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踏上了一條不歸路，也決心成為顧炎武、普羅米修斯一樣的人物，就算為此付出生命的代價，我也無怨無悔！”

1967年的上海，一位名叫劉文輝的青年人被槍決，不少人為他感到不值或惋惜，前面這句話是此人臨終前堅守的立場與態度，就在被押赴刑場后，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喊出了“寧愿站著死，也不跪著活”這句話。

1982年，在劉家人的不斷奔走下，劉文輝被糾正為“無罪”，在很多人看來，雖然他人已不在，昔日被認定為罪行的種種終究得到了肯定。

即便對于如今思想開放的人們而言，此人仍舊充滿爭議，究其原因，從歷史發展角度看待這件事，真的發人深省。

1937年，劉文輝出生于上海，伴隨著硝煙與炮火度過了幼年，身為貧寒人家的孩子，他也親眼見證了舊社會對底層百姓的盤剝與欺壓。

1952年，算得上“根紅苗正”的他順利通過招工考試，成為當地一家造船廠工人，憑借自身努力，他不但在業務方面極為優秀，還自覺自動地惡補文化知識，尤其在系統學習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理論后，他的思想也悄然發生改變。

值得注意的是，我黨在戰爭年代憑借先進思想在實踐中取得寶貴革命成果，可對于劉文輝這樣的年輕人而言，他們接觸先進思想的同時卻沒有足夠的意識對其展開深度實踐，久而久之，在過于理想化的思想意識演變中，做出出格的舉動也就在所難免了。

1957年“整風運動”來襲，劉文輝意識到自己大顯身手的時候到了，就這樣，一張出自他手的大字報被張貼在船廠工人休息室外，字里行間全都是對工廠領導作風不端的抨擊，他本人也因此被險些扣上“右派”的大帽子。

經此一事，這位年輕人找到了新的人生方向，通過閱讀大量思想著作，結合當時中國社會暴露出的各種問題，他認定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衰敗體現，通過自身遭遇來看，人民的言論及思想自由也受到了禁錮，由此，他一度生起“流亡救國”的想法。

正如開篇所言，他將顧炎武、普羅米修斯視為人生偶像，還極為崇尚19世紀蘇俄作家赫爾岑的自由民主思想，在越發狂熱的情緒影響下，漸漸生出“為之獻身”的想法也就不足為奇了。

當年，劉文輝為了伺機偷渡而選擇去往東海附近的船廠學習，又千方百計收聽海外廣播來獲取國際時政消息，殊不知，這樣的舉動已經在無形中偏離了他的理想與救國初心。

十年動蕩來襲，上海的局勢變得尤為風云詭譎，就在大眾紛紛被裹挾進這場狂熱意識形態斗爭中，劉文輝本就躁動的思想也受到了很深的影響，這一次，他做出了更加瘋狂的舉動。

根據當時全國呈現出的狂熱運動情況，他寫下了一封“萬言書”，與最初貼在工廠的大字報如出一轍，用最犀利的言辭對時局現狀進行批判。

在此之后，劉文輝又將這封“萬言書”分別寄給14所國內高校，不難想象，對于思想最為活躍也最為激進的學生而言，這份信的出現瞬間掀起了一場意識形態浪潮，很多學生對他的言論及做法拍手稱快，效仿者也是層出不窮。

從后來劉文輝因此被逮捕的情況來看，他的“萬言書”明顯沒有起到正向的思潮推動效果，相反，不少學生的極端做法對學校及社會造成了嚴重影響，換言之，他的初心再好，造成的結果也是惡性的。

剛剛被逮捕時，相關部門對于劉文輝的態度還是很溫和的，只要他能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并進行深刻檢討，這件事就會被當成常規社會事件處理，偏偏他本人的激進思想早已根深蒂固，無論如何都不肯低頭認錯。

由此，也就有了開篇提到的那一幕，面對萬人公批大會，劉文輝的態度極為堅決，在他心中，自己就是要用鮮血喚醒國人，即便被槍決也是轟轟烈烈地殉道之舉。

鮮活的生命戛然而止于30歲。

從歷史角度來看，劉文輝能在1982年得到平反，至少說明他的言論的確有可取之處，恰恰是這一點深刻說明不懂得變通與順應時局，想要有一番作為或扭轉乾坤只能是天方夜譚，甚至還會葬身于此。

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想要改變不堪的社會現狀還是推動國家發展，審時度勢與因地制宜才是必備素養，否則，“好心辦壞事”真的在所難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