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子》里記載了伯牙絕弦的故事，傳說伯牙鼓琴，鐘子期善聽之，伯牙每奏一曲，鐘子期便能體味其中奧妙，鐘子期死，伯牙悲痛萬分，于是斷然破琴絕弦，終身不復鼓。

此后世人皆嘆伯牙易出，鐘子期難覓，正是因為知音難覓，所以歷史上才會有那么多懷才不遇的扼腕嘆息，在近代史的長河中，毛主席和周恩來總理就是舉世公認的一對治國安邦的黃金搭檔，兩位偉人相得益彰。

亂世英杰

1910年春，清政府派兵鎮壓饑民暴動，民眾傷亡慘烈，消息傳到韶山，此時已經17歲毛澤東心緒久久不能平靜，古人有云“弱冠之年，始有舉”，恰巧毛澤東此時已經接觸到維新改良，思想有所啟蒙。

于是，弱冠之年的毛主席此時便想做些什么，來承擔社會責任，在同年秋季留下了“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的詩句，就毅然離開家鄉，外出求學。

在此后的求學生涯，他受到各方革命思潮的洗禮，并主較為系統的接觸了西方的啟蒙思想，比如盧梭的《民約論》、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孟德斯鳩的《法意》等，這也為毛澤東指明了前進方向。

1918年，毛澤東在北京接觸到了陳獨秀等多位新文化運動人士，并在李大釗的影響下，開始具體了解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后來為了響應“五四運動”，領導了湖南學生的反帝愛國運動。

1927年，毛澤東同志下鄉考察農民運動，回到長沙后，糾正了中國湖南區委在農運工作中的錯誤，為此后大規模的秋收起義和湘南暴動打下了很好的群眾基礎。

同年8月7號，毛主席出席在漢口舉行的秘密會議，批判了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錯誤，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并提出了“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的重要論斷，開啟了從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轉折。

此后又再次領導了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并進行了著名的“三灣改編”，從政治上、組織上確立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我們黨建設新型人民軍隊最早的一次成功探索和實踐。

1933年，日軍大舉進攻華北，中華民族危機日趨嚴重，然而國民黨當局置民族危亡于不顧，仍然奉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方針，決意消滅共產黨及其領導的紅軍。

1933年9月到1934年10月，蔣介石調動100萬兵力，采取“堡壘主義”新戰略，對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大規模“圍剿”，此時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在紅軍中占據主導地位，拒不接受毛主席的正確建議，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

于是，中央紅軍被迫放棄中央革命根據地，在此緊要關頭，毛主席決定改變原定計劃，改向國民黨統治力量薄弱的貴州進行戰略轉移，開始萬里長征。

1935年，在遵義會議中，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共中央的統治，實際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第一代黨中央領導集體，后來更是在毛主席的帶領下，趕跑了虎視眈眈的侵略者，建設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黃金搭檔

毛主席是一個軍事作戰的天才，而周總理就是能感受“高山流水”的伯樂，對他的軍事作戰本領予以無條件的信任與支持，兩位偉人在一場場戰役中也建立了非常人能比的默契。

井岡山時期，周恩來一直在中央工作，對于毛主席只有一面之緣，后來周恩來來到蘇區，在一次次軍事討論，以及此后由毛主席領導的幾次戰役后，周恩來堅定了毛主席軍事方面的天賦的信心。

1932年春天，蘇區中共中央不顧毛澤東同志的反對，貿然發動攻打江西贛州的戰斗，由于毛澤東此時被罷免了兵權，只能提建議和強烈反對，但是中央態度堅決，并不理會毛主席的阻撓。

攻打贛州一月有余，贛州仍然久攻不克，損失慘重，但是中共中央仍下令堅守，命令紅軍死戰到底，這是周恩來就令項英去尋求毛主席的意見，后來在項子珍的勸說下，毛主席建議“直下贛州”，紅軍果然經此轉危為安。

在此后博古、李德等人的軍事把控之下，毛主席在中央并沒有什么實際的軍事控制權，但是已經屢次見證了毛澤東同志的軍事才能的周恩來，卻對毛主席堅定了信心，認為這樣的軍事天才決不能被埋沒。

在此后的會議之中，周恩來都會有意無意地對大家建議，“毛澤東同志在游擊戰方面有很多經驗，必要時可以多聽聽他的意見。”以此來為毛主席的建議增加分量。

作為“三人團”的成員，周恩來的發言公然站在毛主席這邊，博古等人也不會說對周恩來的建議置若罔聞。

在博古的錯誤指揮下，紅軍強渡湘江之后，損失慘重，在此時機，周恩來接連勸說毛澤東接下今后的軍事指揮大權，稱“現在博古、李德是不可能再領導了，我看還是你來，你的軍事能力還是可以的。”

于是在周恩來再三勸說下，毛主席臨危受命，帶領中央紅軍創造了四渡赤水的軍事奇跡，將紅軍的命運就此改寫，并創造了今后幾乎屢戰屢勝的軍事奇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