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若有人把評書、演義、教科書的過時理論當作現實中“觀世界”的金科玉律，那無疑是活在當代的“新古人”。不必去嘲諷“新古人”，未來自會有現實教育他們。

而當下，比“新古人”更令人費解和絕望的，其實是另一群“新無知”群體——他們學歷很高、三觀也正。但了解多了就會發現，他們認知陳舊，不能自圓其說，且在社會最需要發聲的時候，他們要么沉默不語，要么就是有以下三種表現：

表現一

不是堆砌概念

就是生搬硬套

當下社會越來越復雜，各種新概念、細分學科爆炸式涌現。這固然更方便我們多視角地認識世界、認識自己。但現實卻是，越來越多的人，從原來的“單一視角”、“概念貧瘠”變成了“不求甚解地堆砌概念”。

比如，有人將美國流行的“實用主義”，理解成中國語境下的功利主義加以隨意批判；或者將政治中的“民主”套用到企業業務決策上，殊不知“權力不能私有，財產不能公有”，政治和企業是兩套不同的運轉體系。

可見，堆砌概念的后果，不是生搬硬套、就是望文生義。為此，喬曉春老師專門寫了一本《中國社會科學距離科學還有多遠？》，他通俗又不失嚴謹地普及了社會科學各學科的主要思維。但遺憾的是，在新媒體時代下，這種語言的濫用和思維的懶惰，并沒有得到任何改善。

表現二

“知識”泛濫成災

道德音訊全無

任何知識，都應以促進人和自然的和諧為宗旨，正如康德所說：“人是目的”。但是，今天有很多反人性的“知識”，依然不斷以“理論正確”的面目出現。

比如，國內某些專家說，“地鐵擁擠是因為票價低，漲十倍就不擠了”、“百姓拿出三分之一存款買房，房市低迷問題就會解決”、“舍棄東部200座城市，與漂亮國一決高下，大家都回到石器時代”等等。

著名哲學家安?蘭德說，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而去犧牲少數人的利益，其實是一個謊言。這些專家言論看似是“為解決現實問題開藥方”，實質則是披著知識的外衣把民眾往火坑里推。既沒有專業性，更看不到良知和道德的影子。然而，這些駭人聽聞的言論，在自媒體時代竟得到了最多的贊同和呼吁。

同樣的認知，也出現在西方很多頂級知識分子身上。打開保羅?約翰遜的《知識分子》一書，類似荒唐的故事，比比皆是：如1930年代，蘇聯統治下的烏克蘭發生大饑荒，數百萬人餓死。英國記者瓊斯深入現場揭露真相，卻遭到當時西方很多知識分子的口誅筆伐，最終飽受迫害而死。

在這些知識分子心中，蘇維埃“偉大的社會實驗”無懈可擊，他們拒絕接受任何鑒別或證偽。當一個人“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時，離罔顧事實乃至為虎作倀也就不遠了。

表現三：

將復雜問題簡單化

缺乏系統思維

魯迅曾說，一部《紅樓夢》，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我們把這叫“見仁見智”。

實際上，所謂的見仁見智，是知識更新緩慢的傳統社會里的一種錯誤認知。自啟蒙運動到波瀾壯闊的20世紀后，現代世界復雜、多變、模糊、波動。曾經單一的學科思維只能處理局部、靜態的問題，再也無法用于解釋復雜世界。

遺憾的是，現實中，很多人因曾在某些領域取得過成功，于是陷入單一思維，很難跳出定式去探索更多可能性。

比如，面對如何造芯片？如何發展人工智能這類前沿、復雜的系統問題，一些專家常無視國家基礎學科的發展水平、人才密度、資本規模和政府政策，認為只要以舉國之力、加大投入，就一定可以彎道超車、后來居上。

再比如，在解釋近代世界各大國興衰的宏大問題時，不少學者經常忽略地理、文化、信仰等多個影響因素，而將其粗糙歸為單一變量決定論，并據此對中國問題開藥方。這就是所謂的錘子效應：即手持某種工具，就傾向于用這個工具解決一切問題。

復雜學科的通識讀物 《為什么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一書中寫到， 只有讓思維工具多樣化，才可能減少偏見和局限。說到底，復雜問題從來都沒有簡單的解法。

以上只是“新無知”在認知層面最明顯的幾種表現。除了認知粗糙，“新無知”還表現為拙于行動，以及不善推動集體合作與制度設計。

經濟學家索維爾所說，“認識到自己的無知，需要一定的智慧”。那些真正淵博又通透的人，恰恰是知道得越多，越意識到自己無知，然后沿著線索，不斷開拓認知的新邊界。他們深知，“干掉你的，從來都不是你不確定的東西，而是你自以為確定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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