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即事件，圍繞事件的研究通常會關注“大人物”的思想和行動，這種研究因忽略事件背后的社會結構而每遭詬病。確實，即使處在事件中心的“大人物”，其身上的光環也并非其獨有，毋寧說是特定社會政治結構變化的表征。而一些被“大人物”遮蔽的“小人物”的智慧和作用，亦非無關緊要，后者有時能展示出超越時代和“大人物”的面相。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里有14個省先后宣布獨立，帝制迎來了最后時刻。當新時代的序幕拉開，“大人物”圍繞未來國家政體和權力分配進行博弈之際，有個名叫盛先覺的“小人物”心系邊疆——蒙古、西藏和新疆，思考現代國家主權如何與治權相契合，以防止邊疆在英國和沙俄兩個帝國主義的陰謀下脫離中國。二十年前，筆者在閱讀內藤湖南《支那論》時，曾為如下一段話所吸引：

支那目下所遭遇的問題中，最為棘手的一個是領土問題。當革命軍初起之時，那些居于中心的人物尚無暇關注此問題之時，有一個年少的學生，很早對此予以關注，此人即湖南出身的盛先覺，札幌農科大學留學生。

“年少的學生”——盛先覺是誰？檢索常見的史料集，有兩則材料出自盛先覺之手：一則收錄在丁文江等編《梁啟超年譜長編》，是1911年12月17日盛先覺致梁啟超的信函；另一則是收錄在《孫中山藏檔選編》中的《理藩策》，系1912年初盛先覺呈孫中山的條陳。從盛先覺給梁啟超的長信可知，他是康有為、梁啟超的學生。1911年12月，盛先覺乘船從日本回國，代表康、梁聯絡章太炎，摸索革命派與保皇派在“虛君論”上合作的可能性。此后，盛去了南京，向中國民國臨時政府大總統孫中山呈遞了《理藩策》，訴說保全邊疆的方略。從“虛君”到“理藩”，二者之間存在怎樣的關聯？僅憑兩個文本的字面信息——“歷史材料”，人們是無法重構“歷史”的。

2020年春，筆者再次閱讀《支那論》，獲知在關于大谷光瑞西域探險隊的一本論文集里有一篇文章涉及盛先覺。這篇文章羅列了兩則關于盛先覺的上述史料，沒有給出任何解釋，但提到1909年（明治42年）6月17日盛先覺給東北帝國大學提交的入學申請書，筆者閱讀之余，激起了探討盛先覺是誰的欲望。

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小人物”如彗星般閃現，轉瞬而逝，難覓所終。即使在檢索手段發達的今日，能夠得到的有關盛先覺的信息仍然零碎而缺乏關聯，對了解其生平有價值的僅1898年《時務學堂第二期取準學生榜》一條：“內科生三十名之一：盛先覺”。根據前述盛先覺的入學申請書，盛先覺生于1885年，湖南長沙市善化人。而據盛先覺《理藩策》自述，他是在18歲那年——1903年赴日留學的。將這些信息綜合起來，盛先覺的留日經歷大致如下：

1903年時務學堂畢業，赴日留學；1904年12月入東京工藝學校；1905年9月入東京第三高等學校特別預科，次年6月畢業；1906年9月入鹿兒島第七高等學校造士館，1909年6月第二學年結業；1909年6月，申請入東北帝國大學農科分校學習。

這一履歷告訴讀者，盛先覺志在實用科學。鹿兒島留學三年，僅兩年在校。進入東北帝國大學后，從1909年入學到1911年中斷學習，也僅在籍兩年，沒有完成學業。盛先覺為什么要不斷變換留學地？內藤湖南的回憶給出了一條線索：

從清朝末開始，（盛先覺）即已留意支那的異族統治，自學蒙語。在革命之亂時回到支那，但是革命軍尚未成功，很快又再次回到日本，來訪問我，就如何處理領土問題聽取我的意見。

鹿兒島是西鄉隆盛的家鄉，是日本開啟明治維新、告別“前現代國家”的出發地；東京是日本“現代國家”的中心；北海道是日本開疆拓土邁向“現代帝國”的前奏。盛先覺不斷變換留學地，觀察日本的成長之路，顯示出其明確的意圖；而他最后自學蒙語，則表明其關注的焦點乃為中國邊疆。

歷史是對過去的表象，上述信息僅僅是有關過去的“史料”，而“史料”只有被置于特定語境中并被賦予“時間性”后方能成為“歷史”。基于這一理解，以下筆者嘗試詮釋盛先覺留下的兩則史料的意涵。

盛先覺與內藤湖南

1911年11月某日，京都。一個看似不到二十歲的青年敲開了京都大學內藤湖南研究室的門。來者操一口流利的日語，叫盛先覺，中國湖南人，東北帝國大學留學生。由記者轉型為帝國大學教授的內藤湖南，于授課之余，主要精力在給報章撰稿，面向大眾講演，能抽時間接待一個無名的中國青年很不尋常，想必與來者自報是梁啟超的弟子有關。梁啟超和內藤為中日言論界的驕子，內藤的中國認識里有著深隱不顯的梁啟超的影響。

寒暄過后，盛先覺述說在報章上經常讀到內藤的文章，稱贊文筆雄健，見識深刻。以往內藤與中國知識人的來往是沒有聲音的“筆談”，而今一個中國留學生能用日語與自己交談，讓內藤不禁心生好感。交談中話鋒一轉，盛先覺稱剛從中國返回日本，武昌起義及其余波可能導致清朝的覆亡，新疆、蒙古和西藏有可能在英國、沙俄的陰謀下脫離中國，果真如此，則不僅中國領土完整受到損害，日本在中國的利益也會受到影響。盛先覺希望內藤寫一封短箋介紹其認識大谷光瑞，通過后者與達賴喇嘛十三世的交誼，規勸達賴喇嘛離開印度。大谷光瑞即日本西本愿寺的法主，不愛坐修愛探險，組織“西域探險隊”，屬意邊陲。因援助受困于英屬印度的達賴喇嘛，與達賴建立了友善關系。

明白盛先覺來意后，內藤仔細端詳眼前似乎還稱不上“青年”的盛先覺，難掩內心的震撼。不久前，他在報章上撰文暢談清朝君主立憲，向大阪商民演講清朝憲政改革的前景，和幾乎所有“支那通”一樣，在其中國認識里沒有“革命”的位置，直到武昌起義的意義彰顯出來后，內藤才重新思考中國的來路和去向，匆匆撰寫了《清朝衰亡論》等文章。兩年后，內藤撰述《支那論》，回憶起與盛先覺的交談，不無感嘆地寫道：

無疑，此人考慮的是，因為革命之亂，以往支那擁有的異族遼闊的領土可能令人遺憾地土崩瓦解，想繼受清朝的統轄權，為此需要與西藏的達賴喇嘛建立關系，為了用自己的力量解決西藏及蒙古問題，想見達賴喇嘛，因此，希望得到西本愿寺法王的介紹（信）。這原本是支那人的立場，特別是在革命之亂還沒有成勢的時候，即能如此關心此事，非同一般。

清朝覆滅后，維系邊疆的“支那人的立場”成為《支那論》第二部分討論的主題——“領土問題”；正是在這部分，內藤提到了盛先覺。

內藤認為，中國的領土是由“民族”來區隔的。自秦漢以來，中國歷史是在漢族與“異種族”對立和融合中展開的。及至清代，從山中走出來的滿洲人進入漢土，“不像蒙古時代對所有文明的民族一視同仁，較之西域等文明，似乎有不重視支那文明的傾向，但是，缺乏了斷的思想。于是在滿洲人統治支那的二百余年間，漸漸浸染支那文明，最后擁有了與支那人完全一樣的感情”。內藤進而認為，辛亥革命后中央政府的要員皆為漢人，以漢人為中心的中華民國必然會引起其他民族的反抗，因為蒙古、西藏、新疆原本服從的是“滿洲的天子”，不是漢人建立的國家。在這種“異種族間感情”離心作用下，“五大民族共和”這種口號作為權宜之計雖然很有意義，但結果還是無法實行。回顧歷史，秦漢以降的統一王朝都是靠自身實力——財力和兵力，來完成“異種族間”的統合的，革命后的政府沒有這種統合能力。“支那的領土問題，從政治上的實力考慮，今日應該縮小。不應為五族共和這樣的臆想議論所左右，應考慮實際的實力，寧愿一時失去領土而專注于內部的統一。”這是赤裸裸地否定中華民國合法性的言論，與盛先覺的想法背道而馳。在自敘里，內藤說《支那論》構思于1912年夏秋之際，也即他與盛先覺會面大半年后。回到談話現場，二人至少在一點上是有共識的：不希望蒙古、西藏、新疆為沙俄和英國所攫取。因此，面對盛先覺的請求，內藤提筆寫了一封介紹信。

盛先覺與大谷光瑞

拿到內藤的介紹信后，盛先覺踏上了西行的路途。在此之前，盛先覺曾與居住在兵庫縣須磨的梁啟超、康有為告別，梁啟超交給他一封致章太炎的長信。

盛先覺西行抵達山口縣見大谷光瑞的情形，在12月17日從上海致梁啟超的信中是這樣描述的：

11月28夜9時，抵下關，大谷尊由。渠因有客，命部下某之深通我國情形者相周旋，言次并突問覺旅費充實否，意欲饋贐，覺乃重謝其厚意而婉卻之。“甚矣哉！日人用心之深也。”

11月29日旁午。訪大谷光瑞于光明寺，尊由亦在焉。交談約時許，光瑞善談，且關于我蒙、藏事頗有所陳，受益不少。談畢，敬致南海及先生意；光瑞亦屢致意于南海及先生焉，遂互道珍重而別。

11月28日夜抵達下關后，盛先覺立即前去拜訪大谷光瑞。大谷光瑞弟大谷尊由令手下接待了盛先覺。根據西本愿寺《教海一瀾》記載，是日下午大谷光瑞出席了當地準備建造的西本愿寺“清國布教”據點——“鎮西別院”開工儀式，在五點半左右即已回到旅館休息。次日近午，盛先覺如愿見到了大谷光瑞。盛對見面的結果非常滿意：“光瑞善談，關于我蒙、藏事頗有所陳，受益不少”。“互道珍重而別”。關于會面情形，盛先覺在呈孫中山《理藩策》中有較多文字涉及，如下：

不佞游學日本，前后九年，專攻拓殖、農桑，涉獵蒙藏歷史、宗教、文字、語言，頗能識日本名家，而與本派本愿寺法主大谷光瑞善。光瑞以佛教傳家，嘗游我新疆，入印度，屢遣人窺我蒙、藏，日本有心人也。又以同教之故，素識達賴喇嘛，相與交好甚密。及達賴喇嘛竄居印度，交通之消息尤勤。據云我國更始以還，居恒函電交馳，力阻達賴嘛喇入藏，勸其待命安居。不佞之歸也，偵知之，責以同文同種，當效力于東亞和平，以謀人道幸福，求符佛家普渡眾生之義，而后可。光瑞曰諾，并說不佞迎歸達賴喇嘛于上海為最善之策，自愿效紹介之勞，一面遣其徒青木氏偽裝喇嘛，前赴印度為我說合焉。

盛先覺很清楚大谷光瑞的動向——“屢遣人窺我蒙、藏”，認為可以利用日本與英國、沙俄的矛盾，用“同文同種”來說服大谷光瑞——“遣其徒青木氏偽裝喇嘛，前赴印度為我說合”，最終將達賴喇嘛接到上海居住。耐人尋味的是，此次會面并不見于西本愿寺《教海一瀾》或其他記載，盛先覺對大谷光瑞的野心有一定的警覺，但強烈的主觀訴求使之沒有注意到精明的大谷光瑞虛與委蛇，更進一步說，即使大谷有心按盛先覺的設想為之，也未必能夠做到。

20世紀初，英國和沙俄覬覦清朝治下的西藏，分別支持班禪和達賴。達賴密謀脫離清朝。1903年12月，英軍侵入西藏，占領拉薩。達賴奔走庫倫，意欲仰仗沙俄力量。滯留庫倫日久，達賴的威望致使其與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關系惡化，1908年9月離開蒙古，前往北京朝覲中央政府。達賴滯留北京期間，除為修復關系而與英國公使秘密往來，更與日本公使林權助相往還，大谷光瑞門人多田等觀在《入藏紀行》中如是回顧道：

在北京的日本公使館也逗留了一周。當時的林權助公使熱情地接待了達賴。后來當達賴再次見到我，回憶起當時的情形說，在日本公使館逗留的幾天，猶如回到了自己的家。看來實在是意味深長的回憶。這時大谷光瑞大師曾通過林公使向達賴提出了希望彼此作為佛教徒，能建立交往的要求。當時正值日俄戰爭結束后不久，由于外交的中心在北京，達賴喇嘛的行動受到了各方面的注意，即使日本人是佛教徒，但要見達賴喇嘛也并非一件易事。于是便乘達賴喇嘛赴山西五臺山之機，派遣大谷光瑞的弟弟大谷尊由師去會見達賴。

在五臺山，大谷光瑞的代表大谷尊由見到達賴，自此雙方建立了聯系。

1910年2月，達賴回藏不到兩個月就背棄清朝，逃亡英屬印度，被英印當局旁置在大吉嶺。正在印度巡訪佛教遺跡的大谷光瑞的弟子青木文教獲知后，立刻前往大吉嶺。這是大谷光瑞一派與達賴的第二次會面。青木辭別達賴，前往英國游學，一年后接到達賴方面的來信，要求與大谷光瑞一派互派留學生。于是，青木離開英國，在印度又一次見到達賴。不久，青木帶達賴指定的兩名僧人（察瓦提托為達賴特使），一行四人悄悄抵達日本，時在1911年春夏之交。

大谷光瑞及其門人與達賴方面的往來是在秘密中進行的，盛先覺不知從何處得到了相關消息，不難想見大谷光瑞知道盛先覺了解自己與達賴關系時的震驚。盛先覺的目的旨在說服大谷光瑞“為我說合”，這一機會在等待近三個月后的一天到來了，但卻是另一番光景。1912年1月，達賴突然急召在日本的兩名僧人回印度。24日，青木文教、多田等觀等一行6人離開日本，長途航行后抵達印度，青木第三次見到達賴。其時，達賴正在英國的支援下密謀回藏，“對達賴非常想知道的支那革命的混亂狀況”，青木“通過僧正的翻譯，不厭其煩地予以詳細說明”。大谷與達賴雙方的關系僅止于此，不可能出現盛先覺所期待的結果。

盛先覺與章太炎

卻說11月29日見過大谷光瑞后，盛先覺繼續西行。11月30日晨抵達長崎，同日午后4時登上開往上海的客船。12月2日9時抵達上海。

盛先覺即刻開始工作。午飯后，走訪章太炎，不遇。前往吳淞拜訪軍政府司令李燮和（李柱中），不遇。夜回上海，再訪章太炎，又不遇。繼而訪宋教仁，亦不遇，但巧遇李燮和，二人各道十余年來契闊，寒暄數語后，李以次日7時要去南京，匆匆離去。此時南京已經光復。

12月3日晨，盛先覺再訪宋教仁，不遇。三訪章太炎，章尚未起身。待章出門，盛即迎上自我介紹。恰巧湯壽潛至，交談被打斷片刻。談話重新開始后，盛詢問章：是否仍認為可以讓滿人和清帝自立？章答稱：“昔誠有此議，今已知其不可而作罷矣。”又問，是否堅持共和政府成立后立清帝為大總領？章對曰：“昔亦誠有是，然今大勢已粗定，清廷萬無能為力，且革命黨勢甚囂囂，再作此言必大受辱，吾今亦不敢妄談矣。”盛先覺后來給梁啟超的信中寫道：“由是觀之，章不主張虛君共和。”接著，盛先覺轉達康有為和梁啟超的致意。章答曰：“今也兩先生心跡蓋昭昭然于天下矣，吾何慊焉。”聞后盛拿出梁啟超親筆信。事涉“虛君共和主義”，章閱后道：“曩余致書任公，蓋未知其隱衷故爾，今知之矣。”進而表示想了解更詳細的內容，盛“因出先生所屬攜長書示之，章請俟三數日略行研究而后相答”。這里的“長書”和剛才的信函不一樣，當為闡述虛君共和主旨的文章。至此，盛先覺完成了康、梁交給的信使的任務。最后，盛先覺向章太炎講起自己關于未來中國的構想——“私意三策”。章聽后道：“今茲有趙竹君者，曾居張之洞幕下，亦嘗主張此策，君盍往訪，余當為君介。”

趙竹君即趙鳳昌，在義和團時期曾串聯東南各省督撫進行“東南互保”。此時在租界，趙鳳昌成為眾人的中心，南北各方信息的中轉。持著章的介紹信，盛往訪趙鳳昌，聽完盛的來意，趙引薦正在其住處的張謇。盛詳細給二位講解“私意三策”，張、趙皆贊成。但是，張謇認為當務之急在軍事和民政，現在還無暇顧及邊疆，“異日茍有機會，必唯君是賴，君幸好自為之”。

租界是個各色人等雜處的地方。12月3日下午，盛先覺拜訪湖南同鄉熊希齡。熊問“今歸來意欲何居？”盛答道：“聞民黨中有寧棄蒙、藏而求本部獨立之說，私意極不謂然，今之歸國，實為謀統制蒙、藏、回之故。”熊聞后極表贊成，并為盛籌劃如何落實。12月4日，盛移居上海新租界南洋路第六號湘西熊寓。

人以群分。在租界，盛先覺還很快找到了志同道合者。12月5日，他邀請陜西人“白某”來住處交談，“白某”可能就是后文出現的“白常潔”。白畢業于日本法政大學，盛和白一見如故：“此人嘗游新疆，熟悉該處情形，并諳回語，素有慨于該省之好亂，思有所以馭之術，而未能得。乃相與談論久之，大恨相知之晚，因互約此后竭力相助為理。”12月6日晨，盛先覺訪問景耀月于鐵筆報館。景耀月，山西人，正在組織北方九省（秦晉隴豫燕齊東三省）聯合會，“以援民政府”，是張謇建議盛去拜訪的，二人相見后，“約互助焉”。

6日午后，盛先覺四訪章太炎。章托詞不見，留下一封短箋。盛先覺閱后不知所云，請章手下人給予說明，“而此輩少年意氣用事，瞋目怒視，幾將謾罵”。盛轉而溫言相說，手下人始進室內詢問章太炎，章傳話“答書另紙條呈”，交給盛一封答復梁啟超的書信。這封信以《復梁任公書》收錄于《梁啟超年譜長編》。信有兩段文字，第一段如下：

清帝猶在，而蒙古已宣告獨立，是雖存清帝之號，未足羈制蒙古也。況帝若無實權，則非蒙古所憚；若有實權，則是一國二君，其禍甚于蒙古背叛。若只戴清帝為元首，而欲漢人柄政，此非袁世凱輩不作此妄言。蒙古果叛，中國本部遂不足自立耶？此亦不然。本部之地大于日本七倍有余，日本猶足以自強，況中國本部乎？要之，兵強財盛，本部足以雄視世界；兵孱財盡，雖有無數外藩，亦何所益耶！徒以地之廣狹論國之強弱，謂外藩一失，中國遂不能自持，此亦愚者之見。

經過三日思考后，章太炎的正式回答是，清朝皇帝存在與否與邊疆的安危沒有關系。章沿襲了中國本部和藩部說，認為目下清帝尚在，而蒙古已經宣布獨立，可見中央政府對藩部無約束力。和梁啟超、盛先覺的擔憂不同，章太炎及革命黨并不認為失去“外藩”有多重要，信的第二段是這樣寫的：

共和政體既就，蒙古必無惡感。仆所見蒙古人，其恨滿人至于銜骨，其對漢人猶有同舟共濟之意，所患者俄人誘之耳。然即清帝不退，能使俄人無蠶食之心耶？俄人能運動蒙古人，漢人亦能運動蒙古，豈在持清帝之虛名以招致之乎？

章進而認為蒙古人銜恨滿人統治，對共和政體“必無惡感”。唯一擔心的是俄國人的“蠶食”。然而，正如盛先覺在信末“跋注”中所寫的，章太炎“所答似系專對覺言”，而非對梁啟超語。盛認為，“至于第二段尤屬無謂之談”。盛被章太炎手下攔住，無法向章當面解釋。在12月17日給梁啟超的信中，盛批評章手下，“囂張浮華，專事阿諛，頗有視太炎為奇貨可居之慨”。對于虛君共和，盛先覺認為只有章太炎似乎有贊成的希望，余為宋教仁。宋教仁、黃興等均到南京，盛表示要去南京游說。

與盛先覺有關的另一則史料《理藩策》收錄在《孫中山藏檔選編》。《理藩策》如何到孫中山的手上的，有諸多難解之謎，先看其內容。

在《理藩策》中，盛先覺認為，要固邦本并與列強對抗，就必須“保全舊有藩屬”。藩屬如稍有疏虞，地緣政治的均勢就會被打破，中國有被瓜分的危險。那么，應該怎么辦呢？盛援引參議院議決第七款所述，“保崇喇嘛，毋俾惶恐”，“許以復位之榮，加以虛尊之號”。盛之所以重視達賴在蒙、藏問題上的作用，理由出自歷史傳統。元、明兩朝皆奉達賴為“國師”，清順治、康熙、雍正三朝優待有加。歷朝歷代之所以重視達賴，是因為其對包括西藏在內的信仰喇嘛教的蒙古、青海有很大影響，“茍能牢籠達賴喇嘛，師法歷朝故智，則蒙、藏自必受我羈縻，安然帖服矣”。顯然意識到章太炎的質疑，盛指出：“蓋哲布尊丹巴胡圖克圖知俄之奉其國教甚力，縱告獨立，日后必并于俄，行將大不利于己教故也。若得我保崇彼教真意，而又有達賴喇嘛周旋于其間，則哲布尊丹巴胡圖克圖必為內應，蒙民響風輸誠，其強主之某盟長必將勢蹙途窮，而蒙古定矣。”達賴的作用既然如此重要，如何安置就成為當務之急。在此，盛先覺改變了曾與大谷約定的方案——接達賴到上海，認為在復雜的國際形勢下，既不能“公然歡迎”，更不能“私誘”，否則不但招致英國、俄國的阻擾，“名則我迎，實為日（本）得，其危且險”。基于此，他建議以大谷光瑞為中介，先遣使問候達賴，約定大局安定后專門迎接其歸國。

《理藩策》談的第二個重點是新疆。新疆地勢遼闊，人口稀疏，與蒙、藏地區接壤，形同樞紐，東北控蒙，東南制藏，俄、英分別在天山北南，如果從新疆馳甲向東長驅，可以直抵秦隴。有清一代，通過財政補貼——年額有時多達五百萬兩白銀，才勉強維持。在財力匱乏之秋，內地各省自顧不暇，所幸新疆地大物博，如果經營得宜，是能夠達到自給的。為此，盛建議在新疆省“都督”一職前要特別冠以“大”字，以示特殊。而基于新疆地處偏遠，還要賦予新疆大都督以外交、軍事權，“兼加新疆大都督以蒙藏綏撫使之名，托其就近管照”。“俾蒙、藏、新疆互為捍衛，有如常山蛇之首尾相應。則庶幾中央藩疆，可永奠金湯之固，而五大民族得共謳幸福之歌矣。”

盛先覺關心蒙、藏、新，但深知問題敏感，特別指出在對外宣言中要不分界限，只強調藩屬是中國領土、藩民皆中國子民，并且統一使用“大中國”字樣。為了經營邊疆，應該在內務部設立“遠邊（或稱蒙藏）經理局”，專司蒙、藏一切事宜，予以特權。

《理藩策》標注的成稿時間是1912年2月至3月間，應為2月。《理藩策》有六次提到1912年2月2日南京《中華報》載述的“參議院議決待遇藩民條件”，可以說是關于這一文件——草案的詮釋，有催促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盡快予以落實之意。在1911年12月17日盛先覺給梁啟超的信中，表示要去南京游說；到南京后，大概借助實業總長張騫之力，謀到了實業部農政司科長之職。借助這個角色，盛很可能參與了參議院草案的制定過程，因為草案的內容與盛先覺掛在口上的“私意三策”相似，而參議院議長正是盛在租界相約“互助”的景耀月。

在臨時政府內，盛先覺與湖南同鄉黃興續上關系。3月18日下午1時，旨在“拓地墾荒，殖產興業”的拓殖協會在南京中正街悅賓樓成立，發起人名單上有黃興、蔡元培等“大人物”，末尾有白常潔、盛先覺，大會推舉黃興任會長。該協會顯然是盛先覺一手創設的，作為發起人，他在演說中說道：“拓殖先從滿洲入手，次預備進行新疆。”拓殖協會成立宗旨如下：“民生主義以拓地墾荒、殖產興業為目前切要之務。吾國西北土曠人稀，而東南人滿為患，農無田而可耕，兵無法而退伍，民生坐困而工商業亦因以不振。同人深慨民國前途極為危險，特集同志創設拓殖協會。思有以蘇民困、維國本。”

“小人物”經歷的“大歷史”

以上，本文通過將盛先覺留下的兩份史料置于相關的語境——辛亥政治變局中進行梳理和詮釋，勾勒了一幅“小人物”經歷的“大歷史”。

1903年從湖南時務學堂畢業的盛先覺，隨著晚清士子的東渡大潮到了日本。與眾多的留學生或游學生不同，盛先覺不斷調整學習目標，從東京到鹿兒島，再到北海道，目睹了日本由“前現代國家”成長為“現代國家”，進而演變為“現代帝國”的歷程。作為康梁的學生，盛先覺早在辛亥革命到來之前就預感到邊疆問題的重要性，自學蒙語。武昌起義爆發后，康有為、梁啟超擔心政權的更迭會導致邊疆危機，試圖以“虛君共和主義”與章太炎等革命黨人聯手，派盛先覺為信使去上海。作為附著在“大人物”下的“小人物”，盛先覺并非沒有主體性，他對邊疆的想法超越了帝制和共和的分野，簡言之，只要能維護領土完整，可以不考慮政體問題，這就與康有為發生了意見齟齬。鑒于西藏發生的變亂，盛先覺認為有必要利用日本來牽制沙俄和英國，為此拜訪了內藤湖南，通過內藤的介紹又見到了大谷光瑞。盛先覺對邊疆的先見之明，令內藤湖南印象深刻，將其寫在了《支那論》中。

盛先覺頗有行動力。12月2日，在長途航行船抵上海后，他立刻探訪章太炎等。12月3日見過章太炎后，又開始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動。通過章的介紹，結識了趙鳳昌，又通過后者的引薦認識了張謇，還聯系上了同鄉熊希齡，與自己處境相同的精通“回語”的白常潔訂交。從上海到南京后，盛先覺在臨時政府農政科謀得科長職位，得以將其抱負付諸實踐——成立拓殖協會，進而又成立蒙藏交通公司等。時代給“小人物”施展抱負的時間和空間是有限的，在不穩定的共和政局中，盛先覺壯志難酬，很便快消失在過去的時空中。今天，人們雖然在史料的灌木叢中還可以捕捉到點滴的痕跡，但不足以建構屬于盛先覺的“歷史”。

盡管如此，盛先覺留下的兩則史料，足可在近代歷史上書寫一筆。眾所周知，現代主權國家的空間是以“領土”來框定的，在領土上生息的主體是具有共同意志的國民或民族。盛先覺師承“中華民族”“中國民族”概念的創始者梁啟超，結交辛亥變局中策劃“五族共和”的張謇，在歷史巨變的時刻，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參與了現代國家的建設。盛先覺的事跡不應只寄身在內藤湖南的《支那論》里，還應寫入當代中國有關民族和邊疆的歷史敘述中。

歷史是借助媒介（文字、聲音、影像）進行表象的產物。從本文對史料的詮釋可以看到，盛先覺留下的兩則史料——《致任公先生書》和《理藩策》雖然同為“文字”史料，但內涵卻有微妙的不同，這種不同體現為“聲音”和“文字”的差異。作為“條陳”，《理藩策》是一種結構嚴謹的文字史料，讀者可以讀出“歷史性”，卻無法感知“直接性”。而《致任公先生書》不同，作為“書信”，除了傳達“歷史性”外，盛先覺與梁啟超之間的“聲音”宛在眼前。現代史學是建立在“話者之死”之后的，聲音的“直接性”在史家的“歷史”再構中黯然不顯，但這封“書信”給筆者以一種久違的直觀歷史的契機。在《致任公先生書》中有一處細節值得回味。12月3日告別景耀月后，盛先覺去訪問曾經的軍機大臣瞿鴻禨。原來，12月2日上岸后，盛先覺順便探訪了西本愿寺在上海的寺院，在寺院門口目睹一個日本人帶著一位“顯者”，盛先覺頗感詭異，一路暗中尾隨，經過一訪再放，最后獲知“顯者”是瞿鴻禨。武昌起義之后，為了身家安全，瞿鴻禨躲到租界尋求日本人保護。某日盛先覺“乘間再訪”：

竊恐其不見也，詭為本愿寺之使，欣然延入，猶以覺為日人也。覺不忍欺之，乃以實略言覺居日本久熟悉，告日人陰險不可托命，委婉曲陳，務動其聽，且引《傳》語“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以證之，瞿貌似甚然覺說者，至于中心究竟若何，則覺未之敢知也。

這段鮮活的記述，有場景、有聲音、有故事，展現了盛先覺的機警和對湖南善化老鄉的關切。這種“聲音”是不聞于《理藩策》的。在辛亥政治變局中，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經歷，瞿鴻禨一家三代寄居租界，在盛先覺探視的瞿宅中，有瞿鴻禨年僅兩歲的孫子——瞿同祖。

作者附記：本文根據2022年5月31日在“南開史學名人講座（142）”所作同題演講撰寫而成。完稿后，筆者于9月7日接獲遠在新加坡的盛先覺先生的曾孫女盛惠齡女士的來信，盛女士隨后賜下她編就的《盛夢琴年譜》、盛先生撰《蒙古及蒙古人》手稿復印件等，這些資料不僅證實了本文的結論，還可豐富本文的論述。但是，筆者閱后決定對本文一字不改，理由是，即使根據有限的證據和合理的推論，人們照樣可以揭示事件的本質或真相。

作者簡介：孫江，南京大學學衡研究院教授。

來源：王笛主編《新史學》第16卷/歷史的塵埃：微觀歷史專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3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