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番花事又今年

作者 | 唐金梅

原標題：一番花事又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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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陽山畔有丹丘

從巍然挺立的鼓樓出發，沿著窄窄的中山南路往南走上十幾分鐘，就到了南宋太廟遺址。一堵殘墻和碩大的柱磉無言兀立，四周則是人群來往，談笑休息，西邊大馬弄商鋪里傳來拖著長音的叫賣聲——古老的宋韻與現代的生活就這樣交織著，形成了奇特的和諧。

太廟往南是太廟巷，浙江省杭州市紫陽小學就在這條巷里。學校前身是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的紫陽書院，校園最特別之處則是擁有半座山和一面石壁。

山名“七寶山”。當時宋高宗給山上的三茅觀賜名“寧壽觀”，并賜以漢鼎、唐鐘、玉靶劍、軒轅鏡等七件寶物，山因此得名。七寶山是吳山的一部分，吳山由紫陽、七寶等數座百米左右高的小山連綴而成。登山頂的江湖匯觀亭俯瞰，西湖、錢塘江、杭州城盡收眼底。正如徐渭的對聯所云：“八百里湖山，知是何年圖畫；十萬家煙火，盡歸此處樓臺。”

一面石壁在校園東邊，長約30多米，是南宋通玄觀摩崖石刻，浙江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據《重修通玄觀碑記》記載，通玄觀在“吳山最勝處”，南宋時可算名聞遐邇。開山真人劉敖本是宮廷內侍，他夢見三茅真君騎鶴來此，故于此建成通玄觀。“通玄”二字為宋高宗御書，另有御賜詩三首。據《武林坊巷志》記載，當年通玄觀內曾有萬玉軒、望鶴亭等建筑，如今建筑已然無存，只有當年三清殿后面的一塊石壁，還在無言地訴說著源遠流長的道教文化。

記得《杭都雜詠》說“觀中修竹蔭庭，赤日無暑”，《湖山勝概》又說“通玄避暑”是當時“吳山十景”之一。走到石級盡頭向右一轉，只見約三米多高的石壁拔地而起。石壁東側是三尊腳踩祥云的三茅真君，腳下隱約有一獅子作伏地狀；最西側是開山祖師劉敖造像；造像上方，三只隱約可辨的仙鶴騰空而起，下方有隸書“鹿泉”二字題記；另有“玉清元始天尊像”“宋高宗詩御制碑”等幾處題記，均是南宋遺跡。這些造像構圖勻稱，線條流暢、自然，體現了當時精湛的雕刻技藝。三茅真君像東邊則是明代重修通玄觀的道士徐道彰的坐像和“元一池”三字題記。“元一”是徐道彰的道號，徐道彰寬袍大袖，發戴黃冠，面目雖已損毀，衣冠及云紋翹頭鞋還清晰可辨。

走近石壁，宋高宗《賜鹿泉劉真人》中的詩句似在耳邊幽幽傳來：“煙云厚薄皆可愛，木石疏密自相宜。”這不僅是一處歷史的見證，更是一段文化的傳承。杭州歷經劫火，通玄觀亦隨之興廢，撫今思昔，能不為之悵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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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山卜宅足清游

紫陽小學的歷史可以追溯到紫陽書院。紫陽書院原是詩人所居，《武林坊巷志》記載：“考山居故址，即今紫陽書院也。”

“山居”是清初詩人周雯在太廟巷的園子。周雯，字雨文，工吟詠，他在《奉酬曹秋岳侍郎雨中有懷》詩中寫道：“剩有園林在，青山不厭貧。引杯曾好客，閉戶闃無人。紫燕生雛小，紅榴結子新。薄田何日買，耕鑿老閑身。”

山居景色清幽，中多奇石，“古木扶蒼壁，奔流瀉碧溪”，山水為一時之勝。周雯好客，他的山居名人雅士往來不絕，多有題詠。西泠十子之一的毛先舒寫道：“嘗早春，招余過林亭，春盤雅集，風味殊勝。奇石玲瓏，微徑幽折，江光隱樹如雪。”

歲月流轉，名園幾易其主。到了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杭州原有的書院座席不敷使用。據《杭州紫陽書院碑》記載，兩浙都轉運使高熊征及鹽商汪鳴瑞等捐錢購地，在原通玄觀所在地增筑書院。徽商多尊崇名儒朱熹，書院附近的紫陽山又與朱熹的號“紫陽”相同，便將書院定名為“紫陽別墅”。《乾隆杭州府志》云：“紫陽祠，即紫陽書院，在太廟巷。祀朱子，而以兩浙都轉運使高公熊征配，春秋致祭。”

紫陽書院中多樓閣。后山有高屋三楹，需拾級而登，名曰“五云深處”。有方圓約一畝的“青草池”，湛然清澈。池邊有水閣名“南宮舫”“簪花閣”，池后有小山甚奇，玲瓏可愛，名曰“別有天”。山之最高處有“看潮臺”——以此名猜度之，登臺應可俯瞰錢塘江，八月潮水動地而來之時，最是壯觀。

嘉慶八年（1803年），浙江巡撫阮元為紫陽書院寫下《紫陽書院觀瀾樓記》。這一年，紫陽書院的“看潮臺”早已倒塌，鹽運使延豐籌資在書院最高處建了五楹高樓，名為“觀瀾樓”。阮元不吝惜以充滿華彩的辭章盛贊觀瀾樓景致之佳美、山川之秀絕，令人不禁悠然神往：“斯樓處山之巔，俯視城市，萬屋鱗次，長江如帶，環曲于外。若其風日流麗，波濤不驚，越山清遠，澄流東下，有足觀者；又若潮汐自海亹騰駕而來，云馳雷動，震疊心神，發皇耳目，更有足觀者。”

接著，阮元又由“觀瀾”二字想到孟子的“觀水有術，必觀其瀾”，鼓勵學生立志追求大道。他說：“生徒之登斯樓者，莫不志于大道，成章乃達。教生徒以學者，亦將操此術于盈科之流水以觀之矣。”偉哉斯言，難怪紫陽小學要將“覽大意大”作為校訓了。

近百余年，紫陽書院歷經坎坷。咸豐十一年（1861年）毀于兵燹，同治四年（1865年）重建“紫陽書院”，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改為仁和縣高等小學堂，即為現紫陽小學前身。讀著學校的數百年歷史，只見樓廢樓興、人往人來——從紫陽書院到紫陽小學，雖然屋宇全非，但仍可一抒懷古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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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青山共一樓

杭州有三大書院和四大書院之說，不管哪種說法都少不了紫陽書院。紫陽書院的山長，向來非德才兼備者不能出任。雍正年間山長傅玉露，是康熙乙未科探花，《西湖志》《浙江通志》的主編；乾隆年間山長盧文弨，是清代著名的校勘學大家；道光年間先后執掌紫陽書院的，是龔麗正、龔自珍父子；其他著名山長還有數學家項名達、藏書家孫衣言、詩人屠倬……

我手上有一本清代《杭州三書院紀略》的影印本，這本書的作者是清代學者王同，著書時正任紫陽書院的山長，他抄錄了歷代所有關于紫陽書院的碑文題刻，可為《兩浙金石志》之補遺。

王同不僅工于詩，也擅長書法篆刻，造詣極深。他說自己多次欲尋訪周雯詩刻，惜皆不可得，只好和詩一首：“今日弦歌地，當年處士家。題詩五言律，刻石數行斜。竹徑空磨蘚，萍蹤憶感花。我來訪遺墨，搔首隔煙霞。”并注曰：“先生末年鬻此屋后，寄居此山感花精舍。”

王同與俞樾私交不錯，我曾在《俞樾函札楫證》一書中看到過俞樾寫給王同的書信。俞樾寫道：“老弟紫陽一席，來年仍舊最妙。如此時勢，得守舊即佳矣。兄今年與任筱翁言，鄙人三十一年老山長……所以決意告退者，實見天下之變局，必自書院開端。從俗浮沉，既所不欲，固執不變，又所不能，故不得不先避其鋒。”

《杭州三書院紀略》的序言寫于光緒二十年（1894年）。那一年，泰晤士河上的倫敦塔橋剛剛建成通車；那一年，甲午海戰爆發……正如俞樾信中所言，“天下之變局，必自書院開端”，想來日后為老大帝國推開現代化大門的，也少不了那一年在各地書院讀書的學子吧！

漫步于校園，但見花木扶疏、寒林蒼翠，積年的老樹頗有幾棵，任橫柯上蔽，在苔徑上分割出斑斑駁駁的光影。風物清佳，實不忍離開，又來到通玄觀摩崖，欲一拜而去，卻看到了更多的細節：石壁多有紋理，中多孔竅，大小不一，玲瓏有致。在“鹿泉”二字旁，還有一處鳳眼似的石竅。

校長楊燦云介紹，石竅中有一棵小樹，每年春日，新枝萌發，伸出孔外，蔥蘢可愛；至秋而隕，冬則纖枝不見。他拿出手機給我看石竅的冬春對比圖——仔細辨認，這樹原來是樗木。

關于樗樹，《莊子·逍遙游》中有一段有趣的辯論。惠子說，樗樹質地不好，不能成材；莊子不同意，他說：“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于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莊子的說法即是“無用之用，方為大用”，后人遂以“樗散”作為自謙之辭。

在“鹿泉”之旁，有此“樗散之木”，豈非學校氣質與道家文化的外顯嗎？底蘊深厚的紫陽小學的確有這樣一種特別的氣質：雖然結廬在人境，又臨近人聲鼎沸的網紅菜市大馬弄，卻始終倔強地保留著一分與自然共生的蕭散之氣。又想起王同那方壽山石虎鈕閑章，鐫有朱文的“一番花事又今年”字樣——也許，它不僅承載著當年紫陽山長對生活的感悟，也寄托著今日紫陽學子對美好的向往。我今來此，亦不可無詩，就以一首《紫陽書院懷古》作為結尾吧：

呦呦鹿鳴，有覺其楹。

播以百卉，飾以瓊瑛。

洞微通玄，于彼園庭。

弦歌有誦，守虛持盈。

滋蘭樹蕙，遐邇聞名。

悠哉悠哉，君子攸寧。

（作者單位系浙江省杭州市鳳凰小學）

— 編后記—

文化在歲月里扎根

金 銳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

再精美的飛檐連棟終有損毀的一天，但建筑背后的故事和文化卻可以經久流傳。在浙江杭州七寶山畔，南宋劉敖建造通玄觀時，定然不會想到這里幾百年后會成為詩人周雯的“山居”；周雯恐怕也不會想到，自己的“山居”幾經易主后會成為講學之所紫陽書院；紫陽書院百余年來弦歌不輟，自然有“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期冀，卻想不到竟毀于咸豐十一年的那場兵燹；如今，故事傳到了浙江省杭州市紫陽小學，曾經的道家文化和書院文化都在這里落地生根。

劉敖的通玄觀至今只遺存一處摩崖石刻。但或許就是這處遺跡，讓學生在潛移默化中感受著道家文化：一邊是喧鬧嘈雜的市集大馬弄，一邊是千百年來默然不語、靜立于斯的石壁，或許正是“一陰一陽之謂道”的詮釋吧。校長楊燦云講述的故事尤其動人：一株小樹，每逢春天便探出洞口，至秋冬則狀若凋枯、深藏洞內。這株小樹太不起眼，可能沒有人會關心它的萌發與枯萎，但它就是這樣默默地生長著，正如《道德經》所言：“夫物蕓蕓，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

從通玄觀到紫陽書院經過了數百年。書院是當時文士聚集之地，可謂“談笑有鴻儒”。除了歷代執掌紫陽書院的山長盧文弨、龔自珍、孫衣言等，詩人項蓮生來過、學者薛時雨來過、金石家王福庵也來過……想來，文人會集，品茗談詩、飛丹潑墨，自有一番風雅。

尤其可以介紹一下薛時雨，他是紫陽書院隔壁崇文書院的山長，曾經寫下《和孫琴西山長衣言紫陽書院十六詠》，既是詩人之間的“如切如磋”，又是兩位教育者之間的悉心探討。“出山期澤民，在山期造士”“市遠囂不聞，書聲出林薄”“登樓眺江海，湍急奔如電”……讀著這些詩句，書院的往昔光景如在目前。

如今，紫陽書院舊址已經不復存在，但學校邀請西泠印社的名家分別題下“景徽堂”“凌虛閣”“觀瀾樓”“樂育堂”等匾額——學校與西泠印社本就大有淵源，不僅因為地處杭州，而且紫陽書院山長王同的第四子王福庵便是西泠印社的創始人之一。漫步校園，古雅的匾額、雄渾的字跡，讓師生仿佛仍置身于舊日的紫陽書院，感受著“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的閑適和愜意。

學校也有新的文化在生長。校園里有半座山，幾座教學樓便建在半山腰，學生每天從山底跑到山頂成了尋常之事。學校因地制宜，在山中栽種了大量農作物——楊燦云將農作物分成兩個序列：數字序列，包括零余子、一葉蘭、兩面針等；生肖序列，包括兔兒傘、龍牙草、蛇六谷等。學生閑暇時便來到山中照顧這些農作物，記錄它們的生長過程，漸漸養成了學校耕讀文化的傳統。于是，耕讀文化與一脈相傳的道家文化、書院文化融為一體，滋養著學生的心靈，也潤澤著學校的內涵。

暮色漫過七寶山，校園中的瑯瑯書聲與山間的颯颯風聲交疊在一起，不同時代的文化意蘊在這里沉淀、交融、新生。文化不會消失，它化作泥土間的嫩芽，在一代代人的生活中延續，在如摩崖石刻般的靜默中等待著下一個春天。

咸豐五年，杭州知府王有齡為紫陽書院留下了這副楹聯：

廣廈宏開，看毓秀鐘靈，蔚起虎林人物；

高山在望，愿立名砥行，仰承鹿洞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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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中國教師報》

編輯 | 白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