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遠讀重洋

編者按：不免想到，我們學校里的工作多少是bullshit jobs？——翻譯教學與研究

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曾預言：到20世紀末，科技水平將足夠進步，人們每周的工作時長會縮短至15小時。當時我們沒有理由不相信凱恩斯的這個預言，然而現實與凱恩斯的預言大相徑庭。

隨著科技的進步，我們可以看到人們工作的時間并沒有減少，當前社會甚至產生了越來越多的新興職業。

在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看來，很多工作沒有實際用途，缺少這份工作社會運轉也絲毫不受影響，它的從業者也認為自己的工作毫無意義，沒有任何社會價值，這些工作可以稱之為“狗屁工作”。

“狗屁工作”把人們放在自己不擅長，也不喜歡的職位上，白白消耗生命。

大衛·格雷伯的“狗屁工作”理論在2013年被首次發表于激進雜志《罷工！》（Strike!），文章一經發出就引起了轟動，并且在幾周內就被翻譯成10多種語言在全球傳播。

而格雷伯本人也在這篇文章的基礎上做了豐富和擴充，最終形成了Bullshit Jobs：A Theory 一書。如今，萬千讀者翹首以盼的簡體中文版《毫無意義的工作》終于面世，我們也不妨來回顧一下最初的這篇文章。

談談“狗屁工作”現象

大衛·格雷伯/文

1930 年，約翰·梅納德·凱恩斯預言，到 20 世紀末，科技水平將足夠進步，以至在英美等國家，人們每周的工作時長會縮短至 15 小時。當時我們沒有理由不相信凱恩斯的這個預言。就技術而言，我們完全能夠實現它，然而實際情況并沒有這么發展。恰恰相反，一項項技術集結起來，變著法兒地使我們所有人更忙碌。而為了做到這一點，各種各樣事實上毫無意義的工作應運而生。非常多的人，尤其在歐洲和北美洲，他們的整個職業生涯都耗費在那些他們其實知道并不需要的事情上。不管是道德上還是心靈上，這種狀況給人造成的傷害都是深重的。這是我們集體靈魂上的一道傷疤，然而幾乎從未有人談及它。

凱恩斯承諾的（20 世紀 60 年代依然被人們熱切盼望著的） 烏托邦為何從未成為現實？對此，如今普遍的說法是，凱恩斯未能考慮到消費主義的興起。在“少工作點”和“多娛樂些”兩者之中，人們集體性地選擇了后者。這看起來似乎是個不錯的道德寓言故事，但哪怕只要細想一分鐘，我們就能發現這種說法站不住腳。是的，20 世紀 20 年代至今，我們目睹了數不清的各式各樣的新崗位、新行業的誕生，但這些新生的工作中與壽司、蘋果手機和高檔運動鞋的生產和售賣扯得上關系的寥寥無幾。

那么，這些新崗位究竟是什么？最近，有報告對比了美國人在 1910 年和 2000 年的就業情況，清楚地回答了這個問題（據我觀察，這個答案同樣適用于英國）。20 世紀，傭人、工人和農民的數量急劇減少，與此同時，“專業人士、管理人員、辦事員、銷售人員和服務業工作者”的數量增加了兩倍，即從“總就業人數的1/4 增加到了 3/4”。換句話說，自動化技術確實大幅度減少了生產性的工作，正如預言所說。（哪怕在全世界范圍內統計，把印度和中國的工人都算進來，產業工人的比例都遠不如從前。）

然而，我們的工作時長并沒有大大降低，自然也就沒能獲得更多自由時間去追求事業、尋找樂趣、追逐幻想以及實踐理念。甚至，我們所看到的激增的數字并不是出現在“服務”業，而是出現在行政領域，比如全新的金融服務和電話銷售等行業，以及空前擴張的公司法、學術與健康、人力資源和公共關系等領域。這些數字甚至沒有反映出為上述行業提供行政支持、技術支持和安全支持的那些人。其實所有輔助性行業都需要算進去（比如，給狗狗洗澡、24 小時送比薩的行業），所有這些工作的存在不過就是因為每個人都花費了太多時間在“工作”上而無暇顧及其他。

我提議，以上這些工作就叫“狗屁工作”好了。

似乎有人專門發明了一些毫無意義的工作，只是為了讓大家一直一直工作。問題就出在這兒！在資本主義社會，這樣的情況是不該發生的。當然，在從前的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經濟效率低下，人們不僅把就業當作一種權利，更是一種神圣的職責。這種國家體制創造的工作崗位源源不斷。（所以，在蘇聯百貨公司里，賣一塊肉都需要三個人來干。）可是，市場競爭不是可以消除此類問題嗎？起碼根據經濟學理論，以贏利為目的的公司絕不可能把錢付給那些沒什么用的人。但不知為何，這樣的情況的的確確發生了。

公司裁員，毫不留情，有人出，有人進，這些被裁的人往往都是干實事的，他們真的在制造什么、搬運什么、修理什么、維護什么。然而誰也沒辦法解釋，也不知道哪里來的魔法，從事行政文書工作的領薪人數最終卻在增加。越來越多的人發現自己跟蘇聯那會兒的工人沒什么兩樣，理論上每周工作 40 小時甚至 50小時，然而實際有效工作時間不過每周 15 小時，這與凱恩斯的預言是一致的。因為他們還得留出足夠的時間來組織和參加各種動員大會，來更新臉書內容，來下載一部又一部的電視劇。

這里的問題顯然不是從經濟學角度可以解釋的，我們需要轉向道德領域和政治領域。統治階級意識到一件事：如果老百姓生活幸福、工作高效、時間自由，那么就會埋下巨大的危險種子。（想想 20 世紀 60 年代發生的事就好了，當時人們的生活和工作狀態只不過有那么一點點靠近這個方向。）同時，人們覺得工作才是正確的事。如果有人每天醒來后，不愿投入自律高效的工作中，那他就不配擁有好生活：這種道德理念正好為統治階級所利用。

在英國學界，人們需要應付的行政事務越來越多，沒完沒了。有一次思考這個現象的時候，我突然想到，地獄或許正是這樣的：在地獄中，人們大部分的時間都做著自己不喜歡也不擅長的工作。比如，你木工活兒很好，因而被雇用，結果發現，你居然需要做大量炸魚的活兒，并且炸魚這個工作也不是必須要做的，反正真正需要炸的魚沒幾條。但是不知道為何，一想到某些同事炸的魚竟然比自己少，做的木工活兒比自己多，這里的人就恨得咬牙切齒。不久，地獄工廠里堆滿了數不盡的炸魚，很難吃，也沒人來吃，而這竟然就是地獄工廠的全部產出。

我覺得，這幅畫面為我們精確地描述了經濟生活中的道德力量。

我明白任何類似的觀點都會立刻激起反對的聲音：“你是誰啊？憑什么由你來說哪些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必不可少’ 又究竟怎么去定義？你不是人類學教授嗎，那么人類學教授這個崗位的‘必要性’又體現在哪里？”（事實上，許多媒體后來確實是這么說的，他們表示我的工作就是無謂的社會開支的典型。） 從某種程度上而言，他們沒說錯，社會價值本來就沒有客觀的衡量標準。

我不會冒昧地告訴一個認同自己工作的人，你的工作其實對世界沒有貢獻。但有些人自己就意識到了這一點，明白自己的工作毫無意義，那樣又該如何？前不久，我和年少時的某個校友重新聯系上了，我倆 15 歲以后一直沒見過面。這些年他的經歷讓我感到吃驚：他先是寫了一段時間的詩歌，后來又在某家獨立公司做搖滾樂隊主唱。他的歌我在電臺里聽到過，但我不知道歌手是我認識的人。很明顯，他是個才華橫溢的人，創造力滿滿，他的作品也確確實實點亮了許多人的生活。然而，在幾張專輯接連失敗后，他被解雇了。他債務纏身，女兒又剛剛出生，他只好（用他自己的話來講）“勾了人生的默認選項—上法學院，跟無數茫然無方向的人一樣”。現在的他就職于紐約一家知名公司， 是一位企業律師。他很愿意承認自己的工作全然無用、對世界毫無貢獻。在他自己看來，這份工作就不該存在。

在這里，人們有太多問題可以問。比如，我們的社會似乎對才華橫溢的詩人、音樂家沒什么需求，而對專攻公司法的專業人士有著無窮無盡的需求，這說明了什么？（答：倘若世界上大部分可支配的財富掌握在 1% 的人手中，那么我們所說的“市場”反映的不過是這 1% 的人的喜好，而不是其他人的需求。）除此以外，這還表明大部分從事無意義工作的人最終都認識到了自己的工作毫無意義。事實上，我就沒遇到過一個不覺得自己的工作是狗屁工作的企業律師。除了企業律師，前文提到的幾乎所有新行業的從業者也都這么想。我們社會中存在一個領薪的專業人士階層，如果你在什么派對上與他們相遇，恰好又提到了你的工作或許挺有趣（比如搞人類學研究），他們就會躲避這個話題，只字不談自己的工作，等到幾杯酒下肚后，他們卻開始激動不已、滔滔不絕、罵罵咧咧，一個勁兒地表示自己的工作毫無意義、愚蠢透頂。

這是很嚴重的精神暴力了。一個人若是在內心深處知曉自己的工作毫無存在的必要性，那還談什么工作的尊嚴？心中的憤怒和憎恨怎么可能不洶涌？然而這個社會的獨特性就在于，正如前文所提的炸魚的例子，管理者想出了一個方法，使這股憤怒和憎恨精準地投向了那些真正做了有意義的工作的人身上。比如，社會中似乎普遍存在這樣的情況：一個人的工作越是明顯地對他人有益，他得到的酬勞就越低。想要拿出客觀的評價標準不容易， 但是如果想對這個問題稍微有所了解，你只需要詢問以下幾個簡單的問題：倘若這個專業人士階層嗖一下消失了，世界會變成什么樣？倘若消失的人是護士、垃圾清理工、機械師，那又會發生什么？顯然，如果護士、垃圾清理工和機械師轉瞬之間就不存在了，那么我們的生活將會立刻受到災難性的打擊。如果世界上不再有教師，不再有碼頭工人，那我們的生活將會迅速陷入困境。哪怕是少了科幻小說家，少了斯卡音樂家，這個世界都會失色不少。可如果消失的是這個世界所有的私募基金首席執行官、游說者、公關研究員、精算師、電話推銷員、法警和法律顧問，那人類是否會痛苦不堪，是否會面臨無法生存的情況，就不好說了。（許多人認為人類的處境可能會大大改善。）個人實際貢獻越多，獲得的報酬越少：除了少數人們熟知的例外（比如醫生），這種情況竟然真的普遍存在。

更有悖于常理的是，似乎存在某種普遍的看法，認為事情本來就應該這樣。這種看法為右翼民粹主義提供了某種隱秘力量。我們可以從媒體對地鐵工人的態度上得到佐證。在倫敦地鐵工人和雇主發生合同糾紛時，媒體煽動民眾憎恨地鐵工人，說他們把倫敦搞癱瘓了。地鐵工人可以導致倫敦癱瘓這個事實本身就說明，他們的工作是實實在在的，是必不可少的。然而似乎正是這一點惹惱了大家。我們再看看美國，此種情況更甚，共和黨相當成功地調動了人們對學校教師和汽車工人的憤怒（值得玩味的是，這種憎恨并不針對學校的行政管理層，也不針對汽車行業的高管，而問題恰恰是他們帶來的），指責他們要的薪水待遇太高了。這就好像在對教師和工人喊道：“書是要教的！車是要造的！實實在在的工作是要做的！有這些就夠了！你們怎么還敢嚷嚷著要拿到中產階級的福利待遇？”

假如有人想要設計出一項制度，能夠完美地維護資本的力量，那他（或她）是很難想出超越前文做法的方案的。真正有產出的工人被無情地壓榨和剝削，剩下的人分成兩組：一組是惶恐的不工作的人，這些人受到普遍的抨擊和斥責；更多人是在另一組，他們領著工資但其實什么都不做，他們的崗位是為了認同統治階級的觀點和感受（比如經理、行政管理人員等，其中統治階級的財務代理人尤為突出），同時還能促使人們對那些從事著具有無可辯駁的社會價值之工作的人產生隱隱不滿。顯然，這個體系并不是有意識地設計出來的，而是在將近 100 年的試錯中逐漸形成的。這是唯一用來解釋為什么技術水平提高了這么多，我們大部分人的每日工作時間還是遠超三四個小時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