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歲末，江浙滬寒流突襲，太湖畔的朔風卷著零度以下的濕冷，錫城明珠——蠡湖，悄然冰封，凝露為霜，數日前的滬上也出現局部“固態降水”，本應是“我與貍奴不出門”的日子，但藍色預警依舊未能阻擋十余位懷有“莫說相公癡”般熱情的師生的腳步。12月21日清晨，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的十幾名同學在戴海斌老師帶領下，搭乘高鐵，開啟了為期兩日的無錫文化考察之行。

蠡湖

無錫，作為東南鎖鑰之地，北倚長江，南抱太湖，自泰伯奔吳肇啟勾吳文明（今存梅里遺址），三千年來文脈如運河水系般縱橫交錯，澤被三吳大地。元至正《無錫志》有云：“無錫為浙右名邑之冠，當南北之沖會，土地沃衍，有湖山之勝，泉水之秀，商賈之繁集，冠蓋之駢臻。”這座城被稱為“浙右名邑之冠”的歷史文化名城，春日以黿頭渚櫻花如雪聞名江南，而今冬的蕭瑟中，暫離熙攘游客的街巷與景區，反而顯露出更本真的肌理。選擇在歲末探訪無錫，更恰似揭開一軸褪色古畫的畫心，櫻花爛漫時節的喧騰，終究是這個歷史文化名城展示給世人看的皮相，冬日的寒風蕭瑟，為這座古城平添幾分歷史滄桑感的同時，更讓歷史書寫里的細節愈發清晰。東林書院的殘碑尚存清議余響，惠山祠堂群的匾額仍懸孝義遺風，無錫城區古舊建筑間似乎隱約回蕩著舊日米市的銀錢叮當清響，薛家花園、榮氏故居仿佛尚能得見先賢音容情貌，梁溪區“新學”遺存與無錫國專“舊范”仍交相輝映。

無錫市地形及區位示意圖（圖源：“地道風物”）

無錫老圖書館前廣場

阿炳故居

小婁巷歷史文化街區“錫山秦氏”歷史人文展陳館所展秦氏相關文獻

古城磚縫里生長的不僅是潮濕的苔蘚，還有層層疊疊的歷史斷面。此番考察，恰似揭開一冊少為人閱及的地方志、地方史，這篇文化考察行紀，整理統合了諸位同仁的考察見聞與思慮點滴，在筆記備忘的同時，刊布于此，庶幾可作為一種別樣的無錫文化旅行攻略。本次的考察路線為：

12月21日：上海站——無錫站——錢鍾書故居——無錫碑刻陳列館（無錫縣學舊址）——榮德生故居——小婁巷歷史文化街區——阿炳故居——秦邦憲故居——東林書院——無錫國專紀念館——薛福成故居——南禪寺步行街

12月22日：無錫中國民族工商業博物館（榮氏茂新面粉廠舊址）——張聞天故居——惠山古鎮（文物古跡區、錫惠公園（名勝區）、歷史文化街區（惠山老街）

無錫街頭可見的“百巷梁溪總導覽圖”

一、“米碼頭”：明清碑刻所見無錫米市

2025年央視總臺春晚無錫分會場一首評彈小調《無錫景·家國情》驚艷全國。歌詞道：

是敢為人先的勇氣，是實業報國的豪情。百年老廠房呀，織機聲聲唱。商賈云集，河湖舟船忙呀。從未忘，續寫新篇章。業精于勤聚智慧，無錫景更靚。

如曲中所唱，太湖賦予無錫以魚米之鄉的底氣，運河則使得舟楫交織往來于此，商賈云集，帶來源源不斷的財富與生機。運河上航行的船只，是融入無錫人血脈里的工商基因。

無錫作為江南水運樞紐，曾是古代漕運的重要地理節點。明清時期江南商賈輻輳、百貨駢闐，數十種行業與其眾多鋪戶作坊在此扎根，尤其米糧貿易在此興盛，成為“四大米市”之一，不少市鎮戶口上萬，外省商人建立多處會館。無錫等地存世的碑刻，收入《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江蘇省博物館編，1959年）、《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蘇州博物館、江蘇師范學院歷史系、南京大學明清史研究室合編，1981年）等碑刻集，對研究明清江南地區社會經濟具有重要意義。此行我們在無錫碑刻陳列館（無錫縣學舊址）和文淵坊兩處一起釋讀社會經濟史碑刻，特別是《錫金兩縣申禁縣吏派辦漕糧碑》，內容涉及豐富的歷史信息如職官、律法、地理、制度等知識與雍正析縣、漕務變革等時代背景，使得我們在碑刻前駐足許久并熱烈討論。參觀無錫中國民族工商業博物館時，又見“無錫米市”專題展覽。除文字介紹外，此館以圖片與實物形式展示了米行陳設、盛米容器、米行分布與經營者等內容，給人直觀而深刻的感受。

無錫碑刻陳列館（無錫縣學舊址）

無錫碑刻陳列館（無錫縣學舊址）

無錫擁有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與水運交通條件：既可沿大運河南北直通京杭，也可溯長江東西連接蜀滬。今日仍可見古運河穿無錫城而過，留下清名橋歷史文化街區等知名景點。無錫還臨近省內外的米糧產地。就江蘇而言，稻作產地集中于江南地區，無錫為其中句容、溧陽、金壇、宜興、武進與江陰等縣的市場集中地。此外，無錫還集中了江北與安徽等地米谷。因此無錫當地米多而價低，米色齊一，易于充作漕糧解兌。

較之其他地方，無錫米市組織更為完備，特別是堆棧容量龐大、方便各地米客寄存。銀錢業也與堆棧互為表里，放款靈活支持米行資金周轉。由是，無錫憑借便利的水陸交通、適中的地理位置與深厚的歷史積累，逐漸成為江蘇的米糧集散中心與“南糧北運”的樞紐城市之一。近代無錫米市與長沙、蕪湖、九江并稱“四大米市”。

無錫水運交通示意圖

《創建積余堂記》《無錫儲業公會改建議事室記》

關于無錫米市的形成，碑記《創建積余堂記》（1892年）載，清初因海關影響華北等地豆麥南下上海，且因滸墅關阻礙長江中上游及豫皖等地米谷雜糧運銷蘇浙，因此無錫米市形成于此時。而歷史學者范金民根據《錫金識小錄》等史料反駁了這一觀點：清前期無錫當地“每歲鄉民持布易粟以食，大抵多藉客米，非邑米也”，可見清初無錫米市僅為供應城中居民的一般市場。（范金民《明清江南商業的發展》，2024年）

乾隆年間江浙兩省在無錫采辦漕米數量約為三百萬石，加上百姓的日常米糧消費，總計無錫米市流通量年均可達七八百萬石左右。嘉道以降漕弊日深，江南地區尤盛，漕糧河運制度因不堪重負而崩潰。面對太平天國戰爭后“運道阻，天庾空”（馮桂芬《校邠廬抗議》）的空前困境，咸豐三年（1853年），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等五省漕糧因軍興梗阻運道，改解銀兩。原本在道咸之際改行海運的江浙兩省，也因咸豐十年（1860年）太平軍攻占蘇杭而停運漕糧。在這一時期，江浙的漕務運作方式改為民間折銀納糧，在“近產米之皖，鄰缺米之浙”、“跨運河，憑震澤”又具備優越的金融、通信條件的無錫與金匱等地采買米糧，由當地糧行轉運至上海再海運抵津。其中盛宣懷家族可稱代表，他們利用經營豐泰棧與滋大典等在無錫米市采買米石運抵上海交兌輪船招商局，以充代辦州縣漕糧。（周健《豐泰棧的生意：同光之際盛宣懷家族的漕糧包辦》）由此，無錫米市得以迅速發展。至19世紀80年代，無錫逐漸成為江南地區最重要的糧食貿易中心之一。

《錫金兩縣申禁縣吏派辦漕糧碑》（無錫碑刻陳列館）

“多收了三五斗”之五斗，也對經濟史資料上常見的“淋斛踢尖”有了更直觀理解

但無錫米市的地位并非一成不變。因江蘇連年遏糴，使安徽過境米糧只能在下關打包。由此無錫米市遂大受打擊。又因光緒三十三年（1907）漕糧改為四成折現、六成為米；宣統年間增至六成折現、四成為米，使得米糧需求量大減；至民國年間漕運取消，無錫米市的地位難復往日。據《無錫米市調查》統計，清代無錫米業興盛時，城內約有二百余家米行，至民國年間尚有一百三十余家。（社會經濟調查所編《無錫米市調查》，1939年）米行主要集中于無錫城區，以買賣各地運來的米谷為主要業務。不同地段集中了來自不同地域的商幫，各自銷售不同來源的米谷。無錫米市的米糧主要銷往周邊地區，如上海、杭州等地。各地需求量受人口數量、與無錫之間的距離、產業結構（如紹興釀酒業繁盛故需米量大）與米價高低等不同因素的影響，不同地區所需米谷種類也有所差別。

一船又一船的米糧，不僅承載了百姓豐衣足食的希望，更孕育出近代以來無錫繁榮的民族工商業。“米業興，百業盛”。作為“米碼頭”的無錫，米糧貿易不僅使得運河兩岸米市規模漸趨擴大，還帶動了棉業和錢業的發展：購米船隊帶來了蘇北等地的棉花，由是無錫鄉間棉紡織業逐漸興旺，城中布行林立。無錫繁盛的商貿往來，促使錢莊紛紛于此設立。這些錢莊的放款對象本就以米業為主，晚清江浙兩省在無錫采辦漕米，使得貨款往來日益頻繁，資金流動逐漸擴大，甚至促使上海等地銀行來無錫設立分行。

無錫集“米碼頭”、“布碼頭”與“錢碼頭”于一身，商旅往來，船乘不絕，這也奠定了近代無錫工商業繁盛的基礎。蔡緘三、唐保謙等商業巨擘由經營米行起步，創辦面粉廠、紡織廠等新式工廠。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無錫實業騰飛，形成糧食加工業、棉紡織業與繅絲業等支柱產業。至1937年，無錫的工業產值位居全國第三，僅次于上海和廣州，成為中國民族工商業的發源地之一。

無錫中國民族工商業博物館（榮氏茂新面粉廠舊址）

無錫中國民族工商業博物館（榮氏茂新面粉廠舊址）

無錫中國民族工商業博物館（榮氏茂新面粉廠舊址）

近代無錫的實業家中，榮氏家族最為知名。1900年榮氏兄弟（榮宗敬、榮德生）創辦保興面粉廠，是無錫第一家機制面粉廠，后改名“茂新第一面粉廠”。該廠是榮氏家族最早創辦的民族資本企業之一和中國早期股份制企業之一，也是中國民族工商業發展的一個縮影。1913年榮氏兄弟于上海創辦福新面粉廠，此后又創辦申新紗廠，逐漸建立起榮氏的“面粉王國”與“棉紡王國”。近代“實業救國”的浪潮下，如榮氏兄弟一樣，許多無錫實業家在上海等城市創業成功后，又將資本與技術帶回家鄉，促進了無錫當地工業發展。由是，運河兩岸遍布各式企業，昔日碼頭迸發強勁活力。

此時尚未開放的榮德生故居

二、“老城新學”：梁溪區內集聚的清季文教舊址

經濟的繁榮，自然催生文教的興盛，明清乃至近代的無錫，一直是江南文化淵藪。自碑刻博物館而出，一行人繼續走訪無錫市的老城區（現梁溪區）。自隋朝以降，無錫多屬常州，為其下轄縣，清時依然，歷史上，無錫的老城區涵蓋早先的崇安、南長和北塘三區，運河在此穿城而過，無錫縣城隍廟、縣學的舊址均在這一區域內。而今，時過境遷，但走訪此地，我們仍能追索到清季無錫知識人舉辦新學事業的印跡，也對彼時無錫新學的發展過程有了更具象化的理解。

梁溪區地圖

無錫縣學碑刻與建筑簡介

清季，無錫的城區空間沿襲明以來的傳統布局，其核心區域就在今梁溪區老城一帶。當時，無錫、金匱兩縣的政教場所大都在這一區域內聚集分布。光緒年間，無錫縣署、學宮、崇正書院、城隍廟和東林書院等都是如此，特別是前三個場所間相隔至多不過三百多步，分布特別集中。（光緒《無錫金匱縣志》）。到清季舉辦新學時，無錫的新學堂、報館也有往老城政教核心地帶集聚的趨勢。許多著名學堂，如東林學堂、三等公學堂、競志女學堂相繼建成，地理位置相距不過數里。此行我們下榻的酒店位于梁溪區崇安寺街道，正毗鄰無錫市東林中學，這所中學的校門上赫然標識“始于1905年”，原來和復旦大學同齡，今年正好迎來建校120周年。

以前讀教育史資料，知道近代史上有著名的“無錫毀學”事件。光緒三十年七月（1904年8月），因無錫學界同人按清政府地方辦學堂就地籌款原則，向無錫地方商賈籌捐，與當地米行、商販產生了激烈沖突，引致全城罷市，聚集的民眾搗毀了無錫城內的許多新學堂。從上午十點到十二點半，短短兩個多小時，竢實學堂、三等學堂和東林學堂等校的建筑（僅竢實學堂被拆毀的房舍就有數十間）和堂內儀器、圖書就均遭毀。（《詳述無錫圖城罷巿拆毀各學堂情形》，《申報》）。這一場“無錫毀學”，當時受到報章的廣泛關注，影響頗大。讀至此處，我頗納悶何以短時間內，這些學堂一并遭毀。此番實地走訪過后，方知這幾所學堂處在方圓三公里以內，即使同一伙人接連沖擊，也無需花費太多時間。可以說，這種空間上的新學集聚，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清末毀學事件的后果。

無錫市東林中學（前身為競志女學堂，始建于1905年）

梁溪區崇安寺街道

著名的東林書院，也是清季興辦新學的舊址之一。這座始建于北宋政和年間的書院，因明末顧憲誠、高攀龍等在此講學，一度“遠近名賢，同聲相應，天下學者，咸以東林為歸”，后又隨“東林黨”之名聞名后世。書院雖逢宦官之禍，天啟年間一度遭毀，但明末至光緒年間，東林書院屢經修繕，講學論道之音不絕。清末新政期間，書院改學堂是清廷提倡、各地響應的新式教育發展政策。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清廷書院改學堂的諭旨頒布未幾，在曾任豐縣等地教諭的無錫士紳陶黼昇推動下，東林書院改辦為高等小學堂。而該書院所改“高等小學堂”者，是據早先清廷頒布的“壬寅學制”，內中規定了“高等小學堂”與尋常小學堂共同組成小學堂系統。（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學制演變》）

東林書院正心亭

一行人在東林書院舊址的合影

錢鍾書故居，是我們到無錫必訪之地。錢鍾書生于宣統二年（1910年），兩歲開蒙識字，幼年雖一度入秦氏小學和親戚的私塾附學，但十歲之前的多數時間里，錢鍾書主要隨其秀才伯父錢子蘭讀書。錢氏故居最吸引人的地方是書房的復原場景：“錢氏”側立在書桌旁，正低頭盯著手中翻開的書頁。作為游人，注視著這一陳列，仿佛穿過時空聽到了錢鍾書的讀書聲。民國九年（1920年），年方十歲的錢氏入無錫縣立第二高等小學（原東林學堂，1913年改名）就讀，當時其從弟錢鐘韓也與他共讀于此。四年后二人畢業，又一同考入了蘇州的桃塢中學。

錢鍾書故居

客廳桌上呈放著《圍城》手稿

錢基博、錢鍾書父子雕塑

錢鍾書入讀本縣第二高等小學前，其時隨父親返鄉的秦邦憲（博古）也一度進入該校讀書。我們此行也考察了坐落于崇寧路112號的秦邦憲故居。秦邦憲出身于無錫的書香門第，其故居是典型的江南風格的傳統院落，設計方精心復原了秦邦憲當年的生活場景，也用詳實的文字介紹了秦家先輩的歷史。幼年時的秦邦憲曾隨母親租住在族叔秦琢如第三進的三間平房。走訪中最能直觀地感受到為何錢、秦二人都選擇縣立二小就讀。當時，我們就注意到錢鍾書故居距東林書院舊址步行僅1.4公里，秦邦憲故居距此更是步行僅800米。雖時過境遷，路道多有變動，但三者間相距頗近這一點，絲毫不難覺知。

秦邦憲故居

從時間上看，東林書院改辦小學堂是在新政之初。不過，無錫一地毗鄰上海，風氣開通，士紳興辦新學堂尚在新政之前。清季無錫最早的一所新學堂，也在我們考察的這一區域內。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冬，無錫舉人楊模等在無錫連元街上壽禪院創辦了竢實學堂，次年正月開學。楊模為光緒二十年（1894年）舉人，曾任天津武備學堂漢文教習，也在張之洞幕下襄辦過自強學堂，是清末無錫維新的代表人物。自甲午戰爭后，回到無錫的楊模就投身于地方維新活動。在他任校長的竢實學堂中，聘請了著名數學家華蘅芳為總教習，堂內開設有歷史、地理、算學、英文、日文等新學課程。在當時英文、日文教習薪資普遍高昂的情況下，以私人之力興辦的學堂開設此類課程，尤為難得。幾經變遷后，而今竢實學堂的舊址坐落著當地著名的小學——連元街小學。這所位于無錫舊城中心地段的學校，與我們考察的秦邦憲故居等處相距不過一公里。此行之中，未能一探這所近代史上江蘇最早的新式學堂舊址，可謂遺憾。

六一十歲時的楊模（摘自《江蘇教育行政月報》）

無錫市連元街小學

次年（1898）八月，無錫舉人俞復、裘廷梁會同友人丁寶書、吳稚暉等人創辦了無錫三等公學堂。該學堂仿照日本學制，共設中學堂、高等小學堂、尋常小學堂三級學堂，故名“三等公學堂”，其借鑒日本學制創辦小學堂的思路，比清廷仿日本學制頒布欽定學制尚早數年。但在近代史上，無錫三等公學堂為人所知尚非只因其創辦較早，更多還是因為該堂教師據講義集體編成的《蒙學讀本全書》。該書于1901—1902年間首次出版，在清末十分流行。至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該書已刊印二十多版，各地翻印、盜印本更是不可勝計，是清末新學制頒布之初最為盛行的小學堂教科書。（石歐、劉璐《無錫三等公學堂的<蒙學讀本>：文、字、畫三絕的教科書》）

1907年文明書局出版的《蒙學讀本全書》

值得一提的是，無錫三等公學堂由無錫崇安寺西方殿千佛閣改建而成，是百日維新失敗后，地方依然響應光緒維新之舉的事例。我們在考察中還發現此地也在舊城文教核心地段，與此行考察的東林書院舊址、錢鍾書故居等處相距不足一公里。宣統三年（1911），當地士紳在崇安寺又創辦了無錫縣立初等工業學堂，該校是今無錫市第一中學的前身。而在三等公學堂原址不遠處坐落的崇寧路小學，2004年合并了由三等公學堂而來的崇安寺小學。不過，現在的崇安寺及其附近不再是學校。經過政府部門的整體改造，現今這塊區域既是保留有大雄寶殿、阿炳故居和鐘樓的歷史文化區，還是匯集了購物中心和步行街的商業休閑區。

崇安寺今貌

無錫市第一中學

新政舉辦以降，現梁溪區內還陸續出現了多所學堂。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無錫城鄉創辦的新式學堂已經達46所。其中，也有一些學堂與三等公學堂、東林學堂比鄰而居。像同樣開辦較早的城北學堂，就位于今北塘大街，離東林書院也就一公里多。同年（1905），從日本留學歸國的無錫人侯鴻鑒出資創辦了競志女學堂，其辦學效仿日本模式，一度聲名鵲起，與上海務本女學堂、蘇州振華女學堂等齊名。競志女學堂就位于今東林中學所在地，亦屬舊城文教匯集區。至此恍然，東林中學校門標識“始于1905年”，可謂其來有自。

于江蘇一省而言，清季無錫士紳在創辦白話報刊方面，亦開風氣之先。早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夏，無錫舉人裘廷梁在滬勸汪康年辦報未果后，回籍與其侄女裘廷梁等人共同創辦了《無錫白話報》，該刊旨在開啟民智，鼓吹變法維新，每五日出一期。自第五期始，改名《中國官音白話報》，以旬刊形式出版。百日維新失敗后，該刊停辦。《無錫白話報》是江蘇省最早的白話刊物，其他如《蘇州白話報》等的創辦尚在幾年后。該刊物由無錫白話報館發行，館地在沙巷，毗鄰東林書院舊址等地，也處在舊城文教的核心地段。

從時間上看，梁溪區內“新學”的集聚現象并未止于清季。20世紀二十年代，當新文化漸成時代主音調時，在離清末新學堂不遠的縣學舊址上，出現了一所名為無錫國專的學校。只是這一次，它發出的無錫聲音，似乎和時代風潮唱起了反調。

第一期《無錫白話報》

三、無錫國專：舊學何以存生機

歷經晚清國勢的一路跌仆，興學育才成為挽救危亡的士議所歸，清廷新政也將改書院、設學堂納入急務之列。雖然由抗捐而毀學之事屢有發生，持中西之辨而排拒新式學堂的聲音已是應者無多。民初接續建立現代教育體制的步調，新學林立、書院傾圮至少在制度層面已是大勢所趨。1920年“為振起國學、修道立教而設”的無錫國學專修館，追躡朱熹《白鹿洞學規》、鄉賢高攀龍《東林會約》等傳統書院的辦學旨趣，幾經建制規范、校址遷移而弦歌不輟，難免令人視作時代的異類。

無錫國專紀念館正門

無錫國專紀念館正門

依據本次師門游學的行程安排，東林書院的下一站便是無錫國專紀念館，兩地相隔不過幾分鐘的車程。該館選址于無錫學宮東部的戟門，與當年無錫國專所在地僅一墻之隔，現背倚無錫市大橋實驗學校。古代縣學、近代國專與現代中學聚于一處，這一空間上不知有意無意的巧合，倒頗合如今學者對無錫國專的定位——接榫傳統書院與現代教育體制（陳平原《傳統書院的現代轉型——以無錫國專為中心》）。步入紀念館內，大門兩側墻壁上的《無錫國專學規》列有“孝悌”“辨義”“經學”“理學”“主靜”“挽救世風”等條。暫不論當時民國政府所頒學規著意于增加自然科學與生產技能訓練，無錫國專采行研誦儒家經典以涵養性情的教育方式，與講求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相比，兩者的理念懸隔也極為明顯，無怪時人譏諷其為“冬烘先生之國學”（曹聚仁《春雷初動中之國故學》）。

無錫國專學規

無錫國專學規

無錫國專為什么呈現此種“冬烘”色彩，則須叩問該校的“靈魂人物”唐文治。遍覽館內的圖文展板，對這位長期主持校政的“掌門人”不吝筆墨。縱觀唐氏一生的行事與言論，譏誚其為迂腐淺陋、深閉固拒之輩則有違實情。唐文治（1865—1954），晚號茹經，江蘇太倉人，光緒十八年（1892）進士及第后未能入清望所矚的翰林院，卻以辦理外交事務嶄露頭角，跟隨載振出洋考察，編有記載西方政情人俗甚詳的《英軺日記》，其后參與新設商部（后改為農工商部）的擘劃。光緒三十三年（1907）九月唐文治棄政從教，出任上海高等實業學堂（進入民國后改稱上海工業專門學校，為上海交通大學前身）監督，以培育工程技術人才為辦學目標，為該校增設鐵道、電機與郵政等專科，被后人譽為“工科先驅”。除卻政教事功，唐文治接納西學的態度在言論中亦見赤誠。戊戌政變的次年，裁撤學堂之風起，其家鄉士紳擬將學堂經費歸入書院，唐文治則力陳“西學堂之不容不設”（唐文治《與友人書》）。

唐文治

紀念館內唐文治的履歷介紹

唐文治并非迂腐之士，十余年來對工業專門學校的發展傾注心力，在1917年廿年校慶之際，面對工科專業日見完備、學生數目累年增加的趨勢，有“悲極而喜”等語（唐文治《在本校廿周紀念會上祝詞》）。那么為什么在短短三年后，唐文治卻以目疾、養親為由堅辭校長一職，回到歸老之鄉無錫后，反而同意主持一個私立的國學專修館呢？1920年春唐文治屢請自工專去職，時人反應與后人追憶多疑其不滿于五四以降的學潮涌動。唐文治確對學生參與政治運動不甚支持，但他在學潮漸息之際也毫不戀棧。其與工專學生對國文教育的態度分歧，或可提供理解此事的另一視角。

唐文治早年兼習漢宋之學，將讀儒經、作文章視為教育要務。甫一接手實業學堂，他便希望該校造就實業人才之外，同時“極意注重中文以保國粹”（唐文治《咨呈重訂章程和宗旨》）。1918年，唐文治痛感于當日“文化退步如一落千丈”，以研讀儒經與國文名篇作為保文化、達治平的關鍵，并不無驕傲地期待，“吾校之同人及學子亦皆精研國文，孳孳不倦，有以掞張吾之學識，異日者中國之文化其先盛于我校乎”（《<中學國文新讀本>序》）。工專學子對校內國文教育的反響卻不盡如預期。金易占談及唐文治離開工專的契機，“他去任那一年的國文競賽，正巧在星期天舉行，學生大為不滿，認為休息日不當要人寫文章。他得悉之下，含著一肚氣跑回家，此事也成為他去任原因之一”（金易占《無錫國專與唐文治》）。此次風波前后，唐文治再遞辭呈，工專學生就是否挽留校長公決意見，近四分之三的學生反對繼續挽留，國文比賽也隨其去任而中斷數年。

工專學生對國文比賽的冷淡，或令篤信“建功業者未有不本于文章”的唐文治感到失落。待唐文治回到無錫后不久，浙籍士紳施肇曾出資，邀其開辦國學專修館。唐文治面對得以一伸己志的橄欖枝，沒有推諉之意，反而說“講學家居，平生之志”，當即著手制訂學規、挑選校址，籌備招考事宜（唐文治《茹經先生自訂年譜》）。20年代全國不少地方均有類似性質的學校開辦，而獨以無錫國專的規模為盛、存續較久，并在1928年成為唯一正式立案的國學專修學校。這與無錫兼為文化名城與工業重鎮不無關系。文教興盛則生源充足，工商發達則熱心助學的紳商財力優裕。

唐文治《茹經先生自訂年譜》

國專的教育方式：唐調吟誦元典

除卻外部條件，恪守舊規的教育方式也是無錫國專獨樹一幟之處。與同一時期排斥文言、強調客觀研究經典文本的五四新文化人不同，唐文治信奉以“可歌可泣”之文章“感發人之性情”的國學教育（唐文治《茹經先生自訂年譜》）。這一旨趣反映到具體的教學實踐上，則是引領學生在吟誦元典中體會文章精義進而涵養性情。此外，無錫國專對書本形態、書寫手段等細節也極為堅持。1931年11月國際聯盟會教育考察團成員參觀無錫國專，感慨“我們來中國看過很多學校，讀的是洋裝書，用的是洋筆，充滿洋氣。這里才看到純粹中國化的學校，才看到線裝書和毛筆桿”。這一評價深愜唐文治之意，多次引以自得（金易占《無錫國專與唐文治》）。或許唐文治正是期望通過嵌入日常的吟誦元典、翻閱線裝書、手擒毛筆桿等傳統“形存”，為其心中真實的本國學術留取“魂在”。

今人對無錫國專多加青眼，可能因其曾聚合如周谷城、呂思勉等名師，并培養了如周振甫、湯志鈞等文史名家。僅紀念館展板所舉出的知名學人，已使人目不暇接。不過據學者考證，無錫國專畢業生以從事教育業為主，其次為在企業或政府部門任職，從教者中又以中學教師最多（吳湉南《無錫國專與現代國學教育》）。依此就業流向，無錫國專的教育方式還為當日的一般知識分子謀生提供切實幫助。民國時期“職業界中泥用的文字，習慣上大多用文言文”，而“一般青年能寫讀語體文的居多”，當時很多國文補習學校便是因此應運而生。（瞿西華《職業補習學校之國文教學》）若從彌縫教育理想與社會需求差距的角度，無錫國專所傳授的內容，還不是博物館中束之高閣的“死物”，猶帶一線留存于世的生機。

《國專月刊》

任教于無錫國專的學者

四、“未寓的故居”：薛福成與薛家花園

薛福成故居正門

無錫國專參觀完畢，行走在無錫市中心的車馬喧囂中，薛家花園這座舊式建筑群在無錫市中心的摩天巨樓中風格別具，黑漆大門與書別稱“欽使第”的朱紅燈籠皆格外醒目。這座號稱“江南第一豪宅”的建筑群，門前到影壁之間早已被拓寬為開放大道（現名學前街），車流如織，紅綠燈閃爍。步入園中，恍若踏入一個跨越百年的時空裂隙，今日名為“薛福成故居”的地方，這里名義上的主人薛福成，終其一生未曾真正踏入這座耗費心血營造的宅邸半步。

薛福成故居門額上藍底金字的“欽使第”匾額

故居內陳列的官銜牌

故居別名“欽使第”，所謂“欽使第”即因薛氏受皇帝特命出使四國欽差大臣而得名，故居將軍門門額之上仍高懸光緒皇帝御筆親題的藍底金字豎額“欽使第”。光緒十六年（1890年），薛福成以駐英法意比四國公使的身份遠赴歐洲，臨行前，用俸銀買下錫城西水關內，束帶河與前西溪之間丁、秦等姓的地基，他親手繪制宅邸草圖，籌措七萬二千大洋，交予長子薛翼運（即薛南溟）督造。（陳宏華《江南第一豪宅：薛福成故居“欽使第”簡介》）而薛氏之所以選擇此處，除因為此處東近孔廟、學宮，西接西水關，三面環水，是一塊風水寶地之外，似乎更有其童年回憶，《庸盦筆記》即有一條記憶殘片，《學使舊宅》一條云：“余幼居無錫西溪上外家顧氏宅中，其右鄰秦氏，亦巨宅也。父老嘗告余曰：此前福建學政俞鴻圖舊宅也。”（薛福成《庸盦筆記》卷三·佚聞）總之，這位洋務運動的中堅人物，既要在西洋外交場上斡旋，又要在故土經營一座理想中的家園。四年后，當九開間廳堂、轉盤樓與江南園林交織的宅院落成時，薛福成正滿心期待歸國，安度晚年，然而命運的筆鋒陡轉——他在歸途行至上海時突發疫病，溘然長逝，終未能跨過最后三十里水路，看一眼這座以“欽使第”匾額為冠的“半城”巨宅。

薛家花園的建筑設計中，暗藏著晚清士大夫的生存智慧與掙扎。為規避薛氏作為正三品官員宅邸不得超過五開間的禮制桎梏，建筑核心的轎廳和正廳遣匠人以“對剖雙排柱”將九開間切割為三組獨立的三開間，既在視覺上維持恢宏氣象，又在禮法要求上給予了“三座三間并列”的巧妙解釋。正廳更以六邊形蜂窩式磚細墻分隔空間，輔以西式滑軌移門，獨具特色。整體來看，建筑群可分為一條中軸線和左右兩翼，中軸線與兩翼之間又有東、西備弄各一條，中軸線由南而北依次分布的是照壁、門廳、抱廈、轎廳、正廳、內圍墻、房廳、第二條內圍墻、轉盤樓以及后花園。而談及轉盤樓則更為“逾制”，故修建時只能通過斷脊的建筑藝術設計將轉盤樓分成了三、五、三開間，因此薛福成故居的轉盤樓也成為國內目前保存的最大的轉盤樓。此外，如正廳蜂窩式磚細墻與西式移門的混搭，東花園彈子房內斯諾克桌球與彩繪玻璃的輝映，皆是新舊文明碰撞的具象化，而中西建筑與工業文明在此園的完美合璧，在保證居住舒適性的同時，更兼具藝術表達。

如今的薛家花園，早褪去了“薛半城”的私密性。修復后的務本堂里，曾國藩手書“務本堂”匾額下，與翁同龢書“每臨大事有靜氣，不信今時無古賢”的楹聯前，隨處可見游客舉著手機、相機穿梭其間；曾讓薛氏后人提心吊膽的逾制九開間，通過建筑設計巧妙化解，也成了導游口中津津樂道的故居軼事。西軺堂前，錢泳題寫的匾額與當代增補的名家書法相雜，2002年冬月的補刻落款與光緒年間的原跡同壁而立，恰似一種巧妙的歷史折疊。

務本堂實景

西軺堂實景

薛家實業展

站在轉盤樓回廊俯瞰，后花園的曲橋流水依舊蜿蜒，但池中倒影已映出現代樓宇的輪廓。薛福成當年設計的“中西合璧”，終究敵不過更徹底的時代交融。這座從未迎接主人的故居，恰似一具精致的時光雕塑——凝固著個人命運的遺憾、家族榮光的虛妄，以及一個古老文明在劇變前夕最后的體面掙扎。當游人的嬉笑掠過雕花門楣，不知那位歿于歸途的外交家，可曾預見到這般喧鬧的寂寥？

一行人流連于后花園水木、奇石、廊橋間，于此合影留念，而時近黃昏，已經是景區廣播即將閉園之時，匆匆觀覽完“典籍里的無錫”展，也到了閉園時間，諸人早生去意，在工作人員的催促引導下，完成了當日考察的最后一站。故尚未仔細參觀“傳經樓”，不僅出于時間所限，更源于此樓深藏故居之中，較為僻靜，更少有游客踏足，常被人忽略。然而此樓或許更可管見薛福成在近代保存中學火種、傳播西學文明等文化事業的豐功偉績。其一，此樓建筑幾乎全仿寧波天一閣，鉤沉薛福成與天一閣之因緣，則在薛氏任寧紹臺道間，因歷年戰亂，天一閣藏書與楊振藩、何明經所編的書目稿本難以核對，故由他組織錢學嘉、董沛、張美翊三人重新編目，成《天一閣見存書目》于清光緒十五年（1889）刊刻出版，此目可謂在天一閣藏書目錄史上分量極重，而從仿造天一閣而建傳經樓之事，亦可想見薛氏對投身于東南文化事業之時意氣風發的自己何等懷念！其二，即薛氏身后之著作，許多由其三子薛瑩中刊刻于此傳經樓，其中有重刊，亦有初刊。重刊如光緒二十四年無錫傳經樓刻八卷本《出使公牘》、光緒二十四年傳經樓刻六卷本《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初刊則為光緒二十年、二十三年、二十四年十卷本《出使日記續刻》；光緒二十八年無錫傳經樓刻《續瀛環志略初編》（此書刊刻成書過程復雜，可參見鄒振環《薛福成與<瀛環志略>續編》）及光緒二十年傳經樓刻一卷本《滇緬劃界圖說》等，多為薛氏記錄、傳播西方史地、社會、人文之著作，更是晚清有關對外交涉的經典之作，薛福成亦可謂“開眼看世界”的后繼之人。薛氏諸多著作中，《出使日記》最為世人知名，《出使日記》有稿本與刻本兩個系統，稿本今存南京圖書館（稿本自同治七年到光緒二十年，后半部分為出使內容）。刊本則版本眾多，初編為薛福成于海外編訂，寄回國內刊刻，即將光緒十六年（1890）正月到光緒十七年（1891）二月的日記厘為六卷于光緒十八年刊行。續編則為其子薛瑩中編訂光緒十七年三月后的部分，成十卷本，于光緒二十年刊行，二十三年重校再刊，二十四年又刊，皆為傳經樓家刻本。（參見楊波《經世文編：薛福成出使日記的編訂、出版與傳播》）家刻本之外，因受出版市場青睞，《出使日記》又有諸多石印本，廣為流傳。此外，日記中《觀巴黎油畫記》一篇已成為經典游記散文收入語文教材，薛福成之名，已家喻戶曉。由此，薛福成生前的文化努力，似乎消解了他猝然而逝的遺憾，正如《觀巴黎油畫記》結尾所言“夫普法之戰，迄今雖為陳跡，而其事信而有征”，薛福成之遠涉重洋，開眼看世界，傳播西學之功績如今也已成舊事，而其事卻通過《日記》文字保存，亦是信而有征，班班可考，在中外交流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出使日記》光緒十八年刊本書影

此時筆者不禁懷想：刻書以誦先人清芬，本是文化大族之傳統，百年前的傳經樓刻工忙碌的身影，又有多少隱現于眼前的“傳經樓”呢？

如今的傳經樓在夕陽的映襯下殊顯落寞，左宗棠公題寫匾額之故實，似乎也逐漸在歷史蹉跎中為人忽略。向內瞥去，一樓僅為書房陳設，二樓更是落鎖，藏書亦已流散歸藏南京博物院、南京圖書館、蘇州大學等處。當代著名的藏書家韋力先生亦曾尋訪此處，更撰文有一番追索，以為傳經樓“藏書不僅多，而且應有不少善本”，且述及無錫薛氏之“藏書傳統”，其兄薛福辰之“青萍閣”亦有其名，其子薛邦襄也雅好藏書，可以想見薛福成及其家族當年藏書之盛況。（韋力《上萬言策、仿天一閣——薛福成與傳經樓》）

薛福成生平展中所陳列“薛福成世系簡表”

黃昏中的“轉盤樓”

夕陽西下，自故居向北遠望，一座座摩天高樓如同矗立在時代的巨人，平添了幾分歷史的蒼涼與蕭瑟，考察一行人中有人有感而作七律《過薛家花園懷薛福成》一首：

海外孤臣掣長鯨，東南百戰肅河清。星槎遠渡煙波險，儒冠猶遐歐陸名。

未許名園埋病骨，空留舊苑泣秋聲。傳經樓外摩天廈，猶聽風檐述半城。

“半城”榮耀已為舊事，薛福成童年記憶里的“秦氏舊宅”似乎和錫城人民眼中的“薛家花園”都已經歸入歷史長流之中。經歷百年的歷史變革，這所“未寓的故居”，似乎也終究迎來了它“真正的主人”。

一行人于“后花園”石、水間合影

五、“家族孝義的輪回”：華孝子祠懷古

追溯無錫薛氏之文化盛業，懷想無錫地方的文化名士，似乎都背靠宗族社會這一棵大樹，個人與家族、家族與地域，始終緊密相系，互相影響，這種人與社會的交互方式，已成為中國人文化基因的一部分。第二日的行程，以無錫惠山歷史文化區為主，氣溫雖低，但天氣晴好，惠山古鎮最為知名的，也就是連片的無錫大族祠堂建筑群了，一行人匆匆走過一個個地方大族的宗祠，而駐足在幽靜的華孝子祠前，祠前草木掩映，似乎是觀景拍照的好地方。

惠山寺大雄寶殿

天下第二泉

惠山寺前古銀杏

竹爐山房

站在華孝子祠的庭院中，仰頭望去，檐角的風鐸在午后柔光中輕晃，發出細碎的清響。這聲音仿佛穿透了層層疊疊的時光，將東晉的孤燈與元代的紡車、明代的墨香與清代的刻刀，都綴連成一張細密的網。華氏家族的命運，恰似這檐角的風鐸，被歷史的風反復吹動，每一次震顫都帶著相似的韻律——孝義、守節、詩書傳家，這些詞匯在族譜書寫中輪回流轉，竟成了一種宿命般的回聲。

華孝子祠

冬季的華孝子祠前草木

華寶像及趙孟頫書“孝為行首”匾額

查閱《南史·孝義傳》：“華寶，晉陵無錫人也。父豪，晉義熙末，戍長安，寶年八歲。臨行謂寶曰：‘須我還，當為汝上頭。’長安陷，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寶輒號慟彌日，不忍答也。”（《南史》卷七十三）所謂“為汝上頭”，也即古代男子的成人禮——加冠禮。華寶再也未能等來許諾二十歲這年為它加冠的父親，似乎終身困在失去父親的八歲童年，亂世的離喪，父親的早亡，艱難的生活，或許已經成為籠罩他終身的陰霾，他的孝義，對象是已經逝去的父親，這樣的孝，是出于美德，還是對童年空洞的一種自我安慰呢？

細觀墻壁上《紡績督課圖》刻石，主人公名為華幼武（1307-1375），字彥清，號棲碧，無錫華氏。華幼武六歲失父，由其母撫養長大，后筑貞節堂春草軒以侍養母親，為當時名士大夫所贊，并多為之作詩文。其母陳氏名明淑，撫孤持家，矢志守節，至正二年（1342）獲旌表。華幼武工詩，著有《黃楊集》三卷，補遺一卷。（明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卷二十九）元至正七年陳謙書《春草軒詩序》這樣記錄：

春草軒者，梅里華幼武彥清奉母夫人之所也。夫人陳姓，歸華氏甫五年，其父子舉入京，為都功德使司都事，以疾歸而卒。夫人誓守志不移。后廿年，朝廷從有司請，為表其宅里。至是，夫人年已逾五十矣。其事具今翰林直學士黃公所為都事府君墓志銘，及國子博士張公所著軒記。謙客幼武所，知其本末益詳。一日，夫人生朝，與宴席，酒半，幼武舉杯至余，以酒酹地，為余言：“幼武生六歲而孤，賴吾母至今日。今吾兒四人，長者年且十八矣，今日安得不為吾母罄飲？雖然，吾又何以報吾母恩？”（《元人題華氏春草軒卷》，清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匯考》，書考卷二十一）

華幼武為母罄飲，更見一詩人之浪漫與豪邁，而華母之恩，正如其自言無以為報，這樣的孝義自此又成為了流傳后世的經典范本。《紡績督課圖》此圖原跡應為嘉靖丁未年（1547），文徵明為華察（華幼武七世孫）補繪，嘉慶三年（1798）由其后代華寇勾摹上石，前有錢大昕題端“待詔（文徵明）紡績督課圖”，隸字樸拙古雅，極富藝術氣息。

華孝子祠內《待詔紡績督課圖》刻石

東晉的華寶為父終身不冠不娶，元代的華幼武為母筑堂，相隔千年的兩段孝行，在祠堂碑刻上遙相對望。華寶七十不婚冠，草木為之含悲；華幼武“春草軒”侍母，引得名士競相題詠。看似重復的敘事，實則暗藏家族精神的隱喻——當“孝”成為一種近乎儀式的傳承，它究竟是血脈中天然流淌的深情，還是后人刻意經營的道德豐碑？一個東晉的華寶喪母事父至孝，一個元朝的華幼武喪父事母至孝，這仿佛是一種家族的輪回，這種輪回是家族精神的傳承，還是有意的模仿，我們無從查證。筆者想起《百年孤獨》里的布恩迪亞家族數百年不斷重復相同的命運，同樣的，華氏家族的孝義輪回，這種命運是否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詛咒”？

上圖藏火前本“真賞齋帖”拓本

轉過回廊，目光落在西壁的《真賞齋帖》刻石上。這些清代重刻的碑文，原屬于另一個華氏傳奇——明代無錫大鑒藏家華夏的“真賞齋”。華夏，字中甫，號東沙子，與文徵明、祝允明交游，其真賞齋曾藏有鐘繇《薦季直表》、王羲之《袁生帖》等稀世法帖。嘉靖年間，文徵明父子為其鉤摹上石，成就“墨林雙璧”的美談。而今這些刻石棲身孝子祠，倒像是一種隱喻：孝義傳家的宗祠，與金石書畫的雅藏，原是同一棵樹上的兩根枝椏，它們盤桓交織，密不可分。查考所知，此本非“火前本”，亦非“火后本”，乃清初重刻本。“真賞齋”為無錫華氏中人，明中葉無錫古物鑒藏巨擘華夏之收藏所。此刻石如今完好棲身于華孝子祠，大約是因為同出于無錫華氏，而其中的世系較為復雜，大約是居于晉陵（即今常州一帶）的華覈，是為江南華氏一族的始祖。華覈后傳三代至華豪，其子華寶居于無錫之隆亭（今江蘇省無錫市東亭鎮一帶），由是無錫隆亭成為江南華氏的祖居之地。而無錫華氏也以之為“孝祖”。“就古書畫收藏而言，無錫華氏有其十分獨特的地方。其一是自元代迨至明清，家族的書畫收藏傳統始終沒有中斷。具有十分明確的記載是這一傳統始自‘通四支’的華幼武，某種意義上終于民國時期的‘通四支’后裔華繹之，前后綿延長達六百余年。”（王照宇《地域、家族及書畫收藏——以無錫華氏為例》）

周星馳曾主演過一部經典電影——《唐伯虎點秋香》，唐伯虎為追求秋香姑娘，化名華安棲身無錫華府，而電影中華太師的原型，也就是前文所提及的華察，當然無論是馮夢龍白話小說《唐解元三笑因緣》，還是電影《唐伯虎點秋香》，都是出于杜撰，全屬子虛（華振范《有關東亭華太師傳說考訂》，《無錫縣文史資料》，第4輯），但無錫華氏之舊日繁盛風流，卻可從中想見一二。

《唐伯虎點秋香》中的“華府”

江南家族是一個大課題，而家族百年乃至千年的發展史，似乎也總是陷入一種重復的敘述。忠孝節義的母題在祠堂碑刻間流轉，科舉入仕的傳奇在族譜行間復現，園林藏書的雅事在方志中代代重演。研究者們捧著放大鏡追溯每一支世系的脈絡，復述某個家族在某個領域的煊赫，卻鮮少跳出輪回的敘事窠臼。當考據的筆尖在故紙堆里越鉆越深時，歷史的沉思反而在過度闡釋中愈發稀薄，我們終究和那些重復家族孝義傳說的華氏后人一樣，成了自己筆下的另一重輪回。

行旅中的有趣一幕

六、“漂海而來的異鄉人”：崔溥錫山事跡重拾

錫惠公園的綠蔭深處，一塊灰色的石碑默然靜立，其上“崔溥先生錫山事跡紀念碑”的刻痕已略顯斑駁，一行人仔細辨認了許久才識出字跡。碑后幾株灌木低垂，在寒風中搖曳，仿佛在為五百年前那位意外造訪的朝鮮文官拂去遠道而來的風塵。這塊碑石，不僅鐫刻著一段跨越山海的歷史奇緣，更勾連起在大運河的滔滔水波中，一個異鄉人眼中江南的鮮活剪影。

崔溥先生錫山事跡紀念碑

惠山老街游人如織

一行人在惠山古鎮文物古跡區合影

崔溥（1454-1504），字淵淵，號錦南，朝鮮官員、遍訪中國的旅行家，朝鮮全羅道羅州人。1477年，崔溥考中進士;1482年，通過中文科乙科考試，1486年，通過中文科重試乙科考試，后被選入湖堂圖書館。崔溥的漂流，始于一場命運無情的嘲弄。弘治元年（1488年）閏正月初三，他自述云：

漂流海中。是日，乍陰乍雨，東風微順。海色深青。大靜縣監鄭嗣瑞、訓導盧警聞臣遇喪，馳來吊慰。與崔角、樸重斡、倭學訓導金繼郁、軍官崔仲眾、鎮撫金仲理等十余人，學長金存麗、金得禮、校生二十余輩，俱送別于浦口。存麗、得禮等止臣行，曰:“老仆生長海國，諳經水路。漢拏山陰雨不調必有風變，不可乘船。且《家禮》‘始聞親喪遂行’注云:日行百里不夜行，雖哀戚猶避害也。夜行尚不可，況過此大海，其可不慎乎?”座中或勸或止，日高不決。鎮撫安義來告曰:“東風正好，可以去矣!”重斡、仲眾等亦勸行。臣遂告別登船。

金存麗、金得禮以《家禮》所云即使奔喪亦應避害，尤其大海茫茫，必須慎之又慎來規勸，但不知是否命運潛在的安排，一句“東風正好，可以去矣”，讓崔溥下定決心不顧友朋的勸阻，登船渡海，開始了他命運中的這場劫難。他本欲從濟州島渡海歸鄉奔喪，卻被颶風裹挾至東海深處。九死一生后，這位朝鮮五品文官竟漂流至浙江臺州臨海縣，成了“漂海而來”的異國訪客。彼時明朝官吏以紙筆問詢，崔溥以漢文應答如流，終獲朝廷禮遇，獲準沿大運河一路北上，自北京經遼東最終歸國。歸國后，應朝鮮成宗李娎之名，記錄這段奇遇，成《漂海錄》一書。崔氏自述“喪人臣崔溥，自濟州漂流，泊甌東，過越南，經燕北，以今六月十四日到青坡驛。敬奉傳旨，一行日錄撰集以進”，語中足見其行之遠，其遭遇之奇。而這段傳奇的運河之旅中，在無錫二月十八、十九兩日的短暫經過，其記錄又恰似一卷徐徐展開的江南百景長卷，讓人回味悠長，讀之亦可想見五百多年前無錫之盛景。

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漂海錄》書影

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漂海錄》書影

崔溥著、葛振家注《漂海錄》，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年

二月十八日，崔溥的官船自蘇州啟程，經普圓橋、望亭巡檢司、馬墓鋪、純安橋等處，至四更時分（凌晨一點）方抵錫山驛留泊。此時的運河早已“沉睡”，唯有驛站的燈籠在夜色中搖曳，不知此時崔溥是否能體會“夜半鐘聲到客船”之寂寥感呢？

次日天明，無錫知縣何英親至碼頭相迎。這位道州籍的官員，以“饌物”相贈，細節雖未詳述，卻足見禮數周全。崔溥筆下對此僅以“忘其姓名”輕描淡寫，但歷史檔案中何英之名，卻因這份跨越國界的善意得以流傳。（何英，道州人，弘治元年至二年任無錫知縣。）更耐人尋味的是，這位朝鮮士大夫對無錫的觀察，遠不止于官場寒暄。他的官船自錫山驛過建渡橋，入無錫縣治，都憲門、少司寇第的匾額在晨光中熠熠生輝，進士坊的石柱上還留著前朝科甲風流。運河兩岸，熱鬧非凡，其盛景與江南市鎮的繁華遙相呼應，同時卻又多了一份水鄉特有的清逸韻味。崔溥詳細的記述如針線，將散落的歷史碎片縫綴成圖。如他記下的“望高巡檢司”即是明代運河治安體系的真實見證。

今日錫山西麓的紀念碑，原是2006年韓方為紀念這段往事所立。“碑文由韓國全國市道觀光協會聯合會長、韓中文化交流會長，行政學博士姜元求撰；韓國著名書法家李原珩書。對于當時樹碑的情況，經辦人金石聲記得很清楚，韓方于2005年提出在錫山腳下樹碑意愿，先委托無錫的旅行社找到錫惠公園提議，后公園與韓方幾經協商與書信往來才確定下樹碑事宜。”（《錫惠公園一塊不起眼的石碑，卻有韓國游客到此憑吊！石碑紀念的究竟是誰？》，無錫發布，2016年4月16日）碑雖非舊物，然其舊事昭昭。碑文靜默，卻暗涌著更深層的對話：崔溥筆下的無錫，不僅是明代運河城市的縮影，更折射出東亞文明共有的精神底色。二月十八日，崔溥自蘇州入無錫，于滸墅鎮鈔關前，羅太監與三御史“來餞于船上”，以崔氏為“禮義國好人”，并問朝鮮之禮義、經術、教育、刑罰、衣冠等，而崔氏所言“我國與大國為一家”一語，則道破中朝兩國古來之友誼深厚，交往之深入，同文之邦，古今可鑒。此外，崔氏對宦官專權的批判、對儒家禮法的堅守，乃至拒絕祭拜異國神祠的執拗，皆與江南士大夫心氣相通，而當他以“蛇魚感恩亦欲報之”的典故贈衣明吏時，那份跨越山海的道義溫情，恰似大運河的水脈，將無錫與漢城、濟州與惠山，織入同一張東亞文明之網。

清名橋歷史文化街區

崔溥《漂海錄》中描繪的古無錫的驚鴻舊影，如今大多已難以得見。錫山驛的碼頭歷次變遷之后已作為遺址供人尋訪（今在“清名橋歷史文化街”），運河畔的市肆如今也基本化作鋼鐵叢林，歷史的殘酷所在，正在于它往往將可供憑吊的痕跡也一并抹去，并不給人身臨其境的余地。但或許這正是崔溥《漂海錄》留給今人的另一重隱喻，當我們在電子地圖上搜索“望高巡檢司”的坐標卻一無所獲時，是否想過，這位朝鮮使臣眼中的江南盛景，本就是歷史長河中轉瞬即逝的波紋？他描摹的運河城市越是鮮活，便越顯出現代化進程的不可違逆，無錫自清末開埠便掙脫了古運河的韁繩，在近代化浪潮中蛻變為工業重鎮，中朝兩國亦在甲午驚變后各自跋涉，于屈辱與掙扎中重獲新生。

如今我們紀念這位漂海而來的異鄉人，不止于憑吊他筆下生動記錄的明代無錫，更是為了追索某種文明的韌性，正如崔溥在歸國后依傍的紙筆、漢字，讓五百多年后的我們仍能觸摸到“同文”的溫度。歷史的洪流固然能卷走了古渡口的纜樁，卻難以沖垮以漢字筑就的人文堤岸，現代化的鋼鐵齒輪或許碾碎了舊街巷的經緯脈絡，卻磨不滅漢文化基因的同頻共振。如今，我們站在新時代的潮頭之上，回溯米碼頭與古運河的盛大景觀，追尋無錫文教的流風余韻，遙想作為孝義之鄉的無錫的家族與個人，重拾中外交流的偶然之旅，將無數的歷史感發訴諸文字，庶幾是對歷史遺存最好的一種“憑吊”。

無錫街頭所見錢鍾書語錄：“大抵學問是荒江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之事，朝市之顯學必成俗學。”

【參與無錫考察的人員有戴海斌老師、復旦大學歷史系博士生王藝朝、牛澎濤、唐益丹、李娟、王守頂、孫嘉奇、李瑞浩楠、胡曉明，碩士生鄭西迅、陳文睿、董洪杉、伊楠、劉恒光。本文由孫嘉奇主稿，唐益丹（第一節）、胡曉明（第二節）、伊楠（第三節）參與寫作，對此文有大量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