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房子”是運中校園東南角的12間紅磚瓦房，住著運中最早的6戶教職工家人子女。后來又在“紅房子”東頭接了4間青磚房，住在前面紅磚房的6戶人家多年未變，住在青磚房的兩戶人家卻變動了好幾次。

我家在“紅房子”西數第三家，隔壁第四家住著常永山和胡圭玉老師，我們兩家很相似，都是一兒一女，都是姐姐弟弟。胡老師阿姨1962年到運中后，就與我母親在一個教研組，我母親教化學，胡老師阿姨教物理，她們是同事，又是鄰居，還是一對無話不說的好友，后來，連我與胖冬弟找媳婦，彼此都要第一時間去幫忙把關，至今還被我和胖冬弟的夫人當作笑談。

在“紅房子”的叔叔阿姨老師里，我母親和胡老師阿姨的出身都有些特殊。搜《百度百科》：“王嘉賓，清同治五年（1866年）生，高淳下壩人。清光緒十九年（1893年），舉江南鄉試第一，成為清代高淳唯一解元，同科的還有錢名山、吳稚暉等名士。據當年《申報》刊登的王嘉賓喜中解元的新聞介紹，王在諸考生中‘鶴立雞群，平時已有俯視一切之概，果為兩主試所賞識’。王嘉賓參加康粱維新運動失敗后，與黃炎培、儲南強等人（三人為結拜兄弟，作者注）參加同盟會，是中國革命的先驅者，也是孫中山先生的戰友。民國建立后，王嘉賓被選任江蘇省參議員，又被選為北京政府參議員。”王嘉賓是我母親的祖父。

胡老師晚年應邀參加運中同學聚會

與我母親的出身相比，胡老師阿姨的出身更加傳奇。在無錫，沒人不知道民族資本大亨榮毅仁的榮家，在蘇州，沒人不知道民國工商巨擘劉正康的劉家。劉正康，浙江鎮海人，20歲到蘇州做木材生意發家，后創辦了蘇綸紗廠、蘇州電氣公司、蘇州國貨商場，蘇州太和面粉廠等眾多民族企業。劉正康一直擔任著蘇州總商會會董，是民國蘇州工商界的靈魂，黃金榮早年在上海灘被人追殺，逃到蘇州投奔劉正康，劉正康安排他在自己的“天宮戲館”看場子，黃金榮后來拐了好友的老婆林桂生，又是劉正康出面給擺平的，最后還幫助黃金榮回到了上海，后來黃金榮在上海發跡后，每次到蘇州必住劉家。如今，這類關于劉正康的傳奇故事，網上隨手就能搜到無數，劉正康有多位子女，最疼愛小女兒劉秀青，為不舍其離開，選中了手下一位姓胡的青年才俊為婿。劉秀青出嫁不離劉家門，生了一男三女，最小的女兒叫胡圭玉。

常老師叔叔和胡老師阿姨結婚時，劉家早已響應政府號召“公私合營”了，劉秀青婆婆從江南給小女兒送來了真絲面料、皮箱衣物，櫥柜都是真正的紫檀木。上世紀七十年代全民防地震，我們“紅房子”七八個少年幫著抬，硬是沒能把這些紫檀家具搬進防震棚，最后胡老師阿姨說，放在屋里吧，反正也砸不壞。胡老師阿姨后來給兒女取了“青”和“康”的名字，應該是寄托了對母親和外公的一片深情。

我們“紅房子”屬鼠的特別多，我母親與胡老師阿姨都屬鼠，還包括我的姐姐，“紅房子”有人家養了幾次貓，不久后都自己跑了，也屬鼠的董文才老師叔叔的夫人姚阿姨笑說，“紅房子”的鼠氣太盛。

1961年，我母親在運中，63年我出生后，她把長辮子剪了

與自己的屬相不同，我母親特別愛干凈，床單鋪得不能有一絲皺褶，被子要疊得方方正正，起床后就不準人再坐床上，一有空就在家里不知疲倦地四處擦抹。胡老師阿姨與母親相反，生活很隨性，有時間就喜歡上床躺著休息一會，我母親總是羨慕她心寬有福氣，胡老師阿姨說 這是睡覺療法，身體不舒服，有點煩心事，睡一覺就煙消云散了。

我母親比較心靈手巧，這是得到運中叔叔阿姨老師們公認的，尤其織毛衣又快又好，什么新針法一看就會，當年許多老師同學，甚至我父親的機關同事朋友，都請我母親幫助織過毛衣。母親總是很高興地答應下來，無論春夏秋冬，飛針不斷，有時我睡醒了一覺，看到她還在為人趕織毛衣，天氣太熱了，就將一把芭蕉扇墊在腿上。胡老師阿姨也織毛衣，經常織著織著就出錯了，趕緊跑過來問我母親，我母親總是笑著接過去，替她拆了重織，胡老師阿姨在一旁認真看著，不一會就說學會了，可是后面依然繼續不斷地出錯。

我母親與胡老師阿姨有個共同點，就是節儉，我母親是很節儉，胡老師阿姨是太節儉了。她們最喜歡做得事，就是抽空一起上街，到百貨公司買人家一匹布裁剩的布頭，拿回來拼拼湊湊地給全家人做衣服，不管顏色差異，花色不同，都能裁剪拼接到一起。我母親做得總體還算周正，只我總感到袖子不舒服。胡老師阿姨做得衣服，兩個衣襟永遠一短一長地翹著，后來胖冬弟長大了，與常老師叔叔一起抗議，她才不給這父子倆做了。常青妹妹老實忠厚，胡老師阿姨就與女兒一起，繼續穿著一短一長翹著的自制衣服，出門上課辦公毫不在意。其實，我從小就聽母親說，劉秀青婆婆每年都要給胡老師阿姨寄衣服，許多還是歐洲親人代購的巴黎最新洋裝，只不過被胡老師阿姨統統壓在了箱子底下，改革開放前是這樣，改革開放后依舊這樣。

記得很多年前，我跟胡老師阿姨和胖冬弟去徐州，街上看見一位挺胸凸肚老板樣的男人，脖子上勒著條拇指粗的金鏈子，我隨口說了句這人真有錢，胡老師阿姨瞥了眼，輕描淡寫道，真有錢的人不這樣。我在寧工作后，有一年春節去看常老師叔叔和她，說起正在拍攝的一個文化名人訪談節目，其中有位評彈大師很傲嬌，胡老師阿姨笑了笑說，她與我小學同過班，家里沒錢了，就去學了評彈。我做了一輩子記者，算是有點見識，我認為胡老師阿姨是極少存世的真正貴族，這不僅指出身，而是指內心。

2010年之后，南京城整體改造，我陪著胖冬弟去處理準備拆遷補償的常家祖產，那是建鄴路上緊鄰朝天宮的一座民國兩進跨院。我洞穿不了人心的叵測，至今不信所有人都會為幾萬塊錢瘋狂，作為“紅房子”里唯一邳縣籍孩子，只能為自己感到羞愧。

我一輩子的理想就是當一名會畫畫的卡車司機，從來不喜歡數理化，初二上了一年化學課，母親問起我的功課，連要求的26個元素都背不出來。但是從初中到高中，我的物理成績一直很好，在班里可以名列前茅，不是我特別喜歡物理，而是我覺得學不好，對不起常老師叔叔和胡老師阿姨。就這樣，我學了個工業自動化專業，在學校多次補考混到畢業，工作后憑著當年劉企華老師一星期一篇《觀察日記》的強制訓練，找到了一個新職業，好老師不僅教書育人，還能讓學生的未來有無數可能。

1999年，新中國第一部《建筑法》出臺，我到蘇州拍攝當時全國唯一的建筑招標市場，趁機看了劉家花園和諸多舊址，如今它們已被蘇州市政府妥善保護了起來。如今，南京慢城孔子登臨過的游子山風景區，王嘉賓墓已成為政府文保單位，供游客們欣賞美景之余憑吊參觀。

2012年，按照上級有關部門要求，為了在臺灣省設立記者站（江蘇的臺商占大陸地區半數以上），江蘇省組織了5人新聞高級參訪團赴臺考察，在臺北市陽明山的“國民大會”舊址中山樓里，接待的臺北市政府官員喋喋不休地給我們介紹所謂憲政史，我指著展陳中第一幅民國參議員代表集體合影說，這里有我的曾外祖父，接待官員一臉錯愕，當即閉了嘴。

改革開放后，當時的高淳縣人民政府專門給邳縣人民政府行文，后來又派人過來做母親的工作，希望她作為王嘉賓唯一在世的后人和女知識分子、無黨派人士，能回高淳縣政協工作。母親說，我只會教書，不會當官。組織來人繼續勸說，不參政議政也行，可以繼續回去教書。母親說，我在邳州習慣了，最終謝絕了組織的提拔和照顧。多少年后，在母親生命最后時期，我曾問她后悔過嗎？母親說，我喜歡教書，有來世還當老師。我又問，還來邳州嗎？母親答，還來。

今年清明前夕，我回邳吊唁剛剛逝去的王老師伯伯，又去看望了恩師劉企華老師夫婦，最后去巨山為父母和常老師叔叔、胡老師阿姨掃了墓，他們把生命和靈魂都留在了第二故鄉，愿他們在天堂繼續做老師，做同事，做朋友。

本文照片由作者于平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