鎮江市地處長江下游南岸，六朝時期稱京或京口，東晉為晉陵郡治，南朝又是南徐州治的所在。“京口，東通吳（郡）會（稽），南接江湖，西達都邑，亦一都會”。東晉時，這里曾安置二十萬南遷僑民以及數十個僑置州、郡、縣，成為名副其實的“僑民之城”。同時，東晉王朝在此設立軍事大本營之一的“北府”，作為北伐的橋頭堡和平定內亂、鎮壓農民起義的重要基地，南朝劉宋及齊、梁王朝亦是在京口起家發跡的。京口，在六朝時期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和地位。遺憾的是有關這座六朝名城，史籍志書皆語焉不詳，至宋代已是“俯視南徐城，廢壘何茫茫”，難以知曉了。

最近，在鎮江市北固山東南花山灣地帶，發現東晉晉陵羅城遺址。它是迄今保存遺跡較多、范圍較大的一座六朝古城，是六朝城市考古中一大收獲。本文依據調查、試掘的資料，對晉陵羅城作一粗淺的探討，以期引起考古界的關注和深入的研究。

一、城的時代

該城的時代特征比較明顯。

夯土純凈，夯層厚約6～10、夯窩徑約4～5厘米，這比較接近漢魏城的夯土特征。如漢魏洛陽城的北城垣，“夯土層有7～9厘米不同的厚度，夯凹直徑為4.5厘米”。再者，夯土下疊壓的墓葬，時代為漢至東晉初；夯土內的墓葬，最早見于唐代時期。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夯土年代的大致時限。

此城在多處夯土的外側，有磚砌護城墻。磚的規格、磚墻的寬度及基面與夯土基面等平的特征，與揚州古城出土的一號城址東晉增筑部分相似。

城磚的文字，字數較少，窯名、地名、人名等，多只見一至三字，而人名連地名，如“晉陵孟勝”、“晉陵何強”、“無錫李欽”、“江陰王冣（zuì） ”等，多見四字。這與十六國時期后趙城磚文字的格式、風格相似。后趙時改建的長安宣平門，“門道隔墻的前壁，用磚修砌，這些磚大小厚薄不等”，“其中，不少磚印有石安田口、石安曹平，石安曹處（？）、石安王符、石安王承等的文字。這種地名連人名的模印磚文，在六朝時期比較多見，與唐宋時的城磚文字，如此城西墻上層所出的“潤州官窯”、“鎮江前軍燒”、“鎮江水軍”、“丹徒縣”、“金壇縣”等，以官窯或燒磚單位名稱為主的樣式不同。還有不少城磚文字內容，與城有直接關系，如“晉陵”、“晉陵羅城孟勝”、“砌城”、“花山”、“無錫祝倫羅城磚”、“羅城磚”、“東郭門”、“南郭門”等，清楚地標明此城名為“晉陵羅城”，其地望“花山”，古今通稱?！皶x陵”，為古郡名，西晉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因避東海王越世子毘諱,改毘陵郡置。治所先設于丹徒（今鎮江市東南丹徒鎮），東晉初移治京口，義熙九年（公元413年）移治晉陵（今常州市）。轄境相當于今江蘇鎮江、常州、無錫三市及丹徒、丹陽、金壇、江陰、武進等縣地，隋開皇九年（公元589年）廢。晉陵郡治于京口的時間只是東晉初至義熙九年的近百年之內，這就給晉陵羅城的時代劃定了一個具體時限。

城內地下文化堆積，除宋代外，主要為東晉和南朝時期，而城內墓葬多為東晉初期以前或南朝后期以后，城外墓葬則以東晉南朝墓為主。以此推測，該城的主要使用時間，應是東晉和南朝時期。

志書記載，東晉時期鎮江亦曾修建城池，這與考古發現相合：“（東晉）時賊帥劉征聚眾數千，浮海抄東南諸縣。（ 郗）鑒遂城京口，加都督揚州之晉陵、吳郡諸軍事，率眾討平之”。又，東晉后期，“今之（京口）城宇，多（王）恭所制”。或曰“王恭更大改創”。郗鑒、王恭都是東晉時人，他們有可能是晉陵羅城的修筑者。南朝或稍后，該城又曾進行修繕，東墻出土的梁代始置的“江陰”地名文字磚即是例證。至于該城的廢棄大概在唐宋時期。因為，宋城《嘉定鎮江志》載：“花山麓唐時有李德裕的花園，稱為公園”?！皷|山，載城東二里，亦號花山”?？梢?，唐宋時期，晉陵羅城已不為人所知，其所據的花山已明確列為當時城外部分了。

二、城的名稱

鎮江唐代以前的城池，志載有京城、京口城、鐵甕城、子城等地名。

“京城”，見于《三國志.吳志》；“吳使孫河屯京城，河因赴宛陵為媯 （guī）覽所殺。其子韶 （sháo）年十七，收河余眾，繕京城，起樓櫓以御敵”。又，《獻帝春秋》：“劉備至京謂孫權曰，吳此去數百里，即有驚急，赴救為難，將軍無意屯京乎？權曰，秣陵有小江百余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軍當移據”。

又《南齊書.州郡》：“孫權初鎮之。《爾雅》曰：絕高為京。京城因山為壘，望海臨江，緣江為境，似河內郡，內鎮優重?！?/p>

“京口”之名，六朝史料多見。如《晉書.郗鑒傳》：“郗鑒城京口”。又，《庾希傳》：“希夜入京口城”。《宋書.本紀》：“（宋文帝）又詔：京口……城邑高明”。

“子城”、“鐵甕城”見《至順鎮江志》：“子城，吳大帝所筑，周迴（huí）六百三十步，內外固以磚，號鐵甕城”。又《輿地志》：“（鐵甕城）吳大帝孫權所筑，周迴（huí）六百三十步，開南、西二門，內外皆固以磚壁”。另，《海錄碎事》：“潤州鐵甕城，孫權筑”。

上述所引的史料表明，京或京口，實指一地，長時期并稱。但“京”的出現似乎較早，至遲在漢末建安年間已被使用，而“京口”名稱較晚出，使用卻更為普遍和長久。京口和京口城亦然，也是一城二名而已，當時，首都建康（南京）稱為京邑、京師或京都，鎮江稱京或京城，以示區別。早期京城規模比較小。《讀史方輿紀要.江南七》載：“京城，建安十三年（公元209年）孫權徙鎮于此，筑京城，周三百六十步（筆者按：這應是六百三十步之誤），于南面西面各開一門。因京峴山為名，號曰京，鎮導移秣陵，使孫河鎮焉”。可知，這座軍事要塞，即是“孫權初鎮之”及“孫河父子營繕屯之”的京城所在，又名鐵甕城或子城。鐵甕城，位于鎮江市北固山南峰的大山上，現今這一帶環形土崗仍高出周圍地面二十余米，居民皆俗稱之為“鐵甕山”。至于京城發展到東晉、南朝時期，論京口的繁榮和顯要。其城已不是周長二里左右的鐵甕城所能容納的。根據鐵甕城，“晉唐以來，郡治據其上”的記載，剋一推斷這時已成為京城的內城（即子城）了。那么，六朝中、后期的京城外郭，究竟在何處呢？

東晉晉陵羅城的發現，使我們可能解開這個歷史之謎。我以為，晉陵羅城這就是京城（京口城）的外城。其理由有二：

首先，晉陵羅城在地理上是與鐵甕城（子城）連成一體的，位于京峴山的分支上。京峴山是鎮江東郊的名山，海拔高度為80米。它向西至江邊分成南北兩股，也就是晉陵羅城南北兩墻的山體，其北支與北固山中峰相接，南支斜向西北，經鼓樓崗與北固山南峰相連。既然鐵甕城的地望就在南峰土山上，晉陵羅城與鐵甕城相連接是沒有疑問的。

鎮江稱“京”的由來，說法不一?！对涂たh志》的作者李吉甫曾剖析道：“說者以為（漢）荊王劉賈嘗都之，或曰孫權居之，故名京城。今按荊字既不同，又孫權未稱尊號已名為京，則兩說皆非也。按京者，人力所為絕高丘也，亦有非人力所為者。人力所為者若公孫瓚所筑易京是也；非人力所為也，……京上郡城，城前浦口，即是京口”。他認為，京城（即京上郡城）之絕高是“非人力所為也”。而宋《嘉定鎮江志》則進一步考證，京城是因京峴山得名：“京峴山在府治東五里， <潤州類集> 云：州謂之京，鎮京口者因此山”。古代地理學家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中亦有同說：“京峴山，城東五里，……京口、京鎮皆因以名”。京城地處高邱，并位于京峴山附近，這與現晉陵羅城的特征相合。晉陵羅城與鐵甕城同屬京峴山的余脈，城墻都是利用山體而建，現頂面海拔高度均在30～35米左右。這內外同時代并存又連成一體的古城，都應是京城的組成部分。

其次，現存晉陵羅城的方位，與史書中京城（即京口城）的方位是一致的。

《南史.列傳第四十一》：“(臨川靖王宏子)，正義，字公威，初以王子封平樂侯，位太常卿、南徐州刺史。屬武帝幸朱方，正義修廨字以待輿駕。初，京城之西有別嶺入江，高數十丈，三面臨水，號曰北固”。

《南徐州記》：“（京）城西北有別嶺，斜入江，三面臨水，號曰北固”。

《唐書音訓》：“京口，在潤州城東北，甘露寺側”。

上述史料中的前兩條記載京城的位置是相近的，即都在北固山的東面或東南，正與晉陵羅城的方位相合。后一條記京口城在唐代潤州城的東北，其地望亦與上述京城一致。因史料和考古資料皆表明：唐宋時期的（潤州）鎮江城與京城（京口城）毗連，是以北固山——鐵甕城——鼓樓崗一線分界，西側為唐宋潤州城，東側為京城（京口城）。

綜上，鐵甕城即為六朝早期的京城，后來又成為京城（京口城）的內城（子城）；而晉陵羅城自東晉至南朝，即是京城（京口城）的外城（羅城）。所謂京城、京口城、晉陵羅城，在東晉時期只是一城三名而已。至義熙九年（公元413年）晉陵郡徙移晉陵（常州）之后，晉陵羅城便名廢，世人只稱京城或京口城了。

三、城的構造特色

晉陵羅城，建造和使用于南北對峙、戰爭頻繁、城堡林立、攻守交錯的六朝時代。因戰爭的特殊需要，造城的工藝水平有較大的進步。晉陵羅城地處南方的丘陵地帶，又近海臨江，在江南特有的自然及經濟條件下，吸收了中原的造城技藝，構造上頗具特色。

1、因山為壘，緣江為境

“因山為壘”，即在山上筑城。城東三里的京峴山，是綿延數百里的寧（南京）鎮（鎮江）丘陵東段的余脈。其西側的花山灣至北固山地段，多股支蔓，山脊陡峭，頂面海拔高度27～30米。當年筑城時，在其縱橫的山丘中，取其平面略呈梯形的一部分，將山體稍加改造，頂面加土夯筑。城外取土，挖成城壕圍繞。南墻C段和北墻A、B段的井內或矮坡上的夯土跡象表明：在一起起伏低凹的地段，采用高筑墻的方法，與整個城體齊平。充分利用了丘陵的自然條件，一般只要加筑2、3米高的夯土，就形成高出周圍地面10～20米的堅固城垣，既可以在較短的時間內完工，又能節省數十倍的土方、勞力，并達到使城垣“固若金湯”的目的。

“緣江為境”，是指城垣面臨長江，以長江作護城河?，F在，北城墻北距長江岸約500～700米，其間是海拔高度為5～6米的平原，西面一直伸展到北固山下。經鉆探，表土下為水相淤沙土，系長江沖積而成。據《南史》、《元和郡縣志》等記載，北固山在六朝乃至唐代，都是三面臨江，現在只有北端近江了。可見。這一帶的開闊平原，唐以前確是長江河床部分，江水波浪，曾日夜拍打著晉陵羅城的北墻。

這種“因山為壘，緣江為境”的筑城特點，在其時南方的古城中是有著代表性的。六朝古城保存至今的還見湖北鄂城的“吳王城”和江蘇南京的“石頭城”。吳王城，是孫權于黃初二年（公元221年）“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時所筑的，城北臨長江，因山為壘，略呈長方形，周長約6里。石頭城，是六朝建康都城外的重要城堡。此城負山背江，南臨秦淮河口，起著控扼長江、保衛首都的作用。史載東晉義熙六年（公元410年）為了鎮壓盧循起義，又“發居民治石頭城”。現殘存的一段城垣，系自然懸崖。吳王城、石頭城和晉陵羅城，都位于長江岸邊，并充分利用土山或石山的自然條件，因地制宜建造，具有濃郁的江南地方特色。

2、城內外固以磚墻

該城的磚砌護墻，從出土及暴露的情況來看：東墻A、B段之間出現近百米，至C段又出現磚墻遺跡。南墻A段，當地居民曾在寬0.8、長約90米一段挖掘城磚，磚墻高達1.5～2米不等；另在B段亦出有40余米長的磚墻，并在延伸方向C段的兩口水井及路邊之間出現或鉆探出磚墻跡象，其長度近40米。北墻A段的水井內發現磚墻，B段土山上亦曾掘出過數十米長的磚墻。以上這些磚墻，只是整個城墻的若干片段，但其連續部分的長度，分別有數十米至百十米不等，總計長度亦相當可觀。而且，所在的部位并不都是城的轉角或城門處，這就表示，磚砌墻應是環繞城的一周。同時，還見有的磚墻在夯土的里外側都有（如東墻B段）；有的只在夯土的里側（如東墻C段等）或者外側（如東墻A段、南墻B段等）。夯土一側有磚墻的，往往其另一側的夯土存在擾亂或破壞現象。以此推測，晉陵羅城夯土兩側可能都有磚砌護墻。

筑城，采用磚砌護墻的方法，在六朝時期不為鮮見。如：首都建康城，南齊以前是“土筑籬門，南齊建元二年（公元480年）改立磚墻”；建康宮城，東晉咸康五年（公元339年）始用磚壘；時間較早的還有孫權于建安十三年（公元209年）筑的鐵甕城，“內外固以磚壁”。此時的北方，亦有用磚砌城的，如十六國時期的后趙，在公元四世紀初重建鄴城，城墻外面即以磚建造。磚城，出現于六朝絕非偶然，是戰爭的需要和生產水平提高的產物。晉陵羅城的出現，為了解我國早期磚城的面貌，提供了難得的實物資料。

3、“羅城”一名的較早先例。

古代城一般有兩重，里面的稱城，外面的稱郭，這在先秦文獻中已有記載?！豆茏?度地篇》：“內為之城，城外為之郭”?！睹献?公孫丑下》：“三里之城，七里之郭”。而羅城，亦即外郭，或曰大城。宋代司馬光考證道：“凡大城謂之羅城，小城謂之子城”。羅城的稱謂較為晚出，但至遲六朝時期，“羅城”與“外郭”已經通稱。如《魏書.肖衍傳》：“衍將姜慶真襲陷壽春外郭，州軍擊走之”。同書《楊侃傳》亦載：“（裴）邃后竟襲壽春，入羅城而退”。這里的外郭和羅城，都指當時的壽春大城。

晉陵羅城的名稱，見于所出的“晉陵羅城孟勝”的文字城磚，同出的還有“晉陵”、“晉陵孟勝”、“砌城”、“羅城磚”、“無錫祝倫羅城磚”等文字磚。它們互為印證，表面此城確是東晉晉陵城的大城，名曰“晉陵羅城”。羅城周長約十里，其面積是子城（鐵甕城，周長630步，約合二里許）的十余倍。

唐代，潤州（鎮江）另筑羅城。《新唐書.王璠(fán)》：“太和中（公元827～835年）王璠(fán)為浙西觀察使鑿潤州外隍”?！顿Y治通鑒》乾符年條載：“乾符中（公元874～879年），周寶為鎮海節度（治潤州），筑羅城二十余里”。城有十門，名曰新開、青陽、德化、仁和、鶴林、奉天、朝京、來遠、利涉、定波。后來，周寶載戰亂中失敗，就是從城東面青陽門逃跑的。宋代鎮江府城亦依唐城修繕，只是增改了一些城門?？脊刨Y料反映，在晉陵羅城西墻A、B、C段的上層，曾發現唐宋城的夯土或石基，以及印有“羅城”、“修府城”等字樣的城磚，唐末磚的大小規格和文字風格，與六朝時期的城磚迥然不同。再從文獻資料中記載的唐宋羅（府）城城門的位置分布推知，其時，東城墻雖與晉陵羅城的西墻重合相連，但整個城體的范圍位于東晉晉陵羅城的西面，兩者是東西各據一方不同時代的兩座羅城。

四、城的性質和地位

晉陵羅城，是六朝南方的一座重要城池。

首先，在君上具有舉足輕重的戰略地位。陳亮云城：“京口連崗三面，大江橫陳于前，江旁極目千里，勢如虎之出穴。昔人謂，京口酒可飲，兵可用，而北府之兵為天下雄，蓋地勢然也”。顧祖禹亦曾論及：“建業之有京口，猶洛陽之有孟津，自孫吳以來，東南有事，以京口為襟要。京口之防或疏，建業之危立至，六朝時以京口為臺城（南京）門戶，鎖鑰不可不重也。其時，它在平定內亂，鎮壓起義，匡扶晉室乃至劉宋王朝的建立中，都起著不可低估的作用。”

東晉咸和元年（公元326年）徐州刺史蘇峻反，占據建康，“欲攜天子東入會稽”，形勢十分危急。郗鑒、陶侃拒蘇于廣陵（揚州）、京口一帶，采取“先立營壘，屯據要害，防其越逸，斷賊糧運，然后靜鎮京口，清壁以待，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不百日必自潰”的策略，“鑒與后將軍郭默還丹徒，立大業、曲阿、庱亭三壘以拒賊”，“鑒遂城京口，率眾討平之”。后郗鑒疾卒，蔡謨代領徐州刺史鎮京口，“聞石季龍于青州造船數百，掠緣海諸縣，朝廷以為憂”?！笆菚r，謨統七千余人，所戍東至土山（北固山），西至江乘（今南京隴潭），鎮守八所城壘，凡十一處烽火樓，望三十余處，隨宜防備，甚有算l略”。這種以京口為中心的百里江防，規模之大，守備之嚴，應是晉室在多次內亂中得以維系的重要因素之一。

宋武帝劉裕出生于京口，靠京口的北府兵鎮壓農民起義發跡。東晉隆安中（公元397～401年），“孫恩浮海奄至丹徒，戰士十萬，樓船千艘，建康震?駭?”，后“劉裕由（浙江）海鹽來援，裕兵不滿千人”，與恩大戰于京口城西之蒜山，“大破之，投崖赴水死者甚眾”。及至元興初（公元402年～）劉裕在京口起事，“（裕）托以游獵，與（何）無忌收合徒眾得百余人，詰旦京口城開，無忌著傳詔服，稱敇使，徒眾隨之。即斬桓修以徇。眾推劉裕為盟主，總督徐州事”。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劉裕王朝以宋代晉的歷史，是在京口城內外揭開序幕的。

六朝時期，軍事和政治之間的關系尤為密切，京口城在軍事上的戰略地位使得其政治地位也十分顯要。“晉永嘉亂后，幽、冀、青、并、兗五州流入，過江者多僑居此處。吳晉以后皆重鎮，晉咸和中郗鑒自廣陵鎮于此，為僑徐州理所。升平二年徐州刺史北鎮下邳，京口常有留局，后徐州寄理建業，又為南兗州，后又為南徐州”。東晉時，京口及附近還僑置南東海、南瑯琊等十八個郡。其時，雖然京口僑置徐、兗，然晉陵郡仍屬揚州，故徐州刺史多領揚州之晉陵諸軍事。以東晉數數十任徐州刺史統計，大多都督徐、兗二州或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難怪宋武帝臨終遺詔曰：“京口要地，去都密邇，非宋室近親不使居之”。劉宋王朝，除了劉裕曾長期活動于京口外，宋文帝四歲時，“高祖使咨議參軍劉粹輔上鎮京城”，宋明帝亦于“孝建元年（公元454年），徙為南彭城、東海二郡太守，將軍如故，鎮京口”。僅此，六朝統治者對京口的重視，可見一斑。

一些考古跡象還表明，晉陵羅城的經濟活動及商業交通也是比較繁榮發達的：

1，有橫穿該城的河道遺跡。此城城墻的夯土，一般筑于海拔高度27～28米的丘陵山脊上，現存的頂面多保持在海拔30米上下。但南、北城墻偏西部分，即北墻B段以西及南墻C段，皆比較低凹。在五十年代的地圖上還標有古河道遺跡，穿過南北城墻偏西部分的低凹處。此河道似從北固山東側通江，即穿過晉陵羅城的南北城墻，經東門廣場，至丁卯橋與南北大運河相接。其形成應是人工所開鑿，因為從自然地貌看，此河必定是打通若干崗阜所致。

這段人工運河的入江口，位于唐宋羅城的東面約1里處，與唐代以后湮滅的潤浦位置相合?！皾櫰郑菛|一里，亦曰東浦，北通大江，隋以此名州”。潤浦口即是京口，《元和郡縣志.卷二十五》載：“城東有潤浦口，（潤州）因以為名”，“城前浦口即是京口”?？芍?，這段人工運河，不但隋唐時的潤州因其得名，六朝時的京口，亦因該河而名之。

此段河的南端即在丁卯橋附近東折，與南北大運河相接。至遲西晉末年，這里已設丁卯埭?！皶x元帝子平騎將軍裹鎮廣陵，運糧京口，為水涸奏請立埭，丁卯（公元307年）制可，因此得名”?？梢韵胍?，這條入通吳會的丹徒水道，在六朝時期應與東吳陳勛修筑的、翻越句容山地的破岡瀆運河，同是連接建康和吳（郡）會（稽）的兩條主要水道。前者連通京口，這在溝通南北交通方面更有著重要的意義。因此，它對于晉陵羅城繁榮和發展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了。

2、城的內外出有大量的六朝文物

僅據晉陵羅城范圍內，試掘的相距近百米的T3、T4以及一些鉆探資料情況看，城內地下的文化堆積，普遍存在著東晉、南朝文化層。厚約1米左右，出有大量的青瓷及陶、鐵等類器片。而在城外，以及鎮江市區范圍內，經清理的六朝墓葬即有百座以上，出土了數以百計的六朝遺物。其中，青瓷占全部出土文物的一半以上，其造型、紋飾富有特色，品種窯口極為繁多。常見越窯、甌窯、德清窯、婺州窯的各類產品，同時還出有武昌、福建、廣東等地所常見的各地的青瓷器皿。此外，亦出有數量較多的銅鐵器，珍貴的金銀器、玉器、玻璃器等。以上遺物，如青瓷器、玉器等不產于本地，是從全國各地遠銷而來；至于銅器，本地有豐富的礦產，至唐代“潤州伏牛山銅器”，仍是土貢的上乘。這些都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時京口城的居民繁衍、交通貿易、商業經濟、生活消費和手工業制造的規模是十分可觀的。

晉陵羅城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它的興廢是鎮江古代城市變遷中的必然和需要。

鎮江古城，最早為春秋時期的朱方邑?！稘h書》顏師古：“丹徒，即春秋云朱方”。唐《括地志》亦云：“故丹徒在今縣東南十八里”。清代顧祖禹考證：“丹徒鎮，漢晉時丹徒縣蓋治此也，今土人猶謂之丹徒舊縣”。近年，曾在丹徒鎮西南側發現漢代丹徒右尉墓。文獻和考古資料都表明，春秋之朱方邑和漢晉之丹徒故城，地望應在今丹徒鎮一帶，只是故城遺址尚未發現。

六朝時期，京口城逐漸取代丹徒城，是由地理和軍事因素所決定的。當時，丹徒故城位于古長江口外南岸，有海浪兇險，交通又偏于一隅，地勢也比較窄小，沒有回旋發展的余地。而晉陵羅城位于古長江口內，西與建康相近，地居交通樞紐，入江穿城的運河口外風浪較小，地理環境也比較開闊，特別是軍事上具有如“虎之出穴”的位置，故孫權擇此建京城，東晉修筑羅城，“晉陵郡和丹徒縣并徙京口”，丹徒故城漸次廢棄，這是鎮江古城第一次向西遷移。

唐宋羅城又取代了六朝的京口城，即晉陵羅城。六朝以后，南北分裂的政治局面結束，國家實現了統一，原來突出的軍事因素已讓位于日益發達的經濟因素了。特別是唐代的安史之亂以后，國家的經濟重心南移，南北大運河成為唐王朝輸血輸氧的命脈，以江南運河流域六個州組建的浙江西道，在貞元（公元785年）后定治潤州一百余年。繁榮的商業經濟的發展，需要更加理想的地理環境，唐宋羅城在六朝羅城西側開闊的地域上建造，正適應了這一要求。唐宋時期，并又新辟了三個運河入江口，即京口港、甘露港和蒜山港。京口港仔城西北，設京口閘，或曰京口埭，“開元中（齊浣）徙漕路繇此”。《新唐書.齊浣傳》載：“浣徙漕路繇京口埭，治伊婁渠以達揚子（今揚州），歲無覆舟，減運錢數十萬”。自此，新的漕路代替了地勢比較高亢的潤浦，鎮江古城再次向西遷移，晉陵羅城也就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

注釋省略。

作者劉建國，原鎮江考古所所長

原載于《考古》198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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