定自己，“我什么都做不了”“我沒文化我不懂怎么去幫助孩子”。

同為與孩子分離的家長，陳宏和姜賢紅都會抽時間閱讀親子關系相關的書籍，也會參與各種線上相關課程，但仍然會深感愧疚，始終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好。

在今天的育兒環境中，常常讓人有許多錯覺。一個足夠好的家長必須時時刻刻都愿意并能夠花時間陪伴孩子，必須熟知各種育兒理論和策略，必須擁有足夠的能力和資源提供給孩子……

李鈞雷覺得，這些要求既不現實，也不必要。

“社會應該鼓勵或者盡量幫助家長和孩子一起長大，但是在時間有限的時候，質比量更重要。比如我媽媽，她能夠陪著我的時間，只有短短的寒暑假而已。但是在陪伴我的時候，她會完完全全地投入在我身上。”李鈞雷說。

一個“夠好”的家長，并非是熟悉各種育兒理論和策略的家長。

嚴晴晴對母親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自己在老家讀初中時，有一次班主任誤會她和同桌早戀，懲罰她換座位，她覺得委屈，告訴了母親。姜賢紅耐心地聽了事情的原委，站在了女兒這邊，覺得老師的做法欠妥。這件事讓嚴晴晴感受到母親來自千里之外的理解和支持。

完整地了解自己的孩子，知道孩子喜歡吃什么、做什么，在乎孩子為什么高興、為什么難過，知道孩子的為人，知道孩子在乎和信任的人……這些事情比高深的育兒理論更重要。

“知道這些方法和策略，也往往不知道如何應用到自己的孩子身上。”李鈞雷說，“我們能夠在孩子需要的時候，給她一個適當的反應，也許就是發個聲、點個頭、看一眼、笑一笑，或者說一句話都可以。”

20年前，李鈞雷在中國國內從事孤殘兒童相關研究。他發現，在許多人的觀念里，兒童福利院絕非優越的生活環境。但他做田野調研時發現，無論是福利院的保育員還是這些孩子寄養的社區、家庭，都有許多非常好的撫養人。

李鈞雷夫婦從這樣的福利院里領養了兩個女兒，保育員把孩子交給他們的時候，細致耐心地告訴他們，孩子喜歡什么不喜歡什么，有什么特點。即便這些保育員文化教育背景非常一般，所處的環境中教育資源、經濟資源都很匱乏，但這不影響孩子們被照顧得很好。

“老師和家長有時候有一種接近本能的育兒能力，這是有科學實驗證明的。”李鈞雷介紹。當育兒、教育成為越來越重要的商業賣點時，常常有許多廣告宣揚孩子的大腦發育是多么重要，但似乎很少有人好奇，成年人的大腦在生育之后，是否也發生了改變。

在過去許多年里，腦科學領域發現，父母的大腦會因為孩子而發生實質性改變。“母親的大腦會在懷孕期間就發生變化，類似于打開了一個‘關愛系統’，父親則晚一些，通常在孩子出生后，與孩子產生互動后，這個系統才會打開。”李鈞雷說。

有一個規律是，和孩子的互動越多，大腦中的“關愛系統”打開的效果越好。實驗證明，這樣的正向循環系統，即便是和孩子沒有血緣關系的養父母，只要不斷與孩子進行互動，也可以有效觸發。

“父母與孩子的溝通并沒有特別高級或是所謂專業的方法，只要你真情實感地與孩子互動，就是有質量的溝通。”李鈞雷說。在高度競爭的社會環境中，許多家長會因為無法給孩子提供資源而自責，卻常常忽略自身所能夠付出的平凡互動。

“其實父母自己才是那個最寶貴的資源。”李鈞雷說。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嚴晴晴為化名）

原標題：《即便孩子與父母分隔兩地，也能做到“一起長大”》

欄目主編：王瀟 文字編輯：王瀟

來源：作者：解放日報 李楚悅 朱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