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學子】第353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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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屹視線】教育·人文·名家文摘

從北大荒到北大

1977年高考

對他來說才是真正的改革開放

文：新京報記者 侯潤芳

1977年12月注定要永載史冊。

那一年，570萬出身不同，從十多歲到三十多歲的人共同走進考場，參加中斷了10年的高考。27萬人走進了大學，他們的命運就此改變，中國也由此悄然改變……

本期人物：海聞

▲海聞，1977年考入北京大學經濟系。1982年赴美讀書，成為恢復高考后北大自費留學第一人。

2005年至2013年任北京大學副校長。

目前任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院長。

新京報記者 王嘉寧 攝

1984年，美國戴維斯加州大學留學生海聞經過一片田野。

正值夏天，北加州大片的麥田延伸到天空的盡頭，風正好，藍天白云，杳無人跡。

高天闊地和遠處的山巒，一切和虎林多么相似！

“在這樣的時刻，覺得不可思議，人生如夢”——七年前，下鄉知青海聞還在黑龍江省虎林縣紅衛公社中學教書。七年后，他已在北加州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

海聞說，高考成為他“改變命運的里程碑”。

1977年距今已40年，從虎林到北加州，出國又回國，海聞的人生軌跡隨著時代的洪流奔向更廣闊處：“文革”中的中學生、支邊插隊知青、恢復高考后北大經濟系首屆學生、北大自費出國留學第一人、中國留美經濟學會會長、美國大學終身教授、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創辦人、北大副校長、匯豐商學院院長。

他特意將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中有關“高考”的片段下載存儲，不時看一看。“還是覺得做夢一樣，沒想到能夠有機會考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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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而不是出身成為重要的錄取標準”

去北大讀書前，我在黑龍江插隊九年，青春獻給了北大荒。

1969年3月，我和幾十位同學從老家杭州奔赴黑龍江省虎林縣。我們都是熱血青年，要去就去最艱苦的地方。而距離虎林縣100多公里就是正在“交火”的珍寶島，我們要去屯墾戍邊！

當時南方已初春新綠，東北大地仍萬里冰封。拖拉機拉著我們三十幾個十六七歲的“革命小將”，突突突地駛過結冰的河面，留下一路歡聲笑語。

但理想激情很快遭遇現實環境的沖擊。

拖拉機把我們拉到一個叫紅衛公社前衛大隊的村子。村民因整個冬天沒法洗澡，身上長滿了虱子，厚棉衣臟黑得發亮。村子里也沒有電，煤油燈冒出的黑煙躥得老高，第二天起床，鼻孔里兩道黑印。

我們很快投入到勞動中。自帶著玉米餅、大蒜等干糧，要到十里外的地方修水利、造排灌站。零下三四十度，撬開凍土，溝渠的水濺到褲子上，立刻結成冰。冰越結越厚，最后褲腿變得硬邦邦，走路吱吱作響；夏天收麥子、秋天收大豆，風干的豆秸刀片一樣鋒利，雙手去拔，手臂和手掌都是傷口和水皰。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們成為了真正的農民，學會了抽煙、喝酒，有時喝“北大荒酒”、有時是“完達山酒”。喝著喝著，有人唱起來，之后開始嗚嗚大哭。

▲海聞在黑龍江插隊時的照片。

1969年到1978年，17歲到26歲，我最好的青春時光獻給了北大荒。這九年間，我從未停止繼續上學的渴望，但“黑五類出身”的身份成為無法逾越的障礙——解放前，爸爸是金陵大學學生，抗戰時曾參加中國遠征軍，1957年又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在“文革”中不斷被關押批斗。我家還有海外關系，舅舅、姨媽都在美國生活。

下鄉時，我是領隊，讀書時學習成績好，勞動時能掙得最高工分14分。幾次我被公社選中去縣里、省里參加學習毛主席著作先進知識分子活動，但因家庭關系，還未動身已被否。

上大學也一樣。最初生產隊鑒于我的表現推薦上大學，當工農兵學員，但還是卡在了公社。后來幾年公社同意了，又卡在了縣里。最后縣里同意了，學校政審完家庭關系，還是拒絕錄取我。

我早已習慣了身份帶來的挫折——小學畢業時，我在班里成績位列前茅，仍然未考上普通中學而上了一個民辦學校。其實我是考上重點中學杭一中的，但因政審而被“除名”。

九年間，我目送著一波又一波的知青朋友被推薦去讀大學，心中不免委屈和失落。1977年，恢復高考的消息傳來時，我特別興奮——成績成為重要的錄取標準，而不再主要看家庭關系，我終于等到了這樣一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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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北大荒到北大

北大是我的第一志愿——之前我因為政治原因讀不了大學，這次我有點想爭口氣，想證明自己能夠考上最好的大學！

1977年，我已經在公社中學擔任副校長，但仍是拿工分的民辦老師。學校的不少知青老師也報名參加高考。為了不耽誤工作，我們約定好白天正常上課，晚上復習。我去買了一大捆蠟燭，按照制定的計劃夜夜挑燈復習。

確定恢復高考到正式高考，只有一個月時間。入學后，我才知道，挑燈夜戰幾乎是我們所有人共同的高考經歷。

在考生們緊張備考的一個月中，我已經進行了“第一輪”的高考。

“文革”十年，北大荒知青云集。據說，1977年黑龍江省有近200萬人報名參加大中專考試，但全國高校在黑龍江地區僅招生一萬人。

11月底，黑龍江省的“第一輪”高考在各個公社舉行，最終篩選出五萬人參加正式高考。我是這五萬人之一。

12月底，正式參加高考。我的考場在縣城里的虎林二中。天不亮我就出發了，路兩邊茫茫大地上見不到一個村莊。東北的冬天極冷，走進考場時我已凍蒙了，機械地搓著雙手，好一會兒才暖和過來。

考完最后一門已是12月25號。走出考場，我聽見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播報：“到今天為止，全國高考正式結束！”我的內心洋溢著平靜的自信——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吉林大學、哈爾濱師范、牡丹江師范，這五個志愿中錄取一個肯定沒問題！

高考后不到一個月，我正在老家杭州過年，收到了公社領導的電報：“祝賀你考進北京大學！”全家興奮極了。誰能想到我們這樣家庭背景的孩子可以考上北大，媽媽和祖母高興得流下了眼淚！

最激動的還是爸爸。看著電報，一向不茍言笑的爸爸突然張開雙臂、緊緊抱住我，聲音顫抖：“祝賀你！”

人生、命運、鯉魚跳龍門，我當時沒有想到這些宏大的詞匯。但直到后來的漫長光陰中，我才慢慢體會到考進北大之于我人生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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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四年徹底改變了我”

我在北大讀的是政治經濟學專業。事實上，這并非我的主動選擇。

我的第一志愿是圖書館學、第二志愿是中文系古典文獻學。當時僅從字面理解，以為這兩個專業可以看很多書。后來被調到政治經濟學專業，我當時仍然滿腹疑問：何為經濟學、政治經濟學又是做什么的？

北大經濟學大師云集。系主任陳岱老（我們習慣了如此尊稱陳岱孫先生）是1926年的哈佛大學博士，當時他已經78歲高齡。陳岱老博學廣識，授課沒有一句廢話，但語言風趣幽默；厲以寧老師嚴謹坦率，當時課堂上流行對話形式教學——學生提問，老師回答。有時有學生提出問題，厲以寧老師并不直接回答，坦率地表示不清楚或者要回去思考后再回答。

當時，不少教材仍沿用“文革”時的版本，英語課本中仍然充滿著“革命語言”，但一些微妙的變化正在發生，大學前兩年我們仍然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大三的教材則開始出現美國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經濟學》等西方經濟學書籍。

校園的高墻之外，意識形態開始松動。1978年春，時任安徽省委書記的萬里在安徽掀起“包產到戶”的農村改革，并很快燎原到各地。1979年元旦，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生產建設上來》。

過去的階級斗爭為綱開始轉向務實的經濟建設，轟轟烈烈的八十年代改革拉開序幕。

▲在北大讀書時，海聞（前排左四）和同學在圖書館前合影。

圍繞著改革和發展，我們北京大學首屆政治經濟學專業的學生被翻天覆地的變化刺激著，心境隨之劇烈變動。同學們熱切討論著：人民公社要不要改革、家庭聯產承包是進步還是倒退？過去我們被教育認為資本家剝削工人，到底允不允許搞私人企業？企業是否應該追求利潤？

在來北大讀書前，我在封閉保守的農村呆了九年。這些思想的解放和碰撞，讓我對整個社會、經濟體制有了不一樣的認識。

北大四年也徹底改變和重塑了“自我”。

經過北大四年的熏陶，我的知識結構和眼界被改變，自信和勇氣被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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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自費出國第一人

在北大，我不再害怕任何事情，敢于探索和實踐。

大學時，著名經濟學家孫冶方先生曾來學校做講座。孫冶方先生認為，中國的很多問題是封建殘余而非資本主義的問題，五四運動提倡的民主科學的任務直到70年代仍沒有完成。

一種完全不同于以前看待中國的角度，我的腦子如同閃過一道閃電！當時中美已經建交，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教授、諾貝爾獎獲得者舒爾茨訪問北大，也有外國老師開始給我們授課。我為一些遙遠的東西莫名激動著，想要去看看外部更大的世界——我想親身體驗和觀察，去看看到底什么是發達國家、什么是現代化，美國的經濟政策和市場機制是怎樣的？

我從大三開始為出國做準備。十年“文革”剛過，北大基本上沒有留學資料。北京圖書館的資料陳舊，但好歹可以查詢到美國一些大學的地址。我騎著自行車往返于學校與北圖，抄寫下資料，一封封信投向美國。

對于我出國的渴望，陳岱老和厲以寧老師都很支持。陳岱老曾在美國求學七年，厲以寧老師研究西方經濟學，他們兩人都希望我們能夠出去學習更多理論、對發達國家有更實際的了解。在我申請出國的過程中，陳岱老給了我很多重要建議，厲以寧老師則找來英文書籍幫我一點一點核查對應的美國課程名稱的正確翻譯。

大四下半年，我收到了美國加州長灘州立大學的錄取通知書，成為恢復高考后北大自費出國第一人。一兩年后，我們班一半以上的人陸續走出國門。我們宿舍七個人，六人在國外拿到了博士學位。

▲海聞保存的北京大學畢業證和學位證書。

▲海聞保存的北京大學畢業證和學位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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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把我們從舊體制的束縛中解放了出來”

在美國讀書期間，我們一直關注著中國的經濟改革。

1992年春天，鄧小平在視察南方期間提出：“要抓緊有利時機，加快改革步伐。”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國啟動全面改革。

我和易綱意識到，中國要進行更深層次的改革了！1994年，易綱和我雙雙放棄美國大學終身教職先后回國。

在我們回國前后，我們班大部分的同學也都選擇了回來，我們這一代人對國家有著一種夢和責任，希望能夠為國家做事。在讀完博士學位后，我和易綱就一直等待著回國的機會。

1994年，林毅夫、易綱、我、張維迎等“海龜”在北京大學創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希望推動中國的經濟改革和經濟學教學研究。二十多年間，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變成了國家發展研究院，成為了國家級的智庫，以自己的研究和實踐為中國的改革和發展建言獻策。

如今，恢復高考距今已經40年了。在給學生講課，回憶往事時，我還是常會想起高考前后的人生——如果沒有高考，我們在做什么，會有怎樣的人生？

是1977年的高考把我們這些人從舊體制的束縛中解放了出來。1977年高考沒有年齡限制，政審也放到了次要位置，這種空前的改革力度把被“文革”耽誤了12年的人都解放了出來。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真正的改革開放始于1977年的高考。

從國家意義上看，在“文革”后的人才斷層危機中，77級的27萬人承擔起了國家的建設和發展，成為了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

四十年過去了，我們班的同學們各自有了新的發展路徑：我、林雙林、黃少敏等在國外獲得博士學位并在美國任教多年后回國教書；劉偉畢業后留校，現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張煒獲得牛津大學博士學位，從事對中國經濟的研究；于華獲得魯汶大學博士，現任摩根士丹利華鑫董事長，金立佐也是牛津大學博士，回國參與了籌建中金公司的工作；易綱、畢井泉、丘小雄、張曉強等進入政府部門，分別擔任或擔任過央行副行長、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局長、國家稅務總局副局長、國家發改委副主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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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題問答

新京報：對你影響最大的書籍有哪些？

海聞：對我影響比較大的是《毛澤東選集》，里面有很多寶貴的東西。

新京報：最深刻的高考記憶是什么？

海聞：我們公社文教助理的兩個雞蛋。

文教助理是北京人，參加過抗美援朝，1958年轉業后來到東北。文教助理住在公社，距離考場近點，他讓我住在他那里。早晨四點，他就起床給我做早飯，煮了兩個平時吃不到的雞蛋。

這兩個雞蛋是我最深的高考記憶。

新京報：1977年的高考有什么遺憾？

海聞：我沒有任何遺憾。考進了北大，還有什么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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