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89年的長安城，丞相府中彌漫著濃重的藥香。

曹參的病情日漸沉重，這位歷經(jīng)秦末戰(zhàn)火與楚漢相爭的元勛重臣，正用最后的氣力向漢惠帝傳授治國之道。

當皇帝問及相位繼承人選時，曹參艱難抬起手臂，指向了案頭堆積的蕭何舊制："蕭何之法不可易，能守其法者即為賢相。"

這個臨終舉薦的場景，恰如其分地詮釋了曹參的政治智慧——在百廢待興的漢初，守成即是最大的開創(chuàng)。

01、亂世中淬煉的將星

曹參的早年經(jīng)歷在沛縣基層官吏體系中堪稱典型。作為沛縣獄掾，他深諳秦法之嚴苛與基層治理之艱。

這個職位不僅需要精通律令，更要具備處理復雜人際關(guān)系的能力。在泗水亭長劉邦因押送徒役失期而流亡芒碭山時，作為同僚的曹參選擇保持沉默，這種政治智慧在秦末高壓統(tǒng)治下顯得尤為珍貴。

公元前209年陳勝起義后，沛縣豪杰的抉擇時刻到來。當蕭何、曹參等人暗中聯(lián)絡劉邦時，他們面臨著雙重風險：既要躲避秦吏耳目，又要平衡地方豪強勢力。

曹參在密室中與蕭何的對話頗具深意："秦法苛暴，然沛縣小吏豈能逆天？"

這番看似保守的言論，實則包含著對時局的精準判斷。

當樊噲持劍闖入縣衙時，曹參恰到好處地"被迫"加入起義軍，既保全了名節(jié)，又順應了時勢。

自此一直到平定三秦，曹參都是劉邦身邊最勇猛的大將之一，救東阿，陷陳縣，擊濮陽，打定陶，取臨濟，屢立戰(zhàn)功。秦朝滅亡時，已因功封建成侯。

平定三秦時，曹參依舊身先士卒，戰(zhàn)功累累。并先后以將軍、中尉、左丞相等身份鎮(zhèn)守三秦。

楚漢戰(zhàn)爭中，曹參的軍事才能更是得到充分展現(xiàn)。

彭城之戰(zhàn)后，劉邦主力潰敗，曹參奉命鎮(zhèn)守關(guān)中要沖。他創(chuàng)造性地將秦代馳道體系改造為軍事補給線，在成皋對峙期間保障了前線糧秣供應。

這種后勤保障能力，與其早年管理監(jiān)獄時培養(yǎng)的統(tǒng)籌能力一脈相承。

魏王豹叛漢后，一直到垓下之戰(zhàn)，曹參都是韓信的重要副手，眾多戰(zhàn)役中，他幾乎都擔任最重要的戰(zhàn)斗任務。

攻魏時，曹參率步兵秘密渡黃河，突襲魏國重鎮(zhèn)安邑，俘魏將王襄。接著在曲陽大破魏軍，追擊至東垣，生擒魏王豹，徹底平定魏地。

背水之戰(zhàn)時，韓信以劣勢兵力在井陘口背水列陣，曹參承擔最關(guān)鍵的背水防守任務。

歷下之戰(zhàn)，曹參率先擊潰齊軍主力于歷下（今濟南），為韓信直取臨淄鋪平道路。

濰水之戰(zhàn)，韓信決濰水淹楚齊聯(lián)軍，曹參率部正面強攻，陣斬楚軍主將龍且，擒齊將田既、田吸，徹底平定齊地。

定陶之戰(zhàn)中，曹參率部突襲項羽糧道，采用"晝伏夜出，分兵合擊"戰(zhàn)術(shù)，成功切斷楚軍補給，為垓下決戰(zhàn)創(chuàng)造了有利條件。

劉邦評其“身被七十創(chuàng)，攻城略地，功最多”。

封賞功臣時，大伙都認為曹參該為第一，但劉邦為了打壓武將，一番“功臣功狗論”“曹參功狗第一”，讓曹參很沒面子，一度與老伙伴蕭何翻臉。

但很快，他就坦然接受了“蕭何大漢第一功臣”的評定。

02、齊國相印下的治國實驗

漢五年（前202年），曹參受封平陽侯，出任齊國丞相，遠離長安這一是非之地。

這個東方大國歷經(jīng)田氏代齊、樂毅破齊、項羽掃齊、田橫五百壯士等歷史劇變，形成了復雜的政治生態(tài)。

面對"齊地多變"的治理難題，曹參的應對策略堪稱教科書級別。他首先邀請"齊學"各派學者百余人入府議事，從稷下學宮的黃老遺風中汲取智慧。

當蓋公提出"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時，曹參立即"避正堂以舍蓋公"。

這種禮賢下士的姿態(tài)，迅速贏得了齊地士人的支持。

在具體政策上，曹參的治理呈現(xiàn)出鮮明的務實特征。他保留秦代"上計"制度以掌握民情，同時廢除"挾書律"，恢復文化傳承。

對于民間訴訟，他獨創(chuàng)"獄市兼治"之法：普通糾紛交由鄉(xiāng)老調(diào)解，重大案件方由官府審理。

這種"抓大放小"的策略，使得齊國刑獄案件減少了七成。

經(jīng)濟方面，曹參開放臨淄鹽鐵之利，但通過"平準均輸"防止豪強壟斷。齊國府庫在三年內(nèi)充實了五倍有余。

這套治理體系的效果立竿見影。《史記》記載："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

當蕭何病危的消息傳來時，曹參立即命人收拾行裝。

舍人不解："君未見召，何遽裝？"

曹參笑答："吾將入相天子。"

這種篤定源于他對漢初國勢的深刻理解，也預示著他將把齊國的成功經(jīng)驗推向全國。

03、未央宮中的黃老治術(shù)

繼任丞相后，曹參的執(zhí)政方略引起諸多非議。他終日飲酒不議事，面對僚屬諫言只說："且飲醇酒，勿妄言。"

這種看似消極的態(tài)度，實則是深思熟慮后的政治選擇。

漢惠帝的質(zhì)問頗具代表性："君為相國，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

曹參的反問直指要害："陛下自察圣武孰與高帝？"

這段對話揭示出曹參的政治邏輯：在民生凋敝的戰(zhàn)后時期，最好的治國就是減少折騰。

曹參的"不作為"蘊含著系統(tǒng)性的制度建設(shè)。他保留蕭何制定的《九章律》，但大幅簡化實施細則；維持十五稅一的田租，卻免除徭役折算的附加稅；對商業(yè)采取"開關(guān)梁，弛山澤之禁"的寬松政策。

這些政策構(gòu)成的"消極治理"體系，使?jié)h初經(jīng)濟以年均7%的速度恢復，人口在十五年間翻了一番。

司馬遷評價："曹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后，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

這種治國理念對漢初政治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呂后執(zhí)政時期繼續(xù)"民務稼穡，衣食滋殖"的政策，文景之治的輕徭薄賦亦可追溯至此。

當漢武帝改行有為政治時，桑弘羊仍主張"曹參式"的宏觀調(diào)控："天下奢則示之以儉，天下儉則示之以禮。"

黃老思想與儒家學說的此消彼長，構(gòu)成了漢代政治哲學的基本脈絡。

在長安城外的曹參墓前，后人立碑刻文："蕭規(guī)曹隨，以寧海內(nèi)。"

這個看似保守的贊譽，實則是亂世之后最珍貴的政治智慧。

曹參的歷史選擇證明：真正的治國之道不在于標新立異，而在于順應時勢。

當戰(zhàn)火的硝煙散去，讓疲憊的民眾得以休養(yǎng)生息，讓殘破的經(jīng)濟自然復蘇，這種"無為"背后的大智慧，正是中華文明歷經(jīng)劫難仍能生生不息的關(guān)鍵。

在急功近利的現(xiàn)代社會中，曹參的治國理念依然閃爍著穿越時空的智慧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