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結束后，美國和蘇聯合伙摧毀了英法的殖民帝國體系，美國在推動多邊貿易體制的建立與完善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主導作用。

一方面，通過建立以美元為核心的國際貨幣體系以及一整套多邊貿易協定，美國打下了戰后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基礎；

另一方面，這些體制的確為全球范圍內的經濟復蘇與長足發展提供了機制化保障，使得更多國家得以參與全球貿易、分享經濟增長的紅利。

然而，特朗普上任后，對這些長期主導并維護的多邊貿易結構卻展現出了所謂的“懷疑”與疏離態度，甚至采取強硬措施，對從前親手推動、深度參與的國際貿易規則發出了沖擊。

這背后的原因，既與美國國內經濟利益的重新定位相關，也與特朗普對于全球化分配格局的質疑密切相關。

首先，戰后初期的國際經濟環境極具挑戰，美國通過布雷頓森林會議（1944年）提出了以固定匯率制度和美元中心地位為核心的布雷頓森林體系。

該體系為世界各國提供了一個相對穩定的貨幣框架。

美元成為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美國則通過承擔金融領導地位，鞏固了自己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中心位置。

雖然布雷頓森林體系在20世紀70年代初因為美元與黃金脫鉤等一系列問題而瓦解，但它所奠定的基礎仍然在此后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此后諸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等機構也在這一體系下得以確立并繼續運作，為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和貿易往來提供了金融和政策的支持。

在努力搭建貨幣體系的同時，美國也率先在貿易領域進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嘗試。

1947年簽署的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便是其中的重要里程碑。

在美國的力推下，GATT多輪談判逐步削減了全球范圍內的關稅和其他貿易壁壘，為戰后初期至后期的全球貿易擴張創造了良好條件。

作為最初的多邊貿易協定，GATT雖然起點并不完美，但它提供了多邊談判、解決貿易爭議與制定全球貿易規則的制度化平臺，參與國數量也不斷擴展。

這一多邊主義的模式，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各國之間的貿易沖突，促進了戰后的國際合作氛圍。

隨著全球化浪潮的不斷加深，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WTO）取代了GATT，成為更加全面和規范的國際貿易機構。

美國在推動WTO成立的過程中同樣扮演了關鍵角色。

WTO在GATT的基礎上，建立起了透明度更高、約束力更強的爭端解決機制，使各成員國能夠針對貿易分歧進行制度化討論與仲裁。

多邊貿易體制也由此更具權威性和可執行力，更廣泛地覆蓋了服務貿易、知識產權等新興領域。

總體而言，這一體制為世界經濟的高速增長以及各國間的資源配置優化提供了制度保障，其影響遠超出了貿易本身，并在國際政治關系、全球治理結構等方面亦產生了深遠影響。

然而，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美國經濟在全球地位的相對下降以及其他新興經濟體的崛起，美國國內關于“是否繼續承擔全球警察或全球經濟領袖角色”的爭論逐漸升溫。

尤其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全球經濟格局出現新的變化，美國國內的“反全球化”情緒日漸加劇，一些民眾認為美國在多邊貿易體制中付出太多，卻并未得到充分回報。

特朗普恰是在這種國內保護主義思潮與焦慮情緒的背景下崛起，他宣稱要“讓美國再次偉大”，并批判長期以來美國在全球化貿易中所作出的開放和讓步。

在特朗普的執政理念中，“美國優先”無疑是深刻的政策立足點。

他上任后對多邊貿易體制發起直接挑戰，聲稱傳統的自由貿易框架損害了美國工人的利益，而其他國家則從中攫取了不成比例的紅利。

由此，他對傳統貿易伙伴采取了提高關稅的強硬措施，甚至威脅要退出或重新談判美國早先加入的多個多邊或雙邊貿易協定，如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后來又針對中國發動了一系列貿易戰行動，包括對中國商品加征高額關稅。

特朗普的這些策略帶有強烈的單邊主義色彩，與過去幾十年美國在國際社會秉持的自由貿易理念大相徑庭。

特朗普之所以要破壞自己國家曾經主導建立的多邊貿易體制，一方面源于他認為當前的全球化成果分配不平衡，美國作為老牌經濟強國卻在貿易結構上產生了持續性的巨大逆差，給國內就業和某些產業帶來沖擊。

另一方面，他批評以WTO為代表的多邊機構，無法有效應對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崛起后所帶來的新競爭格局，認為美方在甚多貿易爭端中并未得到理想的裁決結果。

這使他對多邊機制失去耐心，并進一步傾向于采用雙邊談判或脅迫手段，企圖在更小范圍的談判環境中占據更大優勢。

然而，特朗普采取的“懲罰性”關稅與制裁手段并未能徹底扭轉美國貿易逆差的現狀，也在全球經濟范圍內引發了廣泛的對抗情緒。

美國的貿易伙伴國紛紛采取反制措施，從而引發了所謂的“貿易戰”格局。

原本由美國推動建立的多邊貿易體制，在全球經濟一體化仍在深化的情況下，突然遭到美國自身“退群”和“關稅壁壘”的沖擊，這使得多邊主義受到嚴重挑戰，也引發國際社會對全球經濟前景更大的不確定性。

貿易壁壘的相互拉高與對抗，往往會在全球經濟中形成“多輸”的局面：

供應鏈被擾亂，企業決策面臨更高的不確定性，消費者要承擔更高的物價成本，國際關系也更趨緊張。

從長遠視角看，美國破壞多邊貿易體制，不僅是經濟失衡與產業競爭力出現問題的表征，也折射出其全球主導地位的相對衰退。

此外，單邊主義的貿易政策可能會加劇全球經濟區域化和隔閡化，技術與產業鏈或被迫進行地緣政治層面的重組。

對全球經濟而言，這意味著流動性降低、關稅及非關稅壁壘增多，從而削弱經濟整體效率與創新能力。

新興經濟體或更傾向于在區域或雙邊層面尋求合作關系，既可能帶來新的貿易壁壘，也令世界更容易分割為不同的經濟聯盟或勢力范圍。

同時，特朗普時期的貿易政策體現了美國國內政治生態的變化，其對全球化的質疑并非一時興起，背后反映的是普通民眾對就業流失和收入不平等的憂慮。

隨著制造業等傳統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美國部分地區的工人切身感受到了全球化所帶來的沖擊與痛苦。

當這種負面情緒在選舉政治中被放大時，單邊主義和反全球化的主張很容易成為某些人的“政治武器”，從而左右選舉結果。

特朗普政府也正是利用了這股反全球化浪潮，將其結合“愛國主義”和“民族經濟”話語，一定程度上贏得了其國內選民的支持。

綜上可見，美國在戰后建立多邊貿易體制的歷程，對世界經濟發展產生過極其深遠的積極影響。

然而，特朗普執政時期的貿易政策則帶來了截然相反的沖擊，挑戰了此前美國倡導的開放、自由、多邊的貿易秩序。

這一轉變劍指美國的貿易赤字與產業危機，也部分反映美國地緣戰略的調整思路。

在世界經濟結構越發交錯復雜的當下，單邊主義或保護主義都將提高各方合作的成本與難度。盡管這一過程在政治上為特朗普贏得了一定的支持，卻加劇了國際社會對多邊體制的擔憂，也動搖了全球貿易合作的信心。

倘若這一趨勢延續，全球經濟或走向更嚴格的貿易壁壘與更明顯的區域化分割，不僅可能拖累世界總體經濟增長，也會令美國國內原本期望獲益的產業和消費者遭受損失。

可以說，這種政策轉向的后果終將反噬美國和全球經濟，亦為未來的國際貿易合作設置了重重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