暖晴的午后，斜陽照進我家廊子里頭。我靠著一只舊藤椅，拿一本書，紙片與鋼筆散漫在木桌上。

一杯新沏的綠茶，是淡淡的龍井，有淺淺的碧綠，杯口一柱熱氣，裊裊騰騰，這是我嗎？

我有這樣的老實，這樣的安分，這樣的悠閑，這樣的疲憊，這樣的慵懶，這樣的無心事，這樣的無斗志嗎？

是什么時候？我的生命忽然進入了現在？現在我仿佛是一個頭一次遭遇換牙的孩童。

在經歷了驚愕，疼痛，流血以后，終于知道了換牙的代價與換牙的必然，于是踏實了。

我還仿佛是一只受傷的成年狗，被最后的一場惡戰結束了少年意氣，太陽出來以后，找到一塊土地，躺下，為自己接地氣，于是也踏實了。

真的這是現在的我嗎？此前的我，人生幾十年，何曾有一刻這樣穩穩地坐過？

我的童年，劈面遭遇了文化大革命，這場大革命將父母的黑色涂抹到我的身上，并且把一個黑色的前途擺放在我的腳下。

這種極端侮辱人格的涂抹和擺放，激起了我強烈的斗志。我是決不屈服的，我是精力充沛野心勃勃的。

且那野心又是這樣空曠浩渺：唯一就是要洗凈自己的黑色顯露自己的紅色。

我不懂這種證明之艱難，更不懂這種證明之荒誕，我宏大的野心純粹是出于效法。

當時社會上有一大批我的同類，他們堅信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便以自己全部的生命力量進行搏擊。

我以孩子的懵懂和無所畏懼，拼命地行動，勞動中搶最累的干，生活上揀最苦的吃，積極參與各項政治活動。

終于，我得以在高中畢業之前被批準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這個時候，學生時代已經結束，全班同學差不多都是共青團員了。

而下放農村以后，貧下中農對共青團員這個稱號沒有任何反應，他們對于知青的認可與判斷，完全是另外的標準。

于是，我又一次重新開始行動。我才17歲，單薄瘦弱，但是我赤腳跳進早春寒冷的秧田里去插秧。

我不戴口罩不采取任何防護措施，日夜奔忙在灰塵彌漫的打谷場上。

我當了小學教師以后也從來不享受星期天和寒暑假，只要在課堂之外，我總是投身于農田的勞作。

最終，我又是以自己優秀的表現，被貧下中農推薦選拔到醫學院，成為了一個光榮的工農兵大學生。

然而，歷史的翻臉又快又無情，我的自豪感僅僅持續了幾個月，一個時代就過去了。

中國的高考制度即將恢復，我立刻就變成了中國最后一屆工農兵大學生。

在門第森嚴的醫學界，工農兵大學生因其生源素質和教學質量，公然地遭到了冷眼。

此前，我以為，以自己數年的臥薪嘗膽，已經改寫了自己黑色的前途——不再是無休止的勞改與欺侮，而將是一個受人尊重的醫生。

事實上我們還沒有畢業，就聽說了將來最多只會有十個名額分配在武漢市，其余的全部下放到最基層的工廠和礦山。　

立刻又是一場馬不停蹄的奔跑，我一定要把自己證明到底：我是最好的！

我把自己所有的時間、精力和經費：買書！讀書！背書！考試！

一個星期又一個星期地，就這樣循環。我要自己任何科目都考出最好成績，我要讓各科老師都目瞪口呆。

我要在畢業分配的時候，他們不得不把我留在武漢市，否則他們的良心就要受到譴責。

第一次的外科和婦產科實習，連男同學都有看見鮮血就要暈倒的，我把風油精遞給他們涂抹太陽穴。自己卻可以牢牢站在手術臺上，聚精會神，手腳麻利，令許多德高望重的資深老大夫對我刮目相看。

最后果然，我當之無愧地成為被留在武漢市的十個學生之一。

可是再也想不到的是：中國文學的春天卻忽然到來了！我驚愕地發現，我與自己真正的理想與目標失之交臂。

本來，從小對文學的酷愛應該理所當然地支配我所有的奮斗，我的每一個行為應該都是為作家這個職業而發生的。

而我，居然一直傻乎乎地流俗于時代。忽然間，這么多作家突然出現了，人家怎么就懂得在冰封雪蓋之中蟄伏呢？

那時候，中國的職業選擇只能絕對服從組織分配，就算做夢都不可能出現擇業自由的幻景。

畢業分配一旦公布，個人檔案，城市戶口，單身宿舍，福利待遇以及專業工資級別，都被所在單位確認與管理，調換專業比登天還難。

我的十個同學，他們是這樣的高興，都穿著嶄新的硬邦邦的白大褂，就像過年的小孩子穿上了新棉襖。

大家歡呼雀躍，在醫院大門口拍照留念，唯獨我快怏不樂，滿心悵然，任人擺布，欲哭無淚。

一個應該成為作家的女人卻成為了醫生——一個剛剛報到就已經后悔當初學醫的初級醫士。　　

也就是從這個悲傷的時刻開始，我以對新時期所有作家的佩服與羨慕，意識到了自己的幼稚和糊涂。

我怎么就如此自作聰明地隨波逐流呢？假如我不進行徒勞的紅色證明，我的學生時代就不會是一個自取其辱的時代。

假如我做一個疏遠主題的知青，我不僅不會付出健康受損的沉重代價，還有許多時間進行寫作訓練。

還可以在高考恢復的時候，名正言順地報考自己喜歡的文學專業，而不是作為在校大學生被嚴禁報考。

我這個人，怎么就沒有一顆自己的心呢？我很羞愧我沒有自己的心。　

我的人生，如果不是這樣地缺乏自己的心，肯定會是另外的一種。

至少在后來，我不會因為需要一間自己的房間，而在頭腦發熱的時候把自己輕易地嫁人。

這是我更加羞愧直至惱怒自己之所在：我沒有自己的心到了愚頑不靈的程度。

我總是要等到榜樣出現之后，才會有意識上的清醒。而且，一方面的清醒還不能喚起另一方面的清醒。

因此我的人生錯誤總是此起彼伏，因此我總是自己人生里一個急急忙忙的消防隊員，不停地來回奔波，累都要把自己累死。　

因婚姻是沒有榜樣的，故而我好比“始終一幅香羅帕，成也蕭何敗也何”，我又被自己熱愛的文學誤導了。

英國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芙，她的思想一進入中國，立刻就俘虜和震撼了我。

她的女人需要“一間自己的房間”，對于我的威力，幾乎相當于當年的毛澤東思想之于中國人民。

一場思想革命，在我的靈魂深處爆發：是啊！姑娘，你苦苦奮斗了，你把自己從出身論中提拔出來了，你獲得了終身有飯吃的職業了。

但是，姑娘，作為女性，你有一間自己的房嗎？沒有！社會不給你，單位不給你，任何人都不肯給你！　　

可怕的是，一旦覺醒，我就再也不能忍受集體宿舍了。我的書看不下去了，我的筆也寫不下去了。

我狂熱地行動起來，用各種理由，通過各種渠道，找到方方面面的朋友，為的就是尋求一間單獨的住房。

為了寫作和健康——朋友們更加詫異于這種不著邊際的理由。不過出于友誼，還是有朋友把房子借給了我。

我每一次的獨居完全等于一次次起義，很快都因為鎮壓而夭折。

一個年輕姑娘單獨居住，總是要引起鄰居的高度懷疑和警惕，他們的檢舉揭發，不僅驚動了單位，甚至連警方都被驚動了。

我唯有落荒而逃，返回集體宿舍之后，姑娘們個個視我為異類，我是愈發不能呆下去。一個女子往哪兒走呢？唯有婚姻這一條小路了。

從表面上看，我當年的婚姻似乎還是出于愛情，那是因為當事雙方都很主觀地用愛情色彩去籠罩事物。年輕的時候誰能夠逃脫愛情的幻想與幻覺呢？

不過有一點我始終非常清楚，這就是：我一定要盡快逃離集體宿舍！我需要一間自己的房！

盡管婚姻是兩個人的房間，不完全符合伍爾芙思想，但是只能這樣退而求其次了。

我相信在兩個人的房間里，很容易分割出自己的空間。最重要的是，婚姻是女人的保護傘。進入婚姻之后，再也不會有革命群眾的懷疑與舉報了。

就這樣，我把自己嫁給了兩個人的房間。因為是一個男人用他的房間娶了我，很自然地，嶄新的寬大的書桌屬于男人，我則很知趣地在床沿上安營扎寨。

一只小板凳，一方床沿，稿紙下面墊一塊木板，四周安安靜靜無人打攪，我覺得幸福備至，文思泉涌，小說就一篇一篇地寫出來了。

親愛的伍爾芙使得我一步一步接近著自己的理想，使得我在短期內絲毫沒有懷疑自己對伍氏思想的膚淺實用的理解。

婚姻本身的問題很快就顯露了出來，我竟然還以為那是婚姻固有的問題，并以“有所得必然有所失”的理論說服自己繼續維持婚姻姻生活。

忙忙碌碌的十幾年過去，有一天我發現自己不僅擁有了一間書房，還擁有了自己的一間臥室——這是我一個人的臥室了——我在這個婚姻中找不到男人了。

直到這個時候，我才恍然大悟：原來伍爾芙并不是“房間”的意思!

而這個時候，女人已經是不知明鏡里，何日染秋霜了。不是怕老，只是遺憾老得不值。

我怎么就沒有一顆自己的心呢！女人是需要自己的房間，女人是需要男人，可女人更需要一顆自己的心。

乃至這顆心的純粹性應該完全超越具相，與房子婚姻男人一律無涉。

中國對于孩子的教育，從小都是強調一個“乖”字，尤其是女孩子，說你乖就是你的最高贊譽，乖孩子就比較容易喪失自己的心了。

我就是這樣的一個乖女孩。從小聽父母的，聽老師的，聽社會潮流的，從來都沒有一顆自己獨立的完整的心。

我的盲從狂熱爭強好勝，那是一顆少年心；我的焚膏繼晷鉆仰終身，那是一顆文人心。我的出嫁為婦，那是一顆妻子心；我的生兒育女，那是一顆母親心；我的孝順父母，那是一顆女兒心。

幾十年來，我為我所有的心分裂著、焦慮著、奔忙著、顧此失彼著，直至精疲力竭。

某一天，在只有命運事先知道的某一個時刻，透澈明凈的陽光照耀著我家廊子，悠藍的天空高遠平和。

我安坐在我的舊藤椅上，命運之神翩然光顧，讓我了解了自己四分五裂的心。

這種自我了解令人醍醐灌頂，又歡欣鼓舞，肺胃明白之日就是重生之日了。

現在我能夠肯定，這幅模樣的我就是現在的我了。

因此上我的確是一個剛剛換牙的孩子，也的確是一只正在接地氣的狗呢。

到這里，我定睛再看：面前綠茶已涼，院子里銀杏黃透，書本閑擱膝頭卻一字未讀。

夕陽漸漸歸山，晚霞萬朵波瀾壯闊，各種車輛扎扎作響，狗在雀躍歡叫，遠近響起呼兒喚母之聲，晚飯香了。

天地人間就是這樣氣象大方百川歸海——還需要什么證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