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在華日本商業會議所對中國的調查》討論了從1907年直至20世紀40年代日本商業會議所在中國的建立、組織系統，在各地開展調查的機構、方式、資金來源、出版物等樣貌，并以上海、安東、北京、臺北的日本商業（工）會議所為例，分析了它們在中國進行的調查，進而揭示了在華日本商業會議所“半官半民”的特性及其在日本政府制定及推行對華政策中發揮的隱秘作用。作者首次指出近代在華日本商業會議所對中國調查的特點，通過實證把握日本在華經濟團體與政治的互動關系，對近代在華日本商業會議所的中國調查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

近代在華日本商業會議所的主要活動及對華調查特點

近代在華日本商業會議所在存續期間，其活動及對華調查內容隨著日本侵略政策的變化而不斷調整，在華日本商業會議所根據調查資料提出的請愿、建議對日本制定侵華政策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總體而言，在華日本商業會議所的主要活動集中體現在五個方面。第一，在華日本商業會議所是駐留中國的日本商工業者的代表組織，其領導機構是在日本駐華領事的監督下由會員公選而成的，在華日本商業會議所以維護日本商工業者利益為宗旨，在鑒定、協調和仲裁商工糾紛，維護日本商工業者利益等方面開展諸多活動；第二，在日本總領事館同意下，建設有關工商業的建筑物及管理為促進工商業發展的其他必要設施；第三，回應日本行政官廳關于商工業事項的咨詢，并以日本商工業者的名義向日本政府展開陳情、建議活動；第四，協助日本政府制定及推行經濟統制政策；第五，根據日本官廳的命令或商工業者的委托，對中國進行情報調查及相關資料的搜集、整理、編纂等工作，其內容以經濟為主，同時涉及政治、軍事、文化等領域。

對中國各類工商業進行調查是在華日本商業會議所日常最重要的活動，還包括對當時發生的重大事件進行廣泛調查。其對華調查具有如下幾個特點。

其一，調查持續時間長，頻率高。

從1907年2月奉天日本商業會議所正式成立，到1944年前后商工會議所被改組成經濟會議所為止，根據日本商業（工）會議所的規則，在華日本商業會議所從成立之初就開展對華調查活動，持續時間將近40年。

在華日本商業會議所對當地（不限于）工商業的定期調查基本上是每個月一次，有時會多次，如1938—1939年，北京日本商工會議所對北京市棉布、棉紗、棉花、煤炭、糧食等行情，及物價、勞工工資、交通工具數量、人口等情況每月都有數據統計。每年逐月持續對北京地區的日商物價、華商物價、日本人生活費指數、勞力工資等進行調查統計。1941年，北京日本商工會議所全年調查包括連續調查10種、特殊調查51件、委托調查116件、定期調查報告111件（每月3次向當地部隊提供糧食、馬料類價格報告及其他物價報告）、統計表30件、搜集資料700件以上。1941年，天津日本商工會議所的定期調查包括：各租界零售市場調查（每月3次），天津批發物價（每月3次），生活必需品物價及批發零售物價指數統計（每月1次），天津四站貨物到發統計（每月1次），天津港、華北六港貿易統計表（每月1次）。每月不定期調查數量則在10次以上

其二，涉及地域廣，參與人員眾多。

近代，日本在中國各地建立了至少44個商業（工）會議所，偽滿時期，在東北地區還有200多個商工公會。在華日本商業會議所的調查活動遍及除了新疆、甘肅、青海、西藏等地的幾乎所有中國區域。每個商業會議所的調查范圍往往并不局限于當地，如天津日本商業會議所的調查范圍不局限在天津地區，甚至擴大到包括山東、山西、河北、“蒙疆”在內的整個華北地區。從1925年大連日本商業會議所的《排斥日貨相關件》看，其調查涉及地區包括大連、營口、錦州、奉天、鐵嶺、四平、長春、哈爾濱、安東等地，幾乎包括東北所有重要城市，甚至還調查了煙臺的相關情況。各種商業會議所聯合會更是為資料調查與共享提供方便。

如前所述，從在華日本商業會議所會員構成看，有三井物產、三井銀行、三菱商事、朝鮮銀行、東洋棉花、近海郵船、臺灣銀行等日本工商界大財閥，也包括眾多中小商工業者。在華日本商業會議所還通過舉辦各類講演會、常識講座、懇談會來匯集資料，被邀請來的有當地日本領事館、“興亞院”、朝鮮總督府等政界，甚至有日本駐扎當地的海軍、陸軍特務機關等軍界，還有日本大學教授等學界，這些部門和人員都與在華日本商工會議所有情報交換關系。

其三，調查形式多樣。

不限于直接調查、資料搜集和刊物發行等基本形式，還通過舉行演講會、常識講座、懇談會等形式搜集、交換各類信息。

其四，調查內容涉及范圍廣且數量巨大。

按照在華日本商業會議所規則，其主要活動內容包括商情通報、貿易中介、糾紛調停、證明鑒定、商業調查及編纂、貿易統計、政策建議以及各類咨詢服務等。調查內容不僅涉及商品貿易、市場價格、稅收政策、工資水平，還大量涉及工業、農業、礦業、金融等各個領域。

其五，調查資料具有史料價值。

近代在華日本商業會議所對中國進行大量調查活動，留下了龐大豐富且獨具特色的日文資料群。這些調查資料對近代中國社會經濟史和日本侵華史研究具有特殊的無可替代的史料價值。這些資料可以為近代中國研究尤其是經濟史研究提供獨特的資料乃至彌補中文史料的不足和缺失。

需要強調的是，從近代日本商業會議所秘而不宣或公開出版的眾多資料來看，它是獨立于滿鐵、東亞同文書院之外的自成體系的資料群。這一點必須明確指出，許多學者將日本商業會議所調查資料與滿鐵等資料混為一談，這就掩蓋了日本商業會議所資料群的獨特價值，也掩蓋了日本商業會議所對華調查的“隱秘”意圖與作用。該資料群與滿鐵、東亞同文書院等中國調查資料既各成體系又可參照互補。日本商業會議所與滿鐵等的資料相比，另一獨特之處在于，除了間接調查外，直接資料搜集者與提供資料者往往就是各商業會議所的成員，所以能夠留下實際商業貿易人的重要情報資料，其翔實性與時代性是不言而喻的。

摘自本書結語

近代在華日本商業會議所對中國的調查

費馳 著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25年3月出版

作者簡介

費馳，歷史學博士，東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近代經濟史、東北區域史、東北亞國際關系史等，出版專著《清代中國東北商埠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12），在《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史學集刊》等學術刊物發表論文數篇。

目錄

導論

第一章　日本商業會議所在近代中國的設立與變遷
第一節　近代中日建交與日本對華經濟擴張
第二節　在華日本商業會議所的創辦、擴展與改組、合并

第二章　在華日本商業會議所的組織系統
第一節　在華日本商業會議所的本體系統
第二節　跨區域日本商業會議所的組織系統

第三章　在華日本商業會議所對中國調查的機構、方式、資金來源與出版物
第一節　調查機構
第二節　調查方式
第三節　調查資金來源

第四節　出版物

第四章　在華日本商業會議所對中國調查內容
第一節　上海日本商業會議所的主要調查活動
第二節　安東日本商業會議所對鴨綠江流域的調查
第三節　北京日本商工會議所的調查活動

第四節　臺北日本商工會議所的調查活動

第五章　在華日本商業會議所與日本的對華政策
第一節　在華日本商業會議所與“山東問題”

第二節　在華日本商業會議所與九一八事變
第三節　在華日本商業會議所與經濟統制政策

結語
附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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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周暢

審校：宋榮欣 李麗麗

轉載自：鳴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