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在我國歷史上占據了約五百年的時間，這也是中國從青銅文明向鐵器文明過渡的關鍵時期。

隨著井田制瓦解、宗法制度松動，周王室“天下共主”的權威逐漸崩塌，眾多諸侯紛紛登上歷史的舞臺。

這也造成了社會結構劇烈震蕩，同時碰撞出無數的文化、禮儀，士階層的崛起帶來百家爭鳴的局面，甚至達到鼎盛時期。

其中最能代表春秋戰國時期的禮儀必然是服飾。

雖然各國之間的利益不同，但基本保留了“辨等威”的核心功能。

例如齊桓公稱霸時就曾“乘金輿，服紫衣”來彰顯權威，秦國商鞅變法時就已經明確規定 “明尊卑爵秩等級”，將服飾禮儀納入法治體系。

祭祀禮儀則更為權威。

在周朝時期，就以祭天、祭地來彰顯天下共主的地位，但這一制度在春秋戰國時期被打破。

各國諸侯的宗廟祭祀主要通過宗廟排列次序來強化宗法血緣關系，主要還是祭祀先祖彰顯權威，還創立了歃血、盟誓等會盟儀式增強凝聚力。

到了戰國時期，會盟禮儀逐漸復雜化，出現朝聘、獻捷等新形式。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秦趙 “澠池之會”，藺相如迫使秦王為趙王鼓瑟的故事，體現的就是他維護禮儀、捍衛國家體面。

禮儀不僅在社會高層占據重要地位，更是規范底層人民行為的重要組成部分，就連當時不同身份地位的人登門拜訪需要帶什么樣的禮物都有詳細的規定記載。

而民間的喪葬禮更是規矩繁多，不僅喪服要根據親屬關系的親疏分為“五服”，禮儀規范甚至和法律結合，社會制度也從禮治向禮法并用的階段逐漸發展

但無論禮儀如何變化，都是從西周發展而來。

因地域文化差異呈現不同風貌，魯國作為周公封地，保留周禮最為完整。

秦國地處西陲，長期與戎狄雜處，禮儀中保留大量游牧民族元素，他們的祭祀儀式融合了華夏與戎族傳統。

春秋早期仍然使用青銅器，但到戰國時期禮器逐漸生活化，兼具實用與裝飾功能，儀式流程也加入了“觀樂”環節，投壺等娛樂活動增多。

這時禮儀開始不僅僅代表政治權力，更是增添了一定的社交屬性。

總的來說，春秋時期將禮儀的重心從神權轉向人間，不僅是在祭祀禮儀中強調“心祭” 取代 “物祭”，注重祭祀者的內心真誠。

墨家主張 “節葬”，也是主張禮儀中人文理性的重要性。

儒家對禮儀文化的最大貢獻，是將 “禮”與“仁”結合，賦予禮儀道德內涵。

孔子認為禮儀是道德實踐的載體，荀子將禮儀視為個體修養的途徑。

在《禮記?大學》中，更是提出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的箴言，使禮儀從外在規范轉化為內在道德要求。

在這種思想影響下，春秋時期幾乎都以禮評斷一個人的優劣、將禮儀視為政治合法性的基礎。

春秋戰國時期的禮儀也為后來的歷史發展奠定了基礎，禮儀成為等級秩序的保障，道德化、人性化轉向，催生了 “禮義之邦” 的自我認同。

而其下移與平民化，使 “禮俗” 成為連接上層文化與民間文化的橋梁，至今影響中國人的日常生活。

從今回看春秋戰國時期的禮儀演變，可以發現實際上是社會轉型期的必然改變，而在不變中有變，正是中華文化綿延不息的重要原因。

參考文獻

《左傳》

《史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