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于新發現”，著名學者王國維先生在20世紀20年代所說的話，至今仍是至理名言，不僅新學問如此，中國書法史上的流派演繹也是如此。

清代的碑學興盛，既得力于梁巘的卓識，鄧石如的創新，包世臣、康有為的理論闡釋，更受惠于南北朝碑版的大量發現與整理，從而使碑學從覺醒走向成熟，與帖學分庭抗禮，成為別開生面的書法流派。

自20世紀初在西北發現漢簡以來，全國各地層出不窮地出土了數以萬計的簡帛文獻，這些簡帛書跡，生動形象地展示了戰國至魏晉時期的各種筆墨精彩。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簡帛學的興盛，大量簡帛材料迅速整理出版，簡帛書法的研創已成為書法界的熱門，簡帛書風已成為一種新的流派，可以斷言，簡帛書學必將作為一種堪與帖學和碑學抗行的書法流派而傳之于世。

簡帛書跡的筆墨趣味遍布在數以萬計的簡帛文獻之中，可以說凡簡牘文本，其筆墨的藝術趣味是處可尋，這里我們且以例說的形式，來作一次淺顯的藝術巡禮。

曾侯乙墓竹簡

現今所知時代最早的簡牘是曾侯乙墓中出土的竹簡，這批竹簡1978年出土于湖北隨州的曾侯乙墓之中，共有二百四十余枚，簡長72至75厘米不等，寬1厘米左右，每簡的字數二十七個上下，合計字數六千余字，內容主要是記載葬喪儀式用的車馬與兵甲的名稱和數量，是戰國時代常見的遣策文字。

這批竹簡雖然沒有曾侯乙墓編鐘那樣龐大和引人矚目，但其墨寫的書跡則為中國書法史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批珍貴的“墨寶”，在中國書法史上的地位不可小覷。

曾侯乙墓竹簡的時代是戰國早期（公元前443年左右），竹簡上的文字是比較典型的戰國早期的楚系文字，其文字的點畫、構形都具有比較鮮明的特色和筆墨趣味。

這批簡的文字點畫用筆大都方起尖收，頭粗尾細，筆畫有粗細變化，用筆節奏明快、犀利簡潔。例如：

三個字例中，“戈”的斜筆方起切入，然后放筆直行，從重到輕，順鋒收筆，狀如“釘頭鼠尾”，頭粗尾細，剛健有力。而“金”和“莫”的點畫，無論是左右點還是上下點，都是方起頓入，雄強遒勁，然后提筆收鋒，形成一種勁爽力度的筆墨格局。又如：

這三個字的橫畫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即都是先向右上斜聳，然后再向下垂收，形成一定的弧度，使筆道有一種外拓的張力，而其回旋的收筆，也是為了適應竹簡有限空間的一種藝術處理。再如：

這三個字中的折筆或圓轉，如前兩字中的折筆都是一筆畫出，圓轉而沒有棱角；或外圓內方，如第三字中的折筆，在轉折處外擫后轉筆，從而形成外圓內方的特殊效果。

曾侯乙墓竹簡的文字點畫特點明顯，其文字結構的組合也頗具藝術性，可以說，我們現在所講究的所謂上下照應、左右呼應等各種藝術處理的方式，在曾侯乙墓竹簡文字中，都可找到例證。如：

這是兩個左右結構的字，但在簡文的布局中，書寫者根本沒去考慮其左右結構的平衡，而是通過錯位，形成左低右高的特殊態勢，自然而富有變化。又如：

這是兩個半包圍結構的字，前者的“ ”部左邊上提，與所半包圍的“昜”字形成上下照應，而后者則將“鼠”的形體加大，把本應是左右結構的立刀旁壓縮為“鼠”所包圍的偏旁，形成一種獨特的半包圍結構，別有一種意趣。

戰國楚簡的出土已多達22批次，其中的仰天湖楚簡、包山楚簡、郭店楚簡、新蔡楚簡和上博簡、清華簡以及安大簡等，每一種都有非常豐富精彩的筆墨趣味，可以慢慢品鑒。

秦國的歷史短暫，但迄今所知，各地出土的秦簡數量并不少，如湖北的睡虎地秦簡、龍崗秦簡，湖南的里耶秦簡，甘肅的放馬灘秦簡，以及岳麓秦簡、北大秦簡等，數量已多達幾萬枚，這眾多的秦簡牘書跡的筆墨特征，正期待學界的好好梳理。

1975年出土于湖北省云夢睡虎地11號墓的睡虎地秦簡，是現在所發現的數批秦簡牘中出土最早的一批。

睡虎地秦簡的書體是較為典型的“秦隸”，它的出土足已說明隸書在秦代已是一種通行的書體，從書體演變的角度來看，這可以說是劃時代的發現。

這批秦簡共1155枚，保存狀況基本完好，簡長23至27.8厘米，寬0.5至0.6厘米。內容所記的時間從秦昭王元年（公元前306年）至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所記內容可分為十個部分，包括《效律》《秦律十八種》《秦律雜抄》《法律問答》《封診式》《為吏之道》《語式》《日書甲種》《日書乙種》《編年記》等文獻，其中最多的是有關秦代的法律文獻。

由于這些文獻的內容較多，且不是一人一時所抄寫，如果從書寫風格來粗略考察，至少可以分出七八種不同的書體，下面試舉三種加以簡說：1.《為吏之道》，這組簡共51枚，簡長23至27.8厘米，簡文分五欄抄寫，內容類似于后代“官箴”，是秦代供官吏學習使用的教材。其文字的構形還略帶篆意，但許多偏旁已大量簡化，筆畫常中間略粗，收筆較細，線條短直，結體偏方，顯示出秦隸的方勁風貌。

由于這些文獻的內容較多，且不是一人一時所抄寫，如果從書寫風格來粗略考察，至少可以分出七八種不同的書體，下面試舉三種加以簡說：

1.《為吏之道》，這組簡共51枚，簡長23至27.8厘米，簡文分五欄抄寫，內容類似于后代“官箴”，是秦代供官吏學習使用的教材。其文字的構形還略帶篆意，但許多偏旁已大量簡化，筆畫常中間略粗，收筆較細，線條短直，結體偏方，顯示出秦隸的方勁風貌。

2.《秦律十八種》，這組簡一共有201枚，內容包括《田律》《司空律》《繇律》《置吏律》等十八種秦代的法律條文，是秦代法律制度史研究的重要史料。其書體特征是構形長扁不拘，結體緊湊，中鋒、側鋒并用，筆勢靈動而富有節奏，點畫遒勁而富有輕重粗細的變化，豎畫末端常左弧而出，頗有倜儻之態，而轉折處的圓轉曲線，更有婀娜之姿，具有很濃的藝術趣味。

3.《編年記》，這組簡共有53枚，分上下兩欄抄寫，上欄是秦昭王元年至五十三年，下欄是秦昭王五十四年至秦始皇三十年。其書體是比較古拙自然的秦隸，有趣的是，其上欄的文字結體都向右下傾斜，而下欄的文字則都向右上斜聳，形成一種上下呼應的特別格局，這也多少顯示了抄寫者謀篇布局的藝術匠心。

漢代是簡帛書法藝術的黃金時代，其簡帛藝術的品式之多，筆墨趣味之豐富，其他時代無出其右。這時期不僅有帛書墨趣的集中發現，也有各類簡牘書法藝術的大量展示。

《戰國縱橫家書》（局部）

馬王堆漢墓帛書《戰國縱橫家書》就是一件書法藝術價值極高，又值得好好品玩的帛書珍品。這件帛書長192厘米，寬24厘米的半幅絹帛上，共存325行，一萬一千余字，帛書首尾保存基本完整，卷末留有余卷，是一件尚沒抄完的文獻。

書手a

書手b

書手c

值得注意的是，這件帛書由三位書手相繼抄寫。其中第1行至第235行是一位書手所抄（書手a），從卷首看上去，筆畫剛勁有力，文字伸展自如。卷面清整有序，但往后看就發現卷面上的涂改越來越多，頗有書手恃才傲物，隨意涂改之嫌。也許是因為卷面太不整潔，有礙觀瞻，故另外找了一位書手（書手b）來抄寫。這位書手的書法水平明顯不如前者，其接著抄寫之初，還頗顯拘謹，其書體風格與前者也有很大的落差。故從第27章開始，又換了一位書手（書手c）來抄寫，遺憾的是，這位書手也不是很在行，其所抄寫的文字不僅字形略小，其用筆也較為柔弱，與前兩位書手的書體風格反差更大。這或許讓主人很失望，故干脆叫停，不抄了，以致造成這樣一卷在卷尾剩有大幅空白，尚沒抄完的《戰國縱橫家書》。

這件帛書雖由三位書手共同抄寫，但其書法價值和藝術特色的代表還是主要集中在書手a所抄寫的部分，故一般的書上所介紹的帛書《戰國縱橫家書》的書體藝術都是第一位書手所抄寫的這部分書體墨跡。

這位書手所抄寫的文字構型大體上是以方筆為主，方圓并用，字體修長舒展，雄健俊逸，其筆道則縱橫恣肆，一派郁拔縱橫的氣象。從局部分析，其筆畫并不強調粗細變化，而是橫如劍出，豎似槍收；點畫透著秀媚之氣，橫折凸顯雄毅之態，波則內斂蓄勢，磔則奔放外張；結體謹嚴，章法茂密，用筆沉著，兼有篆隸書法之妙，是馬王堆帛書古隸書體中最具有藝術價值的一種。

當然，另外兩位書手所抄寫的文字雖風格不同，但也各有其特色，我們可以通過比較來略加說明：

從筆畫上看，書手a有更多隸意，其橫畫有了上挑和“雁尾”的筆意，捺畫筆鋒上揚，有波磔的意味，折畫以方筆為主，方圓并用，有郁拔縱橫之態。書手b的折畫則以圓筆為主，書手c的捺筆雖也偶有波磔，但隸書的意味并不明顯，而用筆較為柔弱，構型比較松散。

從章法上看，書手a的字舒朗挺拔，字距較密；書手b的字疏朗圓潤，字距行距比較寬松；書手c的字樸拙隨意，筆跡柔弱，不似書手a那樣大開大合，氣勢雄強。當然，三位書手可能都是當時的書法高手，其書藝雖有高低之別，但都有其自由肆意書寫的藝術趣味。

西北漢簡一直是簡牘書法藝術和筆墨研習的寶藏，這里有隸書、章草、行書、楷書等各種范本可供選擇，而最令當代簡帛書法研創者著迷的更是那自由舒展而筆致精到的各種章草簡牘，諸如尹灣漢簡中的“神烏傅（賦）”，居延新簡中的“死駒劾狀”等，而最近刊布的肩水金關所出土的“宣致稚萬書”（或稱為“宣伏地言”）木牘，更是一件章草書寫的上品：

這封書信的格式非常完整，整體布局疏朗清爽，前后呼應，章法講究。信的內容共分為四行書寫，字字獨立，字距緊致而行距較為寬松，在木牘的上方，借助“道”“謁”“史”“奉”等字收筆的加粗加重，豐富了簡面的文字的粗細和輕重的變化，且與木牘下方的“使”“之”“張”的粗重筆畫形成呼應和對比，有一種渾然一體、張弛有度的藝術效果。

書信文字的章草用筆精到，構形講究，有一種細勁俊逸的筆墨意趣。如“伏”字右邊“大”的撇畫之夸張與捺畫之壓縮，構成一種強烈的對比，而“地”字那豎彎的戛然收筆，與之間的小點互相呼應，更有一種特殊的情趣。再如“足”字的下部，簡省為一撇一橫兩筆，簡潔明快，而“請”“罪”“錢”“愿”“遣”“謹”“數”等字的高度簡化構形和用筆，更是漢代章草構形的經典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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