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川口彰俊居住的日本富士縣的某個小城市，2022年老齡化程度已達31.3%，這也催生了許多意想不到的場景。

在當地，因為公共交通不發達，八九十歲老人開車出行成為生活常態。只是因反應遲鈍，老年人開車越過中線或在路中間緩慢移動的現象屢見不鮮。新聞里，高齡司機撞死人的事件時有發生。

在出租車司機等服務行業，老年工作者也十分普遍，盡管這樣的現象會經常震驚來日本旅游的游客。日本內閣府公布的數據顯示，2022年，65—69歲人群的就業率是52%，70—74歲為33.9%，75歲及以上為11%。

高齡老人依舊工作，源于他們對養老生活的不安。2019年，日本金融廳工作小組發布的報告顯示，如果一對夫妻在65歲后繼續生活30年，除了每月領取的養老金，她們還需要解決2000萬日元（約等于100萬元人民幣）的資金缺口以應對老年生活。當年此份報告一經發出，也在日本引起了不小的震動。

盡管日本在應對老齡化方面積累了大量經驗，但當日本的老年人群體逐漸從“年輕老人”步入“高齡老人”的階段，種種問題還是讓政府和社會感到棘手。

日本總務省的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9月15日，日本65歲及以上老年人有3625萬，占總人口的29.3%。按年齡分，日本75歲及以上人口有2076萬人，占總人口的16.8%；80歲及以上人口達到1290萬人，占總數的10.4%。80歲及以上老人的比率去年首次超過10%，今年又上升了0.3個百分點。

日本深度老齡化的另一面是銀發經濟也迎來了快速發展，旅游業、餐飲業提供銀發優惠套餐，到處都有終身學習文化中心（即老年大學）。當然，最大的養老產業依舊是醫療和養老護理。

這些是川口彰俊觀察到的日本養老最真實的一面。截至2024年9月，日本65歲及以上老年人占總人口的29.3%，為世界老齡化率最高的國家。

2013年，川口彰俊進入日本養老行業。此后十余年，他以養老院院長的身份觀察和體驗了一個深度老齡化社會面臨的深層次困境。他管理的養老機構多次被日本政府機構、研究機構參觀考察。此外，他也歷任了射水市高齡者保健福祉計劃·介護保險事業計劃推進委員會委員、射水市介護認定審查會委員等職位。青年時期，他曾在中國留學、工作七年多時間。

2024年，他將他對日本養老的觀察、思考與反思匯集在《高齡海嘯：日本養老觀察》一書，并于今年1月在中國出版。川口彰俊說：“日本可以說是全球老齡化的試驗場。日本如何應對即將到來的高齡海嘯，也許能為中國養老事業的發展帶來一點參考和啟發。”

川口彰俊在書中寫道：實際上，日本早在三四十年前就意識到了少子化問題的到來，但政府沒有對策，一直拖延，終于導致社會各方面陷入螺旋下降、難以挽救的狀態。日本內閣府的資料顯示，由于少子老齡化，日本的勞動年齡人口（15—64歲）在1995年到了頂峰后開始減少，估計到2050年將減少到 5275萬人（比 2021年減少29.2%）。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將加重勞動力不足、國內需求減少、經濟規模縮小等社會與經濟問題。

護理困境

2014年，日本神奈川縣川崎市的一家養老院發生三起高齡者從樓上墜落的事件。事后調查發現，這三起事件均是由一名護工將老人推下樓所導致，這起虐待老人事件也在日本全國引起轟動。

只是，這樣值得警醒的事件并不能阻止日本虐老事件的持續發生。

根據厚生勞動省（相當于國內的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調查，高齡老人受虐待的情況逐年增加。2022年，日本養老設施中的虐待案件為856件，家庭中的虐待案件則高達16669件，虐待的形式包括暴力、粗言惡語、忽視、不提供需要的介護（即國內語境下的護理）。

川口彰俊觀察發現，老老介護（即老人護理老人）更容易導致介護疲憊，從而引發崩潰、殺人、自殺等悲劇。厚生勞動省2023年的調查數據顯示，在居家介護的家庭中，老老介護的比例從2019年的59.7%上升至2023年的64.5%。在這些家庭中，介護者和被介護者均為75歲即以上老人的比例為35.7%。

他說：“近些年，日本小家庭化和家屬高齡化等問題逐漸顯現。過去由家屬承擔的護理責任，由于社會結構的變化而不再適用。”

此外，因無法同時兼顧工作和護理，大量日本人不得不辭去工作，回歸家庭照顧家人。厚生勞動省2022年的調查顯示，日本765.7萬的辭職者中，有7.3萬人因醫療介護兒離職。其中，55—59歲的職場人士最多。

為防止因護理家庭老人離職，日本針對此推行了相應的休假制度。如果員工需要照顧處于“要介護”狀態的家人，公司必須提供“介護休假”。休假上限為93天，可以分三次休完。休假期間，雇傭保險將支付員工67%的工資。川口彰俊說，這樣的休假時長仍遠遠滿足不了現實需求。

護理員緊缺問題難解

2013年川口彰俊進入養老行業時，日本護理人才短缺的問題已十分嚴重。厚生勞動省估算，2023年日本護工缺口為22萬，2040年這個缺口將達到69萬人。

尤其是在專門面向重度失能老人的特別養護養老院，日本護理員缺乏問題尤其嚴重。川口彰俊說，在特別養護養老院，護工不僅需要具備豐富的知識和技術，工作負擔也比其他類型的護工更重。此外，還需要在節假日值班或者長期輪流值夜班。鮮少有護工愿意從事這樣的工作。

與國內類似，收入低成為護理人才短缺的重要原因。2012年，厚生勞動省數據顯示，介護職員的年收入為310萬日元，而日本全行業的平均年收入為408萬日元。這個差距至今仍保持在100萬日元左右。

為改善這一狀況，日本政府曾建立改善介護職員薪資待遇的制度。通過申請，介護職工每年最多可獲得40余萬日元的補貼，但這仍無法彌補與全行業平均收入的差距。

川口彰俊表示，薪酬低導致許多年輕人不愿意進入這個行業。近年來，大多數培養護理員的學校都面臨招生不足的困境，為了維持運營，這些學校不得不招收外國留學生。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介護制度的設計也導致養老機構掙扎在盈虧平衡線上，因此也很難主動給護理員增加薪資待遇。當前，日本養老機構的介護服務費（介護報酬）由厚生勞動省規定，養老院不能自己決定。在這樣的背景下，養老院沒辦法通過提高服務費來提高機構營收。

2023年日本社會福祉協議會對1600家特別養護養老院的調查顯示，2022年，有62%的特別養護養老院陷入赤字狀態，養老院只能盡全力減少空床率和開支。2022年后，日本物價急速上漲，更是加劇了養老院的虧損現象。

除了收入低，護理工作的繁重也讓護理員這一群體在精神和身體上面臨巨大壓力。

例如，護理員一天中需要多次抱著老人從床上挪動到輪椅上，這一過程仍然沒有機器人能完全替代。日本工業事故預防協會的調查顯示，2019年，日本71%的護工患有腰痛。

在川口彰俊管理的養老院中，為了減輕護理員的身體負擔，機構引進了介護起重器。通過介護起重器，護工能十分輕松的完成挪動老人的過程。當然，引進新設備的過程也曾一度受阻。一開始，護理員給他的反饋是“不喜歡學習新的設備”“用雙手抱起來更快”。同時受限于成本支出和養老院管理者的理念等，日本也只有少部分養老院引進了介護起重器。

機構實踐的最終效果顯示，設備的引進不僅能減輕護理員挪動老人的身體負擔，護理員腰痛現象明顯改善，也能減少老人因挪動導致皮下出血的風險。

|對話|

經濟觀察報：從去年開始，國內出現許多“中年人被護理老人困住”的新聞報道，日本也曾報道“看護殺人”事件，日本普通家庭也面臨護理困境嗎？

川口彰俊：我在《高齡海嘯：日本養老觀察》中提到，日本老人介護老人的“老老介護”、認知癥患者介護認知癥患者的“認認介護”、為了介護父母辭職工作的“介護離職”等問題很普遍，這些問題容易導致“介護疲憊”和經濟上的困難，從而引發崩潰、虐待、殺人、自殺等悲劇。而在“認認介護”的情況下，尤其容易出現無法提供適當介護的危險。

經濟觀察報：日本獨居老人的生存現狀如何？

川口彰俊：2020年的人口普查顯示，日本65歲及以上的獨居老人達672萬。他們和社會的接觸減少，經常面臨“孤獨”問題。雖然地方政府和福祉機構等努力讓獨居老人參加地區的活動，可是因為財政壓力、人力不夠等原因，不能覆蓋所有需要幫助的老人，因此往往會發生“孤獨死”現象，老人在去世后幾天甚至幾個月后才被發現。除此之外，獨居老人也容易成為詐騙的對象。

經濟觀察報：日本60—70歲老人就業比例很高，為何會出現這樣的現象？

川口彰俊：日本退休年齡為60歲，但到了65歲才可以拿養老金。為了彌補5年的收入差距，政府規定如果員工到了60歲還想繼續工作，公司必須將員工雇傭到65歲。日本很多65歲以上的老人對自己的儲蓄和退休金感到不安，因此能工作到多大歲數就工作到多大歲數。

經濟觀察報：因政府限定服務費價格，介護保險制度下的日本養老機構面臨經營虧損難題，機構管理者們如何應對？

川口彰俊：因為介護保險是利用國民繳納的社會保障費和稅收的福祉制度，因此政府不允許養老機構高盈利。如果養老機構利潤率高，厚生勞動省會主動降低該養老機構的服務費價格。

日本泡沫經濟崩潰后30年物價基本沒漲，但從2021年開始，日本物價開始猛漲，職工的平均工資也水漲船高。此時如果不提高護工的工資，護工就會辭職。

2024年，厚生勞動省決定將特別養護養老院的服務費價格提高1.59%，但遠不如物價上升率2.5%。厚生勞動省還發放護工的“處遇改善”補貼以增加護工工資，可是只有6000日元/月（約300元/月）。2024年，中小企業的平均工資漲幅為10712日元/月，大企業平均工資漲幅更多，因此這些措施并不能解決護工的工資上漲問題。

此前，護工年薪和全行業平均收入的差距約140萬日元，這幾年差距變得更大。因此日本養老院面臨物價上漲和護工嚴重短缺的雙重困難，養老機構只能自力更生。

經濟觀察報：日本介護保險制度（類似于國內的長期護理保險制度）負擔了日本老人入住養老機構的護理費。但介護保險制度也需要個人繳費且過去十年日本逐步提高了個人支付比例。日本老年人是如何看待這樣的問題？

川口彰俊：在日本介護保險制度的資金繳納中，當前勞動人口負擔的比率是28%，老人負擔22%，政府負擔50%。老人每個月都需要繳納介護保險費，因此不希望政府提高介護保險費。

另一方面，現在日本少子化問題也十分嚴重，年輕人擔心自己老了之后，得不到與現在老人一樣的優厚待遇。并且，現在日本的養老金（年金）制度和介護保險制度只看老人的收入，不考慮老人的資產。所以日本面臨有收入而沒有資產的年輕人“撫養”沒有收入而有資產的老人的現象，因此老人必須負擔更多介護保險費的聲音越來越大。

經濟觀察報：中國中低端養老機構普遍存在50歲護理員護理80歲老人的現象，日本養老機構也存在這一現象嗎？

川口彰俊：2000年日本引進介護保險時，很多年輕人對新的制度懷著期待進入介護行業，但現在他們仍然是日本介護的主力。2023年厚生勞動省的資料顯示，40歲以上護理員占50%以上。

按照厚生勞動省資料，2023年護工必要數是233萬人，但實際護工數只有212.5萬人（缺口20.4萬人），護工嚴重短缺。可當下年輕人嫌護工工資低、工作又辛苦，不想進入養老行業。2015年前后，日本年輕護工短缺問題浮出水面，于是日本政府在2017年給外國人開放介護勞動市場，引進外國護工。現在也有很多中國護工在日本工作，但外國人護工只是杯水車薪，不能彌補日本20萬護工缺口。

經濟觀察報：你曾引進介護起重器、介護機器人進養老機構，也有觀點認為養老機器人是在炒作，你如何看待養老機器人發揮的作用？

川口彰俊：我曾引進的養老機器人實際上是感應器或移位機，只是厚生勞動省將它們認定為介護機器人。現在的介護機器人只能做介護的“周邊工作”，即監護、陪聊或需要護工操作的人工介護用具。目前還沒有開發出能完全代替護工的機器人。當然，開發介護機器人是時代的必然，技術發展日新月異，我也期待5年、10年后能開發出可以真正做護工工作的介護機器人。

經濟觀察報：日本養老機構的精細化服務被廣泛關注，你如何看待中日兩國的服務精細化差異？

川口彰俊：日本養老機構善于改善細節，中國養老機構不太善于改善細節。我訪問過不少中國的養老院，看到很多可以改善的地方。一個原因是，養老機構純粹不知道改善的方法，另外一個原因是缺乏“從老人的立場來考慮”。

以流食的形狀為例，對于行動不便的老人而言，吃飯是一天中最幸福的時間之一，可是如果看到流食，老人很難有食欲，這會影響老人的營養攝入。吃飯時視覺其實是很重要的因素，可是很多養老從業者沒吃過流食，不知道吃流食的感受，因此無法想象吃飯時視覺的重要性。請比較一下下面兩張照片，食物一樣但形狀不同，哪個更有食欲？結果一目了然，有形狀的會更勾起老人食欲。所以從事養老行業的人，要廣泛學習國內外養老院的做法。此外，自己親身體驗也非常重要。

經濟觀察報：最近兩年，北京等地出現了在養老機構高空置率的背景下，新開業養老機構會出高價格讓中介機構幫忙從其他機構“挖老人”。日本也會有類似的現象嗎？

川口彰俊：日本也存在同樣的問題。少部分中介機構收取高額手續費的問題早已存在，但厚生勞動省一直視而不見。直到今年2月，這個問題被媒體曝光，政府才在3月17日的社會保障審議會上展開討論，并決定為了2027年介護保險制度改訂磋商（每3年一次改訂）。不得不說，政府的反應太慢了。

經濟觀察報：日本作為超老齡化社會，具體催生了哪些銀發產業？

川口彰俊：日本總務省公布，2022年高齡者家庭的平均儲蓄額是2414萬日元，中位線是1677萬日元，超過2500萬日元的占34.2%，低于300萬日元的占14.4%。因此各行業瞄準高齡者的金融資產，銀發經濟興起：旅游業、餐飲業提供銀發優惠套餐，到處都有“終身學習文化中心（老年大學）”，這些都是針對健康老人的。也有保險、股份、不動產等金融理財方面的服務。

可是，最大的養老產業還是醫療和介護。因為健康高齡者的旅游依然屬于旅游業的范疇，理財屬于金融業，終身學習屬于教育業，醫療就是醫療，一般不被視為養老業。因此對很多日本人來說，養老就相當于介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