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戰時的中國為何差點站錯隊

唐德剛 文 | 千字君 編

本文主體部分選編自唐德剛先生名著《歷史的“三峽”》，題目為編者所加。

半殖民地假裝帝國主義

1914年7月，歐洲的德奧與英法兩幫帝國主義之間，忽然爆發了一場國際戰爭，后來竟演變成“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場戰爭雖然發生在歐洲，但因為戰爭雙方都是白色帝國主義，它就必然牽涉到交戰各國在亞非拉澳四洲的殖民地了。

中國那時正是交戰兩方的次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而日本其時則是英國的同盟國，因而日本也就學模學樣的，做了個外黃內白的“香蕉帝國主義”，加入了英法一幫，對德宣戰。

但是日軍不用遠赴歐洲去參戰，而是向在山東半島的德國租借地開戰了。他們不但占領了膠州灣和青島的德國租借地，甚至把中國整個的山東半島，也給霸占了。并乘歐洲列強無暇東顧之時，向中國政府提出“二十一條要求”，要把中國干脆變成日本的殖民地。

就在歐戰正酣之時，我國朝野，尤其是對歐戰有“研究”興趣的知識分子和政客，也就發生了中國應否像日本一樣去“參戰”的問題了。

就在這研究中和辯論的當口，歐戰轉劇，德國于1917年2月，宣布了它在世界五大洋，各公海中，為封鎖協約國的海上物資供應，而實行其所謂“無限制潛艇政策”。這一來就直接影響了美國的對外貿易了。

▲1917年初，歐洲激戰正酣，圖為德軍潛艇

美國的對歐政策，本就是偏向于支援協約國的。只因國內德裔公民阻力太大，一時尚需維持中立。待到德國的無限制潛艇政策一宣布，尤其是美國郵輪被襲擊之后，美國便于1917年4月6日，向德國宣戰了。

美國既然參戰了，總統威爾遜也就有各種理由，邀約中國一同參戰。美國對中國的邀請書一旦發出，中國政府如何回應呢？在北京政府和全國輿論之中，就發生了中國參戰與否的大辯論。

參戰利弊大辯論

當時主張參戰最力的是國務總理段祺瑞，以梁啟超、湯化龍為首，而擁段的原進步黨和研究系等有影響力的政客，也全力附和。他們認為參戰對中國，有百利無一害。理由甚多：

首先，美國參戰以后，協約國在歐戰中的最后勝利已十分明顯，因此中國應該參加協約國，在將來的國際和會上，有爭取勝利果實的權利。

中國的著眼點則集中在山東半島，因為日本志在戰后，承繼德國在山東的殖民地而擴大之。中國要抵制日本，收回山東半島，就非參加戰后和會不可。要參加將來的和會，目前參戰而成為戰勝國，實為必需也。

▲中國的孔子有如西方的耶穌，中國不能失去山東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顧維鈞在巴黎和會的演講

其次，中國參戰之后，不但可以立刻收回德奧等國在中國的所有租借地和一切財產，停付對德奧等國的庚子賠款；還可以參戰為借口，要求緩付對協約國英法美意等國的庚子賠款，其年均總數皆在2000萬以上。由緩付開始，戰后中國，更可乘機要求全部停付一切賠款。前途無限，利莫大焉。

至于“北洋系”的人馬之所以熱衷于參戰，其動機顯然就不像段祺瑞那么單純了。在他們看來，參戰就得有參戰軍。政府正可乘機擴大國防軍，增加北京政府在國內外的軍事力量；為著擴軍，政府還可整頓稅收，交涉外債。

總之，對段政府而言，參加世界大戰，是有百利無一害的，所以段氏主張接受美國邀請，立刻參戰。事實上，段氏為著參戰，幾乎廢寢忘餐，全力以赴。其剛愎自用的個性，在參戰政潮上也表露無遺。

▲四無（無軍隊、無地盤、無收入、無外國后臺）總理段祺瑞

可是站在段之對立面的黎元洪，就堅決反對參戰。何以反對參戰呢？說穿了，黎與段至此已是勢成水火的政敵。凡敵之所好，我必反之，已成為轉型期中國政壇的公式。更重要的還是，黎此時雖是一位徒擁虛名的領袖，對各派政治勢力而言卻有被利用的價值。

在反戰最烈的孫中山看來，第一次世界大戰原本就是一場白色帝國主義搶奪殖民地的戰爭。我們這個深受帝國主義之害的中國，有什么理由來參加他們帝國主義分贓的戰爭呢？

再者，在一個革命家看來，中國問題之徹底解決，是個革命成功與否的問題。“革命尚未成功”，所以民國不如大清。當務之急是打倒軍閥，完成革命。如今軍閥盤據如舊，全國上下還要擁護軍閥，乘勢壯大，去參加歐戰，豈非舍本逐末？所以孫中山就反對參戰了。

孫當時在國內是頗享清望的，于是在他的號召影響之下，商學各界也就跟著反了。

▲1918年11月28日，北京市民慶祝一戰勝利

部分國會議員也反參戰，但其實中國參戰與否，對他們而言實在非關閎旨。在他們看來，只要能使北洋系政府垮臺，由國會議員來組織責任內閣，則是否參戰也未可知也。

至于西南各省的軍頭為何也反對參戰呢？那就更不難理解了。他們所反的事實上也是北洋系這一政治實體，而非“參戰案”這個政策。因為僅在一年之前，在討伐袁世凱的“護國戰爭”期間，他們初次擺脫北洋系的控制，頗嘗到了南北分治的政治甜頭。

▲1915年12月25日，蔡鍔與唐繼堯在云南率先宣布獨立，護國討袁

如今袁去段來，北京政府雖然少了個皇帝，然北洋系控制北京政府的本質，卻是換湯未換藥。加上他們原來又都和革命派甚為接近，雖然無愛于國民黨，卻和黎元洪一樣，都以民國的締造者自居，對北洋系的軍閥，嫉妒與憎恨兼而有之。如今眼見段派北洋系以參戰自肥，于是以反參戰為借口擁黎反段，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于是，國會之中的老國民黨各派系，和他們的老黨魁孫中山，以及當時盤據西南數省的實力派，全都聲明反對參戰。在他們的影響之下，京滬各大都市中一些商學團體也反對參戰，并在北京政府中公開表示擁黎反段。

這一來，中國是否應該參戰的問題，黎段兩派，就旗鼓相當，政府也就隨之一分為二了。那位原無政治實力的黎大總統，在各實力派一致擁護之下，也就頂起了“反參戰”的半邊天了。

▲1916年10月府院之爭最激烈之時，黎元洪為顯示實力舉行閱兵

一言以蔽之，這也就是‘轉型期’政治現象的可悲之處了。各實力派都要以響亮的政策問題為借口，來大踢其與政策無關的政治皮球，從事權力斗爭。李宗仁先生的話說得好：“在大家斗到白熱化的時候，哪還想到什么國家民族啰。”

幕后的經濟暗盤

以上所述都還僅限于中國政壇上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呢，史家如揭開他們舞臺后面的幃幕，看看他們臺后的運作，就比前臺精彩得多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是國際關系史上所謂秘密外交的高潮期，也是世界歷史上國際間秘密條約最為茂盛的時代。君不見，我們轟轟烈烈的愛國“五四運動”，不就是因為中日之間的密約曝光，而爆發出來的？從秘密條約搞起，對本國或異國當權派，和有影響力的政客軍閥作經濟賄賂，那就更是不在話下了。

▲左側學生手持標語：誓死不承認二十一條密約

在當時，歐洲戰場中對立的協約和同盟兩集團，對中國是否參戰都極為重視。

對協約國的英法來說，日本既已參加協約國對德作戰了，中國再隨之加入，德奧在亞洲的勢力，不用說就全部掃地出門了。中國雖是個老大無用之國，它卻有無限的人力資源、廉價勞工、原料和市場，能補協約國之不足。

還有就是日本，乘歐戰方殷，在東亞混水摸魚，已勢不可遏。日本曾為英國在遠東的貿易之勁敵。為久長之計，制衡日本，為戰后重返亞洲著想，英法兩國都有強拉中國入伙參戰的必要。

▲1916年11月，山東威海衛，法國人招募中國鐵路工人

對同盟國的德奧來說，中國一旦對德奧宣戰，不用說它們在中國數十年來所享有的一切外交特權、租借地和所有的經濟設施，立刻就化為烏有。他們留在中國的所有商人、官吏和情報人員，全部都要被作為戰俘而失去自由。

所以柏林也就使出全身解數，派出最資深的專家和有影響力的外交家，攜大批馬克來華活動；并暗中資助（事實上就是賄賂）反參戰人士反參戰到底。口頭工作效率不夠，雙方對中國各實力集團，就用美金、馬克作重貲賄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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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收到了100萬馬克巨款

那時交戰雙方對中國所使用的金元外交和銀彈攻勢，從公開借款到半公開的酬金、傭金、手續費用，到干脆的秘密賄賂，是千奇百怪的。歷史本來比小說有趣，我們如把它詳細地記錄下來，其故事之驚心動魄，就不下于福爾摩斯探案了。

最難想象的是，連“一代圣賢”孫中山先生，也變成了他們帝國主義銀彈攻勢下的受害人。

▲一戰時期的孫中山

二戰后，德國國家檔案被全部公開，再經過精通德語的資深華裔史家李國祁博士，對該項檔卷的細心翻閱，才案情大白。

為著“反參戰”，孫中山曾經接受德國政府秘密奉送的兩百萬馬克的酬勞。雖然他老人家實際上只收到100萬馬克，另100萬馬克，被何人打劫了，或是中飽了，至今還是個天大的疑案。

有的讀者，讀拙著至此，不免心有難安——“國父一代圣賢”，怎能收受外國的賄賂呢？

須知中山是一位不治私產的革命者。孔門弟子不是也說過，只要大德無虧，小德出入可也。他們那時搞革命的人，往往認為革命是無道德的，都以成功為道德。為著爭取革命的成功，何事不可為？

這一概念，對于倫理學家來說，可能有保留余地。但是近現代革命家，很多都將其奉為圭臬。當然，它也不會有傷于中山先生的日月之明也。

▲孫中山故居，上海環龍路63號（今南昌路59號）

德國佬原是近代世界上做事最有效率的民族，他們既然答應了，據當時目擊者馮自由等人的回憶，不久這宗百萬鈔票，就裝滿幾麻袋，用黃包車拖到孫公館了。福無雙至今朝至，孫國父在一夕之間，就從一個升斗不繼的窮老漢，變成百萬富翁了。

當時馬克的國際匯率，僅略低于美元。百萬之數，在當時中國是嚇壞人的巨款。這筆款對其后的所謂“護法戰爭”，是有其決定性影響的。我們勢將繼續討論下去。留待后文再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