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何國勝

實習生 焦夢洋

編輯 | 向 由

“沒辦法，最底層的工作（都）不要我。”

蔣蘇南如此回應勸他不要再去醫院通過“試藥”謀生的民警。

年過30，蔣蘇南還沒有穩定的工作，最近新找的謀生手段是職業“試藥人”，三個月一次，一次收入四五千元。

“上萬的（試驗藥物項目）我也不敢干，對身體有傷害的。”他說。

在這之前，他還賣過血，也因餓得實在受不了而偷過東西，并因此被拘留13天。

而這一切，又跟15年前的“一時沖動”和“年少無知”有關。

2010年，時年17歲的蔣蘇南因搶劫罪被判三年有期徒刑。2013年7月刑滿釋放。在監獄服刑時，管理人員告訴他：“在里面好好改造，（出來）人人平等。”

但出獄后，尤其是近幾年來，他越發明白，一旦有了“前科”，一視同仁便無從談起。

“2014年前后不怎么查（案底）”時，蔣蘇南跑過幾年外賣，“（一個月）三四千塊錢，夠維持生活”。

2018年左右，大多數工作都開始要求無犯罪記錄證明，包括外賣、網約車、保安、保潔。蔣蘇南因此失業。

之后，為了活下去，他做各種日結工、試藥，開始充滿不確定性的零工生活。

為了活下去，要開始充滿不確定性的零工生活/《熱帶往事》劇照

現實里，像蔣蘇南一樣因曾經犯罪而被正常生活拒之門外的人，還有很多。

司法實務中，蔣蘇南這種被判處三年及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被稱為輕微犯罪。最高檢信息顯示，近年來，我國犯罪結構發生深刻變化，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案件占比從1999年的不到55%上升至2022年的超過85%。

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周光權據此推算，目前累積的輕微罪罪犯，總數至少在1000萬人以上。

他們都曾因輕微犯罪而遭受刑罰，但出獄后因為存在犯罪記錄，絕大多數行業向他們關閉了大門。這致使他們難以融入社會，生活陷入困境。

刑罰

對于10年前的搶劫犯罪，蔣蘇南沒有太多的解釋，只說是年少無知和一時沖動。

但是現在，他對當時的行為異常后悔，“回到那時候絕對不會犯，我寧愿餓死都不會那樣”。他說。

與蔣蘇南不同，河南開封的孟波一直認為，自己不應該為當時撞到橫穿馬路的行人付出如此代價——服刑10個月、丟掉國企工作、影響兒子考公。

他清晰記得改變自己命運的那個夜晚。

2020年1月6日晚6點30分左右，開封下著小雪，孟波開著公司的工程面包車，走在開封市雙向八車道的東京大道。當時，他沿東京大道由東向西行駛，剛從一個紅綠燈起步不久，遇見一位老婦人下公交車后橫穿馬路。孟波發現時，她已到了車前，剎車不及，迎面撞上。孟波下車，一邊用手里的包給傷者擋雪，一邊撥打了110和120，直到交警到來，救護車將傷者送走。

但當晚凌晨，老婦人經搶救無效死亡。

孟波駕車撞到人的開封市東京大道/受訪者供圖

事后不久，交警出具的事故責任認定書顯示，孟波駕駛機動車在道路上行駛，遇有雨、雪氣象條件時，未降低行駛速度。且未按照操作規范安全駕駛、文明駕駛，是造成該事故的主要原因。行人步行橫過道路，未走人行橫道或者過街設施，是造成該事故的次要原因。

孟波對此不服，覺得是行人橫穿馬路在前，而自己正常行駛，且事后沒有逃逸，遂申請復核，但結果依舊。

隨后，他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立案、逮捕、起訴。2021年4月8日，孟波一審被判有期徒刑十個月。他當庭上訴。幾番周折后，終審時結果依舊沒有改變。

自那以后，他再也無法回到過去的生活。

出事之前，孟波在當地電信公司做政企客戶經理，工作已經超過10年，“這個工作在當地已屬不錯，大小是央企，收入還可以”。

出事后，單位并未立即辭退他，而是給他辦了停薪留職。孟波說，領導和同事們相信他的為人，都說“趕緊把事情解決了，回來上班”。而終審被判有罪后，他被公司開除，并在后續求職中接連碰壁。

終審被判有罪后，不僅被公司開除，還在后續求職中接連碰壁/《南方車站的聚會》劇照

同樣無法恢復生活的，還有遼寧營口的劉峰。

2016年，劉峰和前司領導鬧矛盾，在營口老家一家車貸公司工作了兩月。當時，劉峰作為業務員，負責發廣告拉客戶。

那兩個月，在朋友介紹下，劉峰做了兩單。后來，他覺得自己并不適合這份工作，再加上前司領導又請他回去，他又回了原先的公司上班。

2019年，這家車貸公司的主要業務被認定為套路貸，整個公司被定性涉黑，大部分員工被認定為黑社會組織成員從而遭到逮捕，其中包括像劉峰這樣多年前只工作過兩個月的前員工。

2020年6月，劉峰一審被判參加黑社會組織罪和詐騙罪，獲刑一年八個月，其后上訴。2020年12月二審法院發回重審，2021年12月，重審改判，去除參加黑社會組織罪，以詐騙罪判刑十個月。

在判刑前，劉峰在沈陽一家防爆器材公司做售后服務，負責安裝指導和檢查維修。“雖然只是普通員工，但加上出差補助，工資還可以。”劉峰說，“如果干到現在的話，就有十五六年了，保險什么都能有，現在什么也沒有了。”

高墻

輕微犯罪雖然刑期不算太長，但在監獄待過再出來，蔣蘇南、劉峰他們都發現，自己的選擇不多了。

按照刑法第一百條規定，受過刑事處罰的人，在入伍、就業時，應當如實向有關單位報告自己曾受過刑事處罰，不得隱瞞。

這便是所謂的前科報告制度，與之相匹配的是，國內40多部法律都有與前科人員相關的規定。此外，數以百計的規章和地方性法規，以及諸多行業的內部規范，都對有前科人員的就業機會、資格和權利等進行限制或剝奪。

2024年，蔣蘇南打工的飯店倒閉后，因犯罪記錄找不到正式工作的他，靠日結工和試藥維持生活。日結工的工作不是天天有，“碰運氣”，而試藥也是隔三個月才去一次。

如今的他，已經付不起房租，在外流浪了一段時間后，暫時借住朋友家。

“你可以自己擺攤創業。”有民警這樣告訴蔣蘇南。他回說：“我手里沒錢，怎么擺攤？”

在監獄待過再出來，發現自己的選擇不多了/《南方車站的聚會》劇照

劉峰出獄后養了一年身體，之后重新開始工作。

先是家里親戚介紹他去盤錦油田，但因為他有前科作罷。之后試了幾個公司，面試的時候，對方都會流程性地問幾句有無前科，“我都是如實說”，但“人家根本就不要帶前科的”，劉峰說。

接連碰壁后，劉峰明白了自己的處境，“我就不找那種看起來比較正規的公司或工廠了”。

2022年6月，在曾經獄友的介紹下，他到一家海蜇加工廠做臨時工。當時，朋友問他：“這個活很累，以前你也沒干過，能不能干？”

“想到自己出來一年多了，沒有收入來源，一咬牙就去了。”劉峰說。

海蜇加工是季節活，只有每年6月末到9月初有活。劉峰負責把拉回來的海蜇進行頭、皮分離等工作，“沒有固定的工作時間，什么時候來貨什么時候上班，有時候后半夜2點車來了，就得去卸車干活”。

工資日結，一天200多元，有時候一天干十三四個小時，也有熬通宵的情況。

孟波的處境跟劉峰類似。出獄后，他也試過重新找工作，但稍具規模的企業都要無犯罪記錄證明，這成為他無法翻越的高墻。

認清現實后，他憑借之前的網絡技術和人脈積累，做起裝攝像頭、拉網線之類的活計。不過，他也只能接私人的單，無法接正規企業的，“他們肯定得問你有沒有犯罪記錄”。

孟波找工作時看到執勤人員需要無犯罪記錄/受訪者供圖

雖有朋友介紹項目，但成功拿下的概率并不高，孟波說，“現在卷得厲害，只要最好的質量、最低的價格，不管其他的”，即使能接到活，“結賬也不容易”。

“網上有些人說你可以做生意，我們這些人有本錢的話，還求人干嘛？誰不想做生意，當老板。”一位約30年前被兩年“勞教”的王孟告訴南風窗。

2024年之前，王孟在超市擺攤賣餃子、燒賣等面點。近兩年，超市人流量少，“越做越虧，就退出來了，想打個工”。

從去年到今年，王孟找了30多份工作，送快遞，跑外賣，當保安，無一例外都被拒絕了。王孟曾在一小區短暫做幾天保安，“領導讓我代理隊長”。后來，“身份證號碼一報”，發現有案底，“白干了”。

目前，無業在家的王孟依靠70多歲的母親生活，“我老媽現在72歲，還在別人家里做保姆”，他說。

株連

比起自己，孟波更擔心兒子。

“我現在50多歲了，說難聽點也沒什么希望了，我主要擔心這件事對我兒子的影響。”孟波說。

這種擔心并非空穴來風。

孟波出事后，兒子大學畢業，起初找了一份臨時工作，但不久后便失業了。彼時，正值當地輔警招考，孟波便讓兒子去應考，謀求一個穩定的工作。

“他的成績不錯，筆試、面試和體測都過了，最后因為我這事卡到政審這一關。”孟波說，盡管當時他的終審判決結果未出，理論上還不能被認為有罪，但兒子政審時對方了解到他的情況，未予通過。

考輔警被拒后，孟波兒子又找了一家私企，沒干多久，企業經營不善倒閉。之后，孟波兒子自己創業，開了個小飯館做外賣，也因賠錢沒干下去。

現在，孟波還是讓兒子備考公務員。

“我說你還考，要不你怎么弄，上哪打工去，私企現在都在裁人，尤其像開封這種地方也不好找（工作），你只有考公。”孟波說，他還要繼續申訴自己的案件，“如果哪天我被‘平反’了，兒子的機會就來了，如果不參與，我被‘平反’了，他就錯過了”。

除了兒子，孟波甚至擔心自己的事會影響到孫女，“都說要查三代的”。他想著努力再找工作，多掙錢，盡力“把孫女送出國去”。

除了自己，孩子的未來也被影響著/《烏海》劇照

劉峰也有孩子，小學在讀。起初，他也擔心自己的事會影響到孩子未來的求學和工作，但后來慢慢想開了，“畢竟事情已經發生了，只能努力給他創造一個好的平臺，讓他以后可以輕松一點”。

但劉峰還是感覺對不起孩子，只是“沒辦法，這不是個人所能改變的”。他能做的是，盡力陪伴孩子成長，讓孩子有個快樂的童年。

對于自己的未來，他不敢做太多設想，“以后發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也不想那些了”。劉峰坦言，“沒有規劃，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蔣蘇南的愿望是，“希望（社會）能接納我們這些有案底的人，給我們一個生存的機會，別的我都沒要求了。”

此外，蔣蘇南犯罪時仍是未成年人，按照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訂后增加的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他的犯罪記錄理應封存，并可以開具無犯罪記錄證明。

但他表示，他至今無法開具無犯罪記錄證明，且還從一些大數據平臺查詢到自己的刑事執行信息，這給他帶來很多阻礙。

隱形的高墻，可能會帶來再犯罪的風險。蔣蘇南見過太多“二進宮”，甚至多次“進宮”的前科人員。

王孟也說：“我現在沒有想（犯罪），但是不表示我以后不會。如果你三天沒吃飯了，看到一個饅頭，還管它是不是偷來的嗎？你會不吃嗎？”他擔心，如果所有的路都被堵死，會讓他們再度走上犯罪的道路。

隱形的高墻，可能會帶來再犯罪的風險/《風平浪靜》劇照

“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成為他們為數不多的希望。

比照前述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犯罪記錄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單位和個人提供，但司法機關為辦案需要或者有關單位根據國家規定進行查詢的除外。

這意味著輕微犯罪人員在絕大數時候，都可以正常開出無犯罪記錄證明，保障正常生活、工作不受影響。

近幾年全國兩會期間，多位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先后提議建立“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2024年，中國共產黨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明確提出“建立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

2025年全國兩會，周光權提交相關提案，呼吁制定具體措施，推動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盡快落地。周光權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輕微犯罪的犯罪記錄如果不及時封存，已經刑滿釋放、受過刑事處罰的人正常的求職、求學、生活會因此受阻，進而導致受過刑事處罰的人改過自新后復歸社會變得很困難。”

目前，尚不明確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何時能出臺落地，但可以想到的是，在這之前，蔣蘇南、劉峰、孟波他們仍會常被正常生活拒之門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