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AI深度嵌入社會治理，人類與機器的邊界應如何界定？高效率與人性化能否兼得？擔憂的背后，折射出智能化時代社會治理的深層命題。

原文 ：《人機協同與社會治理的未來圖景》

作者 |華東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閆方潔 易嘉欣

圖片 |網絡

近日，深圳市福田區首批70名政務輔助工具“AI數智員工”正式上崗，覆蓋公文處理、民生服務、應急管理等達240個業務場景，實現效率的指數級躍升。這一事件迅速引發社會熱議：贊賞者驚嘆于其催生“政務效能的革命”，擔憂者質疑“人類崗位被替代”，也有人開始思考——當AI深度嵌入社會治理，人類與機器的邊界應如何界定？高效率與人性化能否兼得？擔憂的背后，折射出智能化時代社會治理的深層命題。

效率與邊界：技術賦能的“雙面性”當前，ChatGPT、DeepSeek等一系列AI大模型研發持續突破，各類算法技術不斷升級，推動人工智能發展從分析到生成、從監督學習到自主學習、從專用向通用智能的轉變，呈現出跨界融合、人機協同等新特征，并從實驗室走向多場景規模化應用，在社會生產、治理、服務等領域均展現出強大的效能。深圳“AI數智員工”的實踐表明，AI在數據量大、規則明確、流程標準化的政務場景中兼具高效與精確性，其“以分鐘取代小時”的效率革命直接回應了公眾對政務服務“快、準、穩”的期待。

但是，技術紅利并非無代價，人工智能也并非萬能。例如，算法依賴歷史數據訓練，不僅可能固化既有偏見而損害社會公平，而且面對復雜現實的快速變化存在滯后性；效率至上的邏輯可能擠壓人性化服務空間，標準化的回復難以應對復雜的情感訴求；“一本正經地胡說八道”的“AI幻覺”問題依然無法解決；AI不具備單獨決策和承擔責任的能力，其正常運行需要人類監護人的指導……因此，實現技術正向賦能的關鍵是要實現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平衡，既要借力AI突破效率天花板，又需要價值的介入來確保公平性與包容性。

角色進化：走出AI“取代論”的迷霧技術發展不會止步不前。問題在于，當機器接管了效率，人類的價值何在？換言之，人類如何在人機共存的今天找準自我定位？事實上，輿論對“AI取代人類”的焦慮源于對機器能力和自身角色的誤判。可以看到，“AI數智員工”承擔的是公文處理、數據整理、流程審批等重復性工作，而公務員則轉向政策優化、矛盾調解、倫理審查等創造性任務。AI當前展現的“取代”能力，更多集中在模式化、低情感密度的任務領域。就像攝影術終結了肖像畫的寫實功能，卻讓印象派釋放出更純粹的藝術靈魂。AI接管機械勞動的同時，正在釋放人類被瑣碎事務禁錮的創造力。

人類在情感共鳴、跨領域聯想和價值判斷等方面獨具創造性和想象力，能夠從復雜的社會情境中提煉靈感，將看似不相關的概念結合創造出新的思想，豐富的情感體驗和倫理意識使其能夠在創新中融入人文關懷，這是人工智能難以復制的核心能力和詩性智慧。面對復雜事件，或許AI能快速生成若干種方案，如何選擇則需要結合社會風險、公眾情緒等綜合判斷，而這正是人類所獨有的“情境智慧”。在這個意義上，AI并非取代者，而是“能力放大器”，將人類從機械勞動與工具理性的牢籠中解放出來，向更高階的決策者、指揮者、創新者角色進化。

人機共治：構建和諧治理生態實際上，人機關系并不是一個新鮮話題，人類對機器的出現有一種天然的危機感。馬克思指出，“勞動資料一作為機器出現，就立刻成了工人本身的競爭者”，人機關系在資本邏輯的控制下異化而走向事實上的對立。在200年前的工業革命中，機器從異化為勞動剝削的象征，催生了以搗毀機器為目標的盧德運動，折射出技術與人性的深刻矛盾。現如今，人機共存將是不容置疑的發展趨勢，如何處理好人機關系是必須回答的時代之問。

在中國，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等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更新迭代，正推動社會治理邁入全面智能化的新紀元。這一變化的背后是人機關系從對立向共生的轉向，是社會主義制度下人機關系新圖景。人和機器不應停留于“物理性”組合，而是共生、共享、共創，人機協同的終極目標是以“共智”實現“共治”。深圳“AI數智員工”的探索，既是技術賦能的縮影，又是社會治理現代化的試驗場。在這場試驗中，人類一方面應該積極重新測繪自身認知的認知邊疆，另一方面，要能夠在效率競賽中保持沉思的能力，避免在對數據和智能的依賴中喪失人類直覺的靈光。現代社會治理要以人的尊嚴與權利為錨點，在機器理性中注入人性溫度，在制度設計中預留倫理彈性，讓硅基智慧與碳基靈性共創一條效率與公平兼具、技術與人文共存的文明之路。

[本文系2024年度教育部重大課題攻關項目“高校思政課教學范式和話語敘事方式轉變和研究（24JDSZKZ06）”階段性成果]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46期第4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潘 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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