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下午，蘇富比香港春季拍賣會上，沉寂百年的元代書法珍品長卷——饒介《草書韓愈柳宗元文》，以2.135億港元驚艷落槌，2.501億港幣成交，傳為中國臺灣藏家拍得，成為本季拍場最受矚目的焦點，沒有之一。

此卷書法為元末書法大家饒介所書，以草書形式書寫唐代文學巨擘韓愈的《送孟東野序》與柳宗元的《梓人傳》。尺幅浩大，氣勢磅礴，堪稱其傳世作品中最長、最具代表性之作。

全卷筆意奔放、行氣貫通，充分展現出饒介融合「二王」、張旭、懷素等書法傳統的藝術成就，亦為元代草書發展提供了極具價值的實物范本。

更具意義的是，此卷曾著錄于《石渠寶笈續編》，為乾隆皇帝所鐘愛，御題引首「神傳醇潔」，并被收入《三希堂法帖》第二十四冊，為《三希堂》原作墨跡本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書法所用紙張為宋代昆山景德寺印制的罕見藏經紙，印有“弟子張子元捨大藏經紙五千幅緣”及“景德大藏”印記，非《石渠寶笈》所稱的金粟箋，更添研究與收藏價值。

饒介　草書韓愈柳宗元文

藏經紙本　手卷

估價：10,000,000 – 20,000,000 港幣

成交價：2.501億港幣

據考，饒介（？－1367），字介之，號芥叟，江西臨川人，元末明初重要文人、書法家。他一生仕宦坎坷，最終殉于金陵，然其書藝影響深遠，為“吳門書派”的奠基人之一。其草書承康里巎巎之法，兼容并蓄，風骨自立，在中國書法史上獨樹一幟。

《草書韓愈柳宗元文》遞藏有緒，初藏于明代收藏大家項元汴，后傳董光裕、陳定、安岐，清代入內府，為乾隆所藏。

咸豐至光緒年間或歸于恭親王奕訢，辛亥革命后，其后人溥偉將王府藏品陸續變賣，此卷輾轉由日本山中商會購得，最終歸入日本佛教界名人石川舜臺之藏，石川氏更于卷后親筆題跋，詳錄其出處與評價。此后百年，此卷鮮為人見，學界藏界皆只能通過《三希堂法帖》的刻本遙想其風采。

乾隆書引首

本卷分為三部分，首先是乾隆皇帝題寫的四字引首：「神傳醇潔」，行筆敦厚穩健，鈐「乾隆宸翰」一印，書用藏經紙。引首與饒介書法交接處，鈐有「淳化軒、乾隆宸翰、信天主人」，可知入清宮后庋藏在圓明園的淳化軒。

第二部分就是本卷的主體，草書韓愈《送孟東野序》和柳宗元《梓人傳》。兩篇文章前后排列，先書標題，繼而以流暢地行筆書寫內文。《送孟東野序》是唐代文學家韓愈為孟郊去江南就任溧陽縣尉而作，主要針對孟郊「善鳴」而終生困頓的遭遇進行論述，表達出當時的社會和統治者不重視人才的斥責。《梓人傳》是唐代文學家柳宗元的一篇散文，此文借親見的 「梓人」的傳奇事跡為喻，通過「梓人之道」闡述治國的大道。饒介書此二文或有自身境遇的感懷，寄情于筆端。落款紀年為「辛丑」，即至正二十一年(1361)，在饒介任淮南行省，參知政事之后避亂姑蘇之時。

全卷用藏經紙拼接，每張中心位置鈐有「弟子張子元舍大藏經紙五千幅緣」及「景德大藏」二印。盡管《石渠寶笈續編》稱之「金粟箋本」，但并非金粟山藏經紙，而應是宋代昆山景德寺所印《大藏經》的經紙。書畫用的藏經紙中，以金粟山藏經紙和法喜寺藏經紙較為常見，而景德寺藏經紙罕有。印文中 「弟子張子元」的印記應是是發心信徒的印簽。景德寺位于昆山縣西南，晉咸和二年（327）所建，舊名「寶馬寺」，景德二年（1005）改稱「景德寺」。

本卷的第三部分是題跋，現有都穆的一則題跋，以及石川舜臺的題跋，原有的姜紹書題跋散佚。都穆的題跋對卷后落款「九月七日九成自昆山載酒來問字，且欲書諸作者所作」之語中的「九成」其人進行了說明。都穆認為「九成」即易恒：「久成名恒有，能詩聲，其所著曰《陶情集》，嘗刻梓行世。」《蘇州府志》有載：「易恒，字久成，昆山人。曾祖蓮峰先生，宋進士，素有風格，恒蹈其矩范。洪武中，應薦至京，以老辭歸，家貧不給，處之泰然。辟地數百弓，引泉藝花竹， 名曰泗園，日嘯詠其中，自號泗園叟。所著有《陶情集》。」

然而，根據《石渠寶笈續編》著錄的姜紹書題跋所述，「九成」則是陶宗儀：「饒介之書入山陰堂，無有純綿里藏針之致。此卷以大令法草韓柳文，醉墨淋漓，鳳翥鸞翔，似奇反正，蓋為陶九成染翰。九成名宗儀，號南村，天臺人，最稱博雅。元末避兵吳中，其所著《輟耕錄》頗及張士誠事，正與介之同時。都元敬以為易久成，恐誤。」 饒介所寫是「九成」，而非「久成」，這是姜紹書認為都穆考證有誤，不是易恒而是陶宗儀的原因。

乾隆時期此卷入藏清內府，入編《石渠寶笈續編》，刻入《三希堂法帖》第二十四冊。可能在咸豐至光緒期間，恭親王奕欣獲得此卷，之后一直藏于恭王府。辛亥革命之后，承襲恭親王爵位的溥偉為復辟清廷籌措資金，將恭王府的財產陸續售出，多數藏品經日本山中定次郎的山中商會售往日本和歐美，此卷就是在這一時期被日本石川舜臺收藏。石川氏在卷后寫有題跋，記述著錄并品評此卷。

石渠寶笈錄本幅書影(節選)

一百多年來，此卷一直藏在日本，海內外無論學界還是藏界都對此卷所知甚少，僅僅通過《三希堂法帖》中的刻本了解其面貌。

本次拍賣是該卷近代首次公開現身，甫一亮相即引發學術界與收藏界的高度關注。其罕見的歷史價值、藝術魅力與完整的遞藏體系，使之在競拍中受到激烈追捧，最終以2.135億港元高價落槌，再度印證《石渠寶笈》名跡在市場上的不衰魅力。

此卷的重現，不僅填補了元代書法實物研究的重要空白，也為今人提供了重新認識饒介藝術風貌的珍貴契機，更是一次關于中國古代書畫流傳、斷代與重歸的文化回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