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8月30日，中共中央組織部收到了左權將軍遺孀劉志蘭的一封信，要求為左權平反昭雪。

當時，中央組織部把信批轉給了解放軍總政治部干部部，幾個月后，干部部復信，其中信的末尾提到：

“左權同志犧牲后，中央對他有很高的評價，這就實際上為他平反昭雪了，所以現在就不需要再平反昭雪了。”

一直到1982年，劉志蘭再度致信中央，要求為左權平反，這才引起中央重視，不久之后，有關部門正式出具文件，為左權平反，并撤銷了昔年對他的處分，并將平反文件放入左權將軍的檔案。

劉志蘭的這封信也許讓許多人摸不著頭腦，因為左權將軍在生前似乎并未受到冤枉，但事實上，劉志蘭信中所提乃是一樁四十年前的往事。

一

左權在過去革命歷史上，曾受過兩次處分，而兩次處分均是因為同一原因，即“托派嫌疑”。

這兩次錯誤的處分所跨越的時間之長，在黨的歷史上也是出了名的。

左權是1924年3月考入程潛、李明灝所負責的孫中山大元帥府軍政部在廣州主辦的陸軍講武學校，同年11月，該軍校合并進入黃埔軍校第一期。

不久之后，在陳賡介紹下，左權加入中國共產黨。

不過，在參加完討平陳炯明叛亂的兩次東征后，左權就受黨組織委派，被派往蘇聯學習，直到1930年6月才回國，并轉赴中央蘇區。

期間發生了一些故事。

1925年12月，左權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當時與左權一同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的，還有不少共產黨人，比如王明。

當時，任莫斯科中山大學副校長的米夫在俄文班列寧主義課任教員期間，注意到了“表現積極”的王明，同樣王明也對這位對“遠東革命”有著深入研究的老師很是尊崇，兩人幾乎是一拍即合。

在米夫的幫助下，王明當選為中山大學學生公社主席。

左權為人本就正派，他看不慣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吹吹拍拍、拉拉扯扯的做法，引起王明的嫉恨。

1927年1月，王明陪同米夫回到中國，出席了在武漢召開的中共“五大”，同年8月兩人返回莫斯科，當時中山大學正面臨“黨務派”和“教務派”的爭論。

米夫在王明的幫助下，全面控制中山大學的權力，也因為積極獻言獻策，王明頗得米夫賞識。

1927年9月，王明留校任教和做翻譯工作，并參加了學校支部局的工作。王明當時雖然沒有當選為學校支部局書記，但在米夫支持下，卻成為學校支部局的實際掌握者。

王明本就因為他的狂妄、傲慢，在中山大學并不得人心，加之其在黨內搞小派別、小團體的做法，更是引起不少人反對，其中包括周達文、俞秀松、董亦湘等人。左權就在公開場合批評過王明的做法。

為了擴大在中山大學以及黨內的影響力，王明開始排斥異己。

1927年秋，王明炮制了“浙江同學會”的事件。

據原中山大學學生、建國后任國務院外國專家局黨組書記、局長的楊放之回憶：

“中大反對教務派的斗爭中，俞秀松、周達文、董亦湘這些資格比較老的同志，是參加中山大學教務處幫助工作的。……得到教務處主任阿古爾的信任。但阿古爾與中大副校長米夫有矛盾，米夫極力排斥阿古爾，這就勢必形成王明與俞秀松同志的對立。王明也看不起這些老一輩的同志。王明的俄語學得快，深得副校長米夫的欣賞。為了打擊教務派，王明等人捏造罪名，于是出現了‘江浙同鄉會’。”

事實上，所謂“江浙同鄉會”完全是王明捏造出來的，被誣為所謂“江浙同鄉會”的成員，大多數甚至都不是江浙人，比如左權其實就是湖南醴陵人、周達文是貴州人。

二

莫斯科中山大學支部應王明要求，開始調查所謂“江浙同鄉會”，并請求蘇聯格伯烏人員參加調查。他們并沒有經過詳細調查，就簡單的斷定“江浙同學會”確實存在，并要求嚴懲。

為了提高在黨內的地位，王明甚至向當時出席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的總書記向忠發匯報：

“有人在中山大學組織了“反革命”的“江浙同鄉會”，應當引起黨的高度注意。”

不久之后，向忠發到莫斯科中山大學講話，也不經過調查，就明確表態“江浙同鄉會”是“反黨小組織”，因此，必須“消滅其組織”，“對組織中領袖和中心人物予以嚴厲的制裁”，對積極分子應“開除黨籍或留黨察看”。

學校后來對所謂的江浙同鄉會”的學生予以嚴厲處分，其中12人被開除黨籍、團籍、4人被捕，左權雖然不是江浙籍，所以最后以“江浙同鄉會”“衛士”的罪名而受到處分。

左權等人向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申訴后，雖然得到了處理，但早1929年年底，受蘇聯內部“清黨”影響，給王明提供了排除異己的機會。左權、俞秀松雖然已經去了其他學校（伏龍芝軍事學院），但仍然未逃過。

王明給左權扣上了“托派分子”的帽子，予以黨內勸告處分。

1930年6月，左權回國后，來到中央蘇區，先后出任紅軍軍官學校第1分校教育長、閩西工農革命委員會常委、紅12軍軍長、紅1方面軍總司令部作戰參謀、參謀處長等職務。

左權在工作中展現出較強的組織才能，引起高度重視，為他后來出任紅五軍團紅15軍政委（后任軍長兼政委）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可以這么說，左權在回國初期，因能力出眾而備受重用。

然而不久之后，打擊緊跟著到來。

1932年5月28日，中央紅軍東征軍撤離漳州，準備回師龍巖發起水口戰役時，左權突然被下到軍中的一紙命令撤掉了所有職務，并調回后方接受審查，不久后調紅軍學校任教官。

左權后來才知道，此事同王明有關系。

1931年年初，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上，米夫以共產國際遠東局、中央政治局的名義操縱下，連中央委員也不是的王明成為政治局委員。

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王明掌握了黨的最高領導權，開始推行以他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開始全面推行，對凡是持不同意見的人展開無情斗爭。

左權也只是受此影響眾多人之一。

當時，有人告密稱，說左權在任紅軍新12軍軍長時期，私藏過“托派”的文件。

1930年6月，毛主席、朱老總率領紅四軍經尋烏入閩，汀州會議以后，紅四軍、紅六軍和以及在閩西的紅十二軍合編為工農紅軍第一路軍，同年11月成立新紅12軍，不久后左權出任軍長。

新紅12軍轉戰汀州時，上海托派組織給時任新12軍政委的施簡，施簡放在自己隨身攜帶的文件袋中，同年年底，新紅12軍軍部開會，時任一團政委劉夢槐發現了這份文件，于是就向左權匯報了這件事。

左權從施簡處要了這份文件回來，在看過后放在口袋里，因為事件上倉促，未向中央匯報這件事。后來左權從新紅12軍調任紅一方面軍司令部參謀，過程中不慎遺失了文件。

也因為這個緣故，左權事后受到審查，雖然他一再聲明與“托派組織”沒有聯系，但還是差點被當作“反革命分子”論處。所幸的是，當時雖然有不少人認為左權有參加托派組織嫌疑，但拿不出實質證據。

最終，左權被判處留黨察看8個月。

三

也因為背著這個處分，左權承受了很大壓力。

1935年1月遵義會議后，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共中央的統治，絕大多數受到影響的同志得以解除壓力，開始全身心的投入工作。

不過，因為情況緊急，對于很多受到錯誤處分的人，當時并沒有進行程序上的糾錯。

遵義會議后，左權深受組織信任重用，一掃過去陰霾，并先后出任紅一軍團參謀長、代理軍團長等職務，抗戰爆發后，左權又出任了八路軍副總參謀長。

本來這件事就該被擱下不提，但隨后一個人的出現，卻又讓左權不能不警惕。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從蘇聯回國。

王明在回國以后，雖然就宣傳了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在恢復和發展長江流域中共組織、與國民黨協商統一戰線中的一些問題等做了不少有益工作，可他的一系列錯誤的言論，也引起了黨內思想混亂。

當時，王明以共產國際代表自居，加緊了反奸細反托派的工作。

這種情況一直到1938年9月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以后，才稍稍有所緩解。

不過，因為王明本身既有的影響力，他在“肅托”一事上仍然有相當大的話語權，也影響了組織決定，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的《政治決議案》也決定，把“托派”作為鋤奸的緊急任務。

彭老總在延安參加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期間，曾與王明會面，當時王明就批評彭老總：

“你的黨性哪里去了？左權這個人有問題，是托派，你們怎么還讓他當八路軍（副）參謀長?”

這一切也讓左權深感不安。基于自身政治經驗考慮，左權下意識的認為，自己過去曾有過“托派”嫌疑，可能會被有心人當成靶子，因此決定上上申訴。

彭老總對于左權這段歷史公案有過了解，特別是聽過左權講述，對左權更加信任，左太北后來回憶彭老總對她談及父親左權時，還有這樣的話：

“彭伯伯就講那個時候你父親在戰爭面前沒有絲毫的猶豫和動搖，是個鋼鐵般的人，可是就在他跟我講到，他當時這個處分還沒解決，他說希望組織能給他解決這個身份問題，在他跟彭伯伯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他流了眼淚。”

1941年11月，左權再次向上申訴，彭老總出于對他的信任，也決定以個人名義向中央反映這件事：

“幾年來，對于左權同志的處分，雖在事實上早已撤銷了，但在黨的黨規上從未作出明確結論，致左權對此事苦悶不釋。根據我對左權同志的了解，不論在中央蘇區及長征時期，（他）對黨的路線是忠實的，對于工作是積極的，負責任的。年來在政治上已有較高的進步，過去的問題應該清理一下，建議中央撤銷（對）他的處分，使其安心。”

不僅如此，彭老總還請出了朱老總，一起幫著申訴，組織上接受以后，命令時任組織部部長的陳云調查這件事。

很遺憾，左權并沒有等到組織正式做出結論，就于1942年5月犧牲。

左權是背著這個錯誤處分遺憾離世的，雖然在他犧牲后，無論是組織上還是地方上，都對左權予以很高的評價，但在私底下的場合里，左權的這個處分還是會被人經常提起。

作為左權的妻子，劉志蘭自然心知肚明。

從七十年代末，劉志蘭便向組織申訴，至1982年經組織正式調查后做出結論，撤銷了銷左權的“留黨察看”處分。

此時距離左權受錯誤處分，已經過去了53年，而距離左權犧牲，也已經過去了4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