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Introduction

自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以來，美國的貿易邏輯歷經三次重大轉向：從黃金錨定的美元霸權，到尼克松沖擊后的貨幣放縱，再到廣場協議與今日的“對等關稅”。在本文，歐陽教授以深厚的歷史縱深，抽絲剝繭，揭示了美國貿易逆差背后真正的困境——勞動力競爭力的結構性下降與制造力退潮。在變動與沖突的背后，一場關于制度、人才與全球秩序的深層較量仍在繼續。

歐陽良宜

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副院長

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EMBA項目主任

01

布雷頓森林體系：從順差到逆差的轉折點

1944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之初，美國憑借雄厚的經濟實力和大量的黃金儲備確立了美元與黃金的固定兌換比例（35美元兌換1盎司黃金），從而奠定了美元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在此后的二十年里，美國依靠制造業和出口優勢積累了大量貿易順差。

然而，進入1960年代末，美國經濟出現了結構性失衡。越戰開支飆升及約翰遜政府的“大社會”福利政策導致財政赤字擴大，美元發行量遠超黃金儲備能力。到了1970年，美國貿易順差轉為逆差，美元信譽開始動搖。法國戴高樂政府對布雷頓體系強烈不滿，派軍艦將美元送到紐約要求換回黃金。德國、日本等出口大國的貿易順差導致美元大量積累，也迫切希望調整匯率。

? 美國貿易順差與逆差，年數據，單位10億美元

? 資料來源：US census bureau

02

尼克松沖擊：美元與黃金脫鉤

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總統宣布終止美元與黃金的固定兌換關系，具體舉措如下：

? 暫時停止美元兌換黃金

? 實施進口附加稅（10%，熟悉的味道）

? 凍結工資與物價60天（遏制通脹）

這意味著布雷頓森林體系正式崩潰。美元成為純信用貨幣后，美國聯邦儲備系統得以不受黃金儲備的約束，持續擴大發行美元。然而，脫鉤并未解決美國貿易逆差問題，反而使貿易逆差長期化。從1975年至1980年，美國貿易逆差從約120億美元擴大至超過250億美元。失去黃金約束的美元貶值雖然短暫提升了出口，但美國制造業結構性劣勢開始顯現，無法長期維持貿易平衡。

世界各國放棄固定匯率，采用浮動匯率。從此國際金融市場因為更加靈活的匯率而更加活躍，但也帶來更多波動與不確定性，如“滯脹”、“資本流動沖擊”等。每次發達國家經濟衰退引發的恐慌都會導致國際熱錢向美國等“安全”市場回流，引發發展中國家流動性萎縮，譬如次貸危機。美元的霸權形式也發生了改變，不再以“黃金為錨”，而是以“美國國債與軍事力量為錨”。此外，美國后來還通過與沙特達成“石油美元”協議，維持美元全球貨幣地位。

03

廣場協議：拯救制造業的第二次嘗試

脫鉤使得美元從“黃金約束”中解放，美元可以無限制發行。美元貶值原本短期內可以提升美國出口競爭力，但實際效果有限。1970年代美國通脹高企、經濟停滯（“滯脹”），產業競爭力未顯著改善。同時，美國消費習慣+美元國際貨幣地位支撐了對進口的高需求。我們可以將美國發行超量貨幣彌補其貿易逆差的行為理解為美國軍事霸權向全世界征收的鑄幣稅。一切皆有代價，鑄幣稅的存在使得美國制造業更加難以與歐洲和日本的制造業進行競爭。這一切宛如當年從新世界攫取大量黃金的西班牙王國。從天而降的黃金財富拉動了消費，但并不拉動制造，反而拉動了歐洲其它國家的制造業。

1980年代初，美國對日、德等國貿易逆差飆升，1984年，美國對日本貿易逆差達到367億美元。1985年9月，美國主導的廣場協議出臺，迫使日元、德國馬克迅速升值，試圖通過匯率手段挽救美國制造業。然而，日元升值后，日本迅速進行產業升級，出口產品從低端轉向高科技，美國制造業并未從中受益。相反，美國對日逆差至1994年反而擴大到659億美元。同時，日本資產泡沫破滅，導致長期經濟停滯，德國則通過產業鏈轉移繼續保持競爭力。

04

中美貿易戰：第三次努力

進入21世紀，美國貿易逆差進一步擴大，尤其與中國的貿易逆差快速增加。2001年中國加入WTO后，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從2001年的830億美元激增到2018年的4195億美元。

特朗普政府將此歸咎于不公平貿易政策，2018年起對中國發起貿易戰，大規模加征關稅。然而，貿易戰并未降低逆差，2020年美國對華逆差依然達到3103億美元。相反，中國產業鏈部分轉移至越南、墨西哥等地，規避了關稅措施。

05

美國貿易逆差的根源

美國貿易逆差長期存在的本質原因并非貨幣政策或匯率問題，而是美國國內勞動力競爭力的結構性下降。自1970年代起，美國制造業就業比例不斷下降，從1979年的19.4%下降到2020年的約8.4%。取而代之的是以服務業和專業商業服務業為主的就業結構。與之相應的，美國的通脹主要由服務業驅動，包括醫療、教育和家庭看護等。而與全球制造業掛鉤的家具、玩具和電子設備等在過去幾十年里幾乎沒有漲價。這反過來驅動美國資本和人力資源向服務業流動。形成一個正反饋循環。

這背后最根本的原因恐怕是美國白人整體競爭力的下降。OECD國家的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數據顯示，自2000年以來，美國中學生數學成績長期低于OECD平均水平，閱讀和科學成績也相對停滯不前。這意味著大量美國青少年進入勞動力市場時缺乏競爭制造業所需的技能。OECD的PISA考試成績提醒我們，為何先進制造業主要集中在東亞。

? Mathematics performance by socio-economic status(2022)

注：綠色為東亞國家/地區，紅色為OECD平均，黃色為美國

特朗普的副手萬斯和貿易智囊萊特希澤對美國白人中產階級的墮落非常焦慮，試圖通過全球關稅將制造業帶回美國。但缺乏競爭力的美國制造業即便在關稅保護下也難以為繼。耐克總裁彼特·希夫在上周四特朗普發布關稅戰之后寫到：“耐克不會在美國建廠生產運動鞋。這將增加比 40% 關稅更多的成本，結果將是美國銷售的運動鞋數量減少，價格卻高得多”。耐克的應對是增加全球銷售，而降低美國銷售比例。

事實上，關稅并沒有將制造業帶回美國，反而是新冠疫情將高端制造業部分帶回了美國。新冠疫情期間，中國供應鏈的短暫中斷使得一些美國科技公司不得不在本土啟用工廠，避免斷供。但是華爾街日報的觀察發現，這些制造業的回流沒有帶動美國本土的就業。因為美國本土勞動力或者太老，或者太懶，或者就是缺乏相應的技能，因而這些產業的勞動力主力反而是新移民。時至今日，美國摘棉花這個苦活依然是墨西哥的非法移民為主力。勞動力市場的特殊性把福耀玻璃和臺積電都折騰得夠嗆。

2020年5月，臺積電宣布將在美國亞利桑那州投資最初120億美元建設5nm晶圓廠。2022年12月，TSMC在亞利桑那州舉行盛大的設備進場典禮，總統拜登親自出席，表示這象征“美國制造業回歸”。但是，美國本地缺乏熟悉先進半導體設備安裝和調校的技術工人。與臺灣工人相比，美方施工團隊在精密設備對準、無塵室建造、管線系統布設等方面的經驗相對不足。臺灣方面派出大量工程師赴美支援，試圖親自監督施工，因語言障礙和管理風格差異，引發與美國工會及承包商之間的摩擦。臺方希望引入“熟練的臺灣工人”以加快進度，但引發當地工會強烈反彈，指責“搶走美國人飯碗”。因此，臺積電5nm晶圓廠的投產延期也就不足為奇了。最后的結果是亞利桑那州出現了一個“臺積村”。

雖然美國高校科研成就全球領先，尤其在科技創新領域擁有巨大優勢，但這些優勢并未轉化為大規模制造業就業增長。美國大學體系重視基礎研究與高端創新，科技成果往往被用于全球產業鏈布局，而非回流本土制造業。同時，高科技制造業所需的中高端技術人員供給不足，制造業用人成本高昂，美國企業更傾向于外包或海外設廠。

需要注意的是，我們提到美國白人競爭力下降指的是總體。美國的精英階層依然優秀。但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白人群體卻擁抱全球化和多元化，難以與特朗普代表的極右翼凝聚共識。近年來極右翼的民粹主義傾向抵制全球化進程，拒絕外來移民和國際精英人才的加入，導致勞動力市場活力下降，進一步限制產業結構的升級轉型。即便是特朗普陣營內部也有左右之爭，南非人埃隆·馬斯克盡管在選戰和政府降本中貢獻巨大，遲早其全球化傾向仍會導致他被排擠出決策圈。左右之爭將會使得美國未來政策繼續搖擺，也許兩年之后的中期選舉會出現方向性的變化。

這種不確定性使得動輒以十年計劃為周期的制造業在選擇美國時更加躊躇不前。

06

當前關稅戰與未來趨勢

特朗普政府的全球關稅戰和拜登政府的延續性政策無法解決根本問題，美國經濟競爭力依舊無法有效提升。當前美國貿易逆差繼續擴大，2022年達到創紀錄的9481億美元，凸顯關稅措施對貿易結構性逆差幾乎沒有實質改善作用。

展望未來，美國勞動力競爭力結構性問題難以短期扭轉，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可能長期存在并不斷加劇全球貿易爭端，進而對國際經濟秩序的穩定性造成長期沖擊。

從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至今，美國經濟經歷了深刻的結構轉型，而貿易逆差問題暴露出的勞動力教育與產業競爭力下降才是美國經濟需要直面的核心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