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記者 張銳 這是關于云南咖啡走出大山三段故事：

2007年，咖農番啟佐背著咖啡到上海推廣自己種植的小粒咖啡，讓云南咖啡走出了大山，被外界知曉并認可；

2012年，王加維從深圳回到保山潞江壩新寨村任村委書記，他與2000多名咖農一起，將偏僻小村打造為“中國咖啡第一村”，實現咖啡產業化；

2019年，云南省咖啡行業協會向國際咖啡巨頭公司發出公開信，質疑其“低價收購”云南咖啡的合理性，為云南咖啡的收購價爭取更多話語權。

農業農村部的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底，云南省咖啡種植面積為119.3萬畝，產量為15萬噸，種植面積與產量約占全國98%。2024年云南出口咖啡3.25萬噸，同比增長358%。

盡管云南咖啡出口量僅占國際市場份額的約1%，但是在全球咖啡價格持續走高以及中國咖啡消費市場興起和擴大的背景之下，云南咖啡的重要性也愈發凸顯。

3月26日至4月7日，經濟觀察報記者赴云南咖啡三大主產區之一的保山，記錄下云南咖啡發展之路上“翻身仗” 的斑駁片段。

咖啡出山的翻身仗

地處云南西部的保山，是與緬甸接壤的邊境城市。潞江壩西靠高黎貢山，適合咖啡種植的區域海拔在600米至1900米。

番啟佐今年49歲，是云南省保山市潞江壩的“咖三代”。在2000年至2007年咖啡豆價格持續低迷的數年間，皮膚黝黑、性格內斂的番啟佐卻做出了與其他咖農不同的選擇：沒有砍掉自家的咖啡樹，背上咖啡豆走出大山。

2022年，番啟佐經營的佐園咖啡農場成為首批獲云南省農業農村廳認定的“云南省精品咖啡莊園”。同年，番啟佐還被云南省農業科學院（下稱“云南省農科院”）聘為產業研究員。

在番啟佐的記憶里，他的咖啡種植生涯始于1988年。那一年，12歲的他跟著大哥租下了30畝地種植咖啡。

“小時候什么都不懂，只知道種咖啡能換大米，就是為了填飽肚子。”番啟佐說。10年后，22歲的番啟佐又租下90畝地單干，這也是佐園咖啡莊園的起點。

云南省咖啡行業協會會長李曉波稱，1988年起，云南咖啡產業的發展與雀巢等國際咖啡公司深度綁定，廣泛種植適用于速溶咖啡原料的卡蒂姆品種，雀巢公司給出的收購價主要參考國際咖啡期貨價。

番啟佐說，保山潞江壩的咖啡種植時間可以追溯到1952年，因歷史原因當地主要種植的咖啡品種是鐵皮卡。但在20世紀90年代，保山很多種植咖啡的農戶挖掉了鐵皮卡，改種卡蒂姆，后者易種植，產量也更高。

“咖農沒什么錢，不怎么施肥，咖啡種下去就不管了，品質也不好。”番啟佐說自己因為一些說不清的“舍不得”，堅持種植鐵皮卡，咖啡也主要賣給云南咖啡廠（隸屬云南農墾集團）和一些零散的外貿商，解決了溫飽問題。

但2000年至2007年間，咖啡國際期貨價持續低迷。那時種植咖啡不僅賺不到錢，不小心還會賠錢。“最差的時候，咖啡豆的（價格）約為2.6元/公斤，賣了還不夠（采摘）工錢。”番啟佐說，一年到頭幾乎沒有收入，日子過得很艱難。

2007年，扛不住的番啟佐偶然得知上海舉辦國際食品展覽會，決定去試一試。他背著10斤咖啡豆，從保山到昆明坐六七個小時的大巴車，再坐飛機到上海。

初次參展，番啟佐沒有獨立展位，只能找人借了一塊小地方擺咖啡，特意介紹自己的咖啡來自云南保山。

彼時，云南咖啡在市場并沒有名氣，有人還勸他貼上其他產地或品牌的標簽。

第一次參展沒有獲得新客戶，但結識很多同行的番啟佐才意識到，不同品種咖啡間的品質差異竟如此之大。

自那以后，番啟佐咬牙堅持參加兩屆上海國際食品展覽會的同時，又向云南省農科院的專家請教如何改善咖啡品質，甚至跑到北京、廣州、青島等城市的咖啡館自薦云南咖啡。

“我覺得還是好心人多，愿意給我們機會，十多年過去了，有些客戶至今還在合作。”番啟佐說，2010年前后，隨著國際咖啡價格回升、國內咖啡消費逐漸興起，種植咖啡才開始重新賺錢。

經歷漫長的咖啡產業發展低谷期，番啟佐決心要做精品咖啡。

按照行業定義，精品咖啡指優選適合品種、合適區域種植、口感風味獨特，通過適當方式加工，經專業機構或組織品鑒，杯測分在80分以上的優質咖啡。

“精品咖啡屬于小眾市場，比普通咖啡的市場價格更高、也更穩定，受期貨市場的影響不大。”番啟佐說他的精品咖啡之路，一走就是十多年，個中曲折他鮮少提及，只說“沒想那么多”。

云南省保山市政協副主席、咖啡專班組長溫仕紅評價番啟佐，是保山甚至是云南省真正老老實實靠盤土地、種咖啡獲得業界尊重的“中國咖農第一人”。

2022年7月，云南省農業科學院熱帶亞熱帶經濟作物研究所（下稱“熱經所”）與保山市佐園咖啡有限公司合作，通過7代選育而成的“云咖RJS1號”“云咖RJS2號”，通過了云南省種子管理站的品種鑒定，成為云南本地咖啡發新品種。2019年至2024年，佐園的咖啡豆還4次入選星巴克全球甄選系列。

目前，佐園咖啡莊園種植面積約為3000畝。番啟佐跟記者說，今年咖啡豆的價格是近50年來最高，咖農普遍可以實現1.3萬元/畝至1.5萬元/畝的收入水平。以他莊園里不同品種的咖啡收購價為例，精品卡蒂姆約80元/公斤、鐵皮卡約260元/公斤、瑰夏約1200元/公斤。

云南農業農村廳數據顯示，目前云南咖啡主栽品種是卡蒂姆系列品種，占全省咖啡種植面積超九成；2024年，云南省咖啡生豆平均價格為41元/公斤，精品豆均價67.4元/公斤，較生豆均價高64.4%。

番啟佐說，今年收益不錯值得高興，但新周期正在來臨，要擺脫周期困擾，“精品咖啡的路還要繼續往前走”。

“三產”發展的翻身仗

2012年，在番啟佐埋頭研究咖啡育種的時候，王加維從深圳回到了家鄉保山市潞江壩新寨村，擔任村委書記。

那時，新寨村里的管理基本是癱瘓的。“村里50多個年輕人天天喝酒打架斗毆，經常在村鬧事。根本辦不了公的村支書、主任就不愿意干了。”王加維說。

2025年3月27日，經濟觀察報記者初次到訪新寨村。從山腳下到寫著“中國咖啡第一村”的居住區，大約有3公里的盤山公路。而2012年王加維剛回村時，這還是一條下雨就“上不來、下不去”的土路。

王加維上任后，與村干部們重新規劃了發展思路，第一步先抓治安。“我們把帶頭鬧事的5個人叫到村里做思想工作，陸續安排到修車廠上班。”王加維說鬧事的年輕人出去打工賺到了錢，村里的治安問題得到了明顯改善。

第二步是抓教育。“以前，潞江鎮有24所小學，我們村的小學（成績）倒數第一。村里就搞教育基金，考上重點高中獎勵2000元，考上一本再獎勵3000元。家庭困難的學生單獨給予補助。”王加維說，新寨村學生的成績在教育基金成立次年就看到了進步。

新寨村又是何以得名“中國咖啡第一村”的？

2009年，新寨村有一塊3000多畝的咖啡地遭受旱災，影響很大，受到社會各界關注。作為中國唯一連片的萬畝咖啡園，新寨村在央視報道中被稱為“中國咖啡第一村”。2012年，國家農業部還頒發了“全國一村一品示范村”“中國咖啡第一村”稱號給新寨村。

王加維卻認為，新寨村的咖啡產業當時并沒有發展起來，村民們普遍認為“種咖啡不掙錢”，甚至毀了不少從前種植的咖啡樹。

“潞江壩是世界級的干熱河谷，維度、海拔都非常適合種植咖啡。這么好的地方如果毀了，（我們）最后就是罪人。”王加維說，如何讓村民理解當中的道理很困難，畢竟村民的生計同樣重要。

最終，村里決定劃出600畝地作為黨員示范基地，走種植精品咖啡的路線。

“我們請來農科院、農業局的專家，教咖農學習如何管理咖啡、如何防蟲防害，這樣種出的咖啡豆價格可以比市場價高點，咖農也認可。”王加維說。

但這樣還是無法改變當地產業發展的困局。王加維就把培訓機構也請到村里，男人接受電焊培訓，女人接受廚師培訓，并且給村民申請了資格證。咖啡價格低的時候，王加維就鼓勵村民出去打工，咖啡價格行情好的時候鼓勵大家回來種咖啡。

“持證上崗的工作待遇更好。”王加維說現在全村戶籍人口有2082人，持有廚師證的女性有365名，持有電焊證的男性有128名。

“大家看到我們在努力找出路，都非常支持我們的工作，最后我們的萬畝咖啡園就保下來了。”王加維說村里規劃了“3個產業化”的發展藍圖：1000米以上海拔種植小粒咖啡，800米到1000米海拔種植冬季蔬菜，600米到800米海拔種植火龍果、芒果等熱帶水果，盡量保障村民的收入。

回村前，王加維在深圳從事建筑工程方面的工作，新寨村的基礎建設也很快提上日程。王加維稱，至2016年，新寨村所有道路建設全部完成，包括村里的26條鵝卵石路。同年，王加維還提出一個發展想法：不變的是產業，改變的是理念，推動咖啡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

2016年，新寨村招商引資來了一位深圳的老板。“我們建了一號莊園。這個老板和十多戶咖農合作，按照他的要求種植、采摘、晾曬、加工。2018年，他給的收購價是60元/公斤，當時市場價是6元/公斤。咖農們的理念徹底轉變過來了。”王加維說。

2019年，新寨村又建了二號莊園，可以邊喝咖啡邊觀景，后來還成為網紅打卡地，每天前去旅游參觀的人數多達2000人，新寨村的特產、餐飲、民宿等產業也被帶動發展了起來。

2020年，新寨村又成功招商引資了一位成都老板，把三號莊園建成了有星空帳篷、有懸崖民宿、有智慧農業體驗的旅游休閑莊園。

2021年，深圳大學也到新寨村建設了咖啡圖書藝術館。

“我們認為咖啡不單是一個產業，更是一種文化。我們希望這個產業有魂、有根，這樣才能源遠流長。”王加維說。

3月27日，經濟觀察報記者在新寨村看到，與傳統村居不同，新寨村的房屋外墻有咖啡主題的涂鴉畫，村里有充滿設計感的集裝箱小屋、特色餐廳和民宿等，還有名為“支書咖啡”的周邊產品。

資料顯示，目前，新寨村種植的咖啡面積達1萬3600畝，2024年累計接待游客20余萬人次。2018年至2024年，全村咖啡總產值由約3000萬元增至約1.5億元。2012年至2024年，新寨村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150元提高至3萬元。

和巨頭談判的翻身仗

“苦、甜、酸、甘、潤”不僅是咖啡的味道，更是云南咖啡產業發展的寫照。

1952年前后，因外交需求，保山市潞江壩在云南省農科院熱經所專家的指導下，最早實現了咖啡試種（以品質優質的阿拉比卡種為主）工作，并展開大面積種植。

“當時，十多個青年響應國家號召、支援邊疆建設，從昆明徒步1個多月走到保山，在咖啡引種成功后給中央領導寫了一封信匯報工作，也收到了很珍貴的回信。”李曉波說，因此云南咖啡產業的起步與咖啡入口一樣都是“苦”的，那些青年為一代人做出了榜樣。

到了1992年，在首屆中國農業博覽會上，保山潞江選送的咖啡榮獲最高銀獎（未設金獎），1993年又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舉行的世界咖啡榮獲世界“尤里卡”金獎。

“我們當時種植咖啡的農民是很驕傲的，和普通農民不可同日而語，這是‘甜’。”李曉波說緊接而來的卻是“酸”的時期。

彼時，中國產的咖啡在全球體量占比不足1%，沒有市場權、沒有話語權、沒有定價權。

“2011年，咖啡價格開始低迷，云南的咖啡種植銳減，從幾十萬畝降至13萬畝，那時的咖農太窮了。”李曉波說。

云南省農業農村廳的資料記載也顯示，1988年至2010年，云南咖啡種植面積大幅增長，但主要供應國際咖啡巨頭，幾乎沒有精深加工。在此背景下，云南咖啡產業長期投入較少、服務支撐體系不健全、貿易結構不合理，產業價值流失嚴重，缺乏標準的加工、倉儲、物流、交易等產業配套，云南咖啡在國內市場的占有率只有10%左右，市場影響力小。

《2018年云南省咖啡產業發展分析報告》提到，以雀巢為代表的國際企業在云南以低于紐約咖啡期貨10—15美分/磅的價格收購云南商業級咖啡，導致云南咖農減少。

與此同時，業界也有聲音指責雀巢等咖啡公司令卡蒂姆品種在中國大量發展，導致中國咖啡告別精品咖啡。“我們不能這樣看，在特定的時間節點，我們要考慮吃飽穿暖，云南種咖啡和溫州人做紐扣是一樣的意義，不能抹殺曾經的發展功績。”李曉波說，但的確要看到云南咖啡受制于人的發展困境。“雀巢進入中國市場最早、影響最大，它給出的收購價格幾乎是中國咖啡市場價的標準，它指導的不是云南，而是全世界來云南買咖啡的人。”在李曉波看來，云南作為經濟發展并不富裕的省份，每年拿出巨大的人力、財力、物力發展咖啡產業，但咖農卻始終維持在吃飽穿暖的狀態。

2019年前后，云南省咖啡行業協會曾代表云南咖啡業向雀巢公司發出了一封公開信，質疑其給出的咖啡收購價標準不合理等問題，涉嫌惡意壟斷。“這封信發出去的第三天，國家相關部門向雀巢公司發函，要求其先進行自查，若存在相關情況就要進行約談。”李曉波說，他們沒有想到一封信竟掀起了這樣的波瀾，“等到雀巢再次公布收購價時，沒有減（相比國家期貨價格減14美分），一直到今天也沒有再減”。

農業農村部數據顯示，2021年，云南咖啡生豆價格首次實現高于紐約國際期貨價格。“我們迎來了‘回甘’的味道，它會停留很長時間，可以預見中國咖啡產業未來會有15年至20年的高光發展階段。”李曉波稱，云南咖啡產業發展經歷的“苦、甜、酸、甘”，離不開一代又一代人的堅守，這是“潤”。

在李曉波看來，云南咖啡或者說中國咖啡，要有自己的話語權、自主權，要做的事情還有很多。例如，他們正在謀求獨立于紐約期貨價格的定價權，而隨著中國咖啡消費市場的興起和擴大，中國也需要自己的咖啡標準。

張銳經濟觀察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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