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電影《八佰》上映前夕,導演在微博上曬出了他與孫元良之子、著名影星秦漢(本名孫祥鐘)的合照。這位導演在合照下附文:
1937年,全線潰退情況下、下令留守上海四行倉庫的中國國民革命軍第88師師長孫元良之子——秦漢先生!
這張合照一經(jīng)公布,就引起了網(wǎng)友們的普遍熱議。
然而,這一表述迅速點燃輿論——四行倉庫戰(zhàn)役因電影《八佰》的熱度備受關(guān)注,這張照片不僅未迎來贊譽,反而掀起一場關(guān)于歷史真相的激烈論戰(zhàn)。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秦漢其實是國民黨名將孫元良的兒子,孫元良曾就讀于黃埔軍校第一期。秦漢原名叫孫祥鐘,后來才改用了這個廣為人知的藝名。
秦漢主動降低片酬參演《南京1937》,很大程度上是受他父親的影響。
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院隨即發(fā)文《孫元良緣何引爭議》,揭露其多次臨陣脫逃、貪污軍費、性侵未遂等劣跡。
6月25日,共青團官方賬號在社交平臺上分享了歷史研究院的一篇文章,并附上犀利評論:
孫元良緣何引爭議?撥開歷史的迷霧,發(fā)現(xiàn)事實的真相,讓英雄的崇高和敗類的無恥都大白于天下。
官方的定性直接將孫元良釘在“民族敗類”的恥辱柱上,更讓秦漢的“站臺”行為被批“歪曲歷史”。
當時的孫元良已離世12年,為何仍引發(fā)廣泛爭議?
孫元良在自述中曾慷慨激昂地說:“我不滿廿歲投筆從戎進入黃埔軍校,發(fā)誓要跟隨中山先生救國救民。當時哪有什么'裙帶風'、什么'黑金',我每升一級都是冒著敵人的炮火沖鋒陷陣所得到的。”然而歷史記載卻給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
孫元良有個外號叫“飛將軍”,但這個“飛”字,可不是夸他英勇善戰(zhàn),而是形容他溜得比誰都快。
1926年北伐期間,孫元良任國民革命軍第一師團長。他先因防守南昌時擅自撤退導致城池失守,后又在江西奉新違令潰逃,險些葬送北伐大局。蔣介石震怒要求槍決,他卻因薛岳等人求情僥幸活命。
后來他也算是悔過自新,帶兵打仗的表現(xiàn)相當不錯,讓蔣介石逐漸放下心來。憑借在第一次“淞滬抗戰(zhàn)”中的貢獻,成功晉升為師長。
1933年,他率領(lǐng)一個師前往江西與紅軍交戰(zhàn)。剛一交鋒,部隊就迅速崩潰,孫元良倉皇逃命,最后只剩他一人僥幸逃脫。
蔣介石氣得火冒三丈,幾乎要把他拉出去槍斃。
由于孫某畢業(yè)于黃埔軍校,且背后有人脈關(guān)系,因此得以免于一死。
淞滬會戰(zhàn)爆發(fā),時任88師師長的孫元良部死守上海閘北,然而其再次展現(xiàn)了他的“飛將軍”本色。在閘北戰(zhàn)役中,由于指揮不力,部隊傷亡慘重。
然而據(jù)《李宗仁回憶錄》記載,戰(zhàn)至最慘烈時,孫元良竟帶著師部200人躲進租界夜總會,被媒體諷刺為“戰(zhàn)場消失術(shù)開創(chuàng)者”。
之后,他向上級顧祝同請示撤退,顧祝同命令他至少要留下一個團死守。于是孫元良一走了之,只留下524團團附謝晉元帶領(lǐng)部隊堅守四行倉庫,這就是后來聞名的“八百壯士”事件。
更惡劣的是,他在淞滬會戰(zhàn)私吞財政部撥付的26萬國防軍費,甚至企圖強奸慰問女學生,被副師長馮圣法勸阻時竟稱:“英雄總與美人相關(guān)。”
戰(zhàn)后,孫元良因軍餉和工事款項問題被送軍法處。他通過買通傷員、旅長廖齡奇作偽證等手段逃避軍法審判。又收買陳誠、顧祝同、湯恩伯為他說情,最終在關(guān)押42天后官復原職。
88師軍械處主任葛天揭露,其腐敗行徑直接削弱部隊戰(zhàn)斗力。
1937年12月南京城破前夕,孫元良作為72軍軍長,竟違令逃往下關(guān)企圖渡江,被宋希濂攔截后假意返回。然而會議結(jié)束后,他竟脫去軍裝藏身妓院,認鴇母為干媽,混跡難民區(qū)。
最終導致群龍無首的守軍被日軍屠殺。其部下宋希濂在回憶錄中控訴:“他逃得比老百姓還快!”
蔣介石,他下令:“不殺孫元良,不足以正軍紀。”還派特務(wù)去暗殺,但孫元良卻把特務(wù)反殺了。
在南京淪陷后,孫元良一直躲藏。直到1938年日軍允許難民離開南京時,他才混在難民中逃到武漢,通過杜聿明等人向蔣介石求情。
最終他只是被撤職半年,之后又重新?lián)瘟似呤娷婇L。
1944年豫湘桂會戰(zhàn)期間,孫元良利用職務(wù)之便,將美國援華物資中的棉紗、糧食在黑市拋售,連時任總參謀長陳誠都大罵:“黨國蛀蟲!”
1946年駐防上海時,孫元良試圖強奸復旦大學女學生,遭民眾圍堵司令部,蔣介石親自下令“嚴辦”,最終卻不了了之。
企圖強奸女學生僅是冰山一角。國民黨檔案顯示,孫元良私生活混亂,多次利用職權(quán)脅迫女性,軍中風評極差。
孫元良在淮海戰(zhàn)役被圍時率400余人突圍,成都戰(zhàn)役期間又拋下6萬起義部隊獨自逃往臺灣。五次戰(zhàn)場潰逃,坐實“飛將軍”(逃跑如飛)的諷刺稱號。
1949年,孫元良逃往臺灣后,一度在臺北隱居,后又前往日本經(jīng)商,開了一家名為“天福園”的面館。1985年,日本軍國主義企圖為南京大屠殺翻案,激起了孫元良的義憤。他以親歷者的身份,發(fā)表抗議書,怒斥日本的謊言,捍衛(wèi)了歷史的真相。
這或許是他人生中最光輝的時刻之一。
他原本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一員,曾積極參與革命活動,但最終還是選擇了投靠蔣中正,這一選擇在當時就引起了不小的爭議。
更為嚴重的是,孫元良在抗戰(zhàn)期間的對日態(tài)度逐漸暴露出問題。有歷史資料顯示,他在與日本代表的交涉中表現(xiàn)出過度的妥協(xié)與軟弱,甚至被一些歷史學者指責為“親日派”。
這種立場的搖擺,在全民抗戰(zhàn)背景下無異于民族背叛。
縱觀他的幾次逃跑,都是打了一段時間、敗相已顯時才跑的。所以他能打仗,但經(jīng)不起敗仗,他把自己的生命看得比國家、大局重要。如果不是戰(zhàn)時,那充其量就是個利己主義者。可他生在戰(zhàn)時,還當了將軍,那他就只能是個貪生怕死的無恥之徒了。
遺忘歷史的國家沒有未來,美化恥辱的民族不配重生!?
參考資料:
本文所有歷史細節(jié)均引自《李宗仁回憶錄》《中國事變陸軍作戰(zhàn)史》《抗日戰(zhàn)爭時期國民黨軍機密作戰(zhàn)日記》等權(quán)威史料,人物言論來自公開報道及社交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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