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嘉映

來源：哲思學意

人文知識分子

是如何輸給科學家的？

陳嘉映

當代哲學家，首都師范大學教授，專著有《海德格爾哲學概論》、《語言哲學》、《無法還原的像》、《哲學科學常識》、《思遠道》、《泠風集》、《從感覺開始》等，譯著有《哲學研究》、《存在與時間》、《哲學中的語言學》等。

在近代科學濫觴之際，人們曾因科學與宗教真理相沖突而質(zhì)疑科學的真理性。后來又有浪漫主義對科學世界觀提出強烈抗議。近幾十年來，則又爆發(fā)了人文文化與科學文化的爭論，即所謂兩種文化之爭。

1959年，有一個科學家，C.P.斯諾，在劍橋做了一個講演，題目叫作“兩種文化與科學革命”，斯諾站在科學文化一邊，對人文學者的流行態(tài)度提出質(zhì)疑。

C.P.斯諾

當時所謂人文主要是指文學，在當時的大學里，文學教授很驕傲很自豪，看不起科學，覺得學科學的沒什么文化，不懂莎士比亞，不會引用荷馬，懂點專業(yè)，怎么算有文化呢？技術你可以到?？茖W校去學，而大學應該是要學文化的。

斯諾反對這種態(tài)度，他認為，我們現(xiàn)在生活在科技的世界里，科學揭示了關于世界的很多新的真理，人文學者連科學的基本常識都不知道，怎么算是合格的學者呢？科學和科學家在大學里應該有更高的地位。

今天的現(xiàn)實局面已經(jīng)完全超出了斯諾的愿望，甚至顛倒過來了。電子學、生物學、理論物理學，這些學科在大學里是最重要的學科，在社會上得到了廣泛的尊重。人文知識分子反過來叫苦了，你出去說你是教哲學的或者你是教現(xiàn)代文學的，人們心想，瞎混混的，沒什么真才實學。

幸虧科學家們都忙著做實驗呢，在報紙雜志上寫文章的還是人文知識分子，他們還掌握著很大的話語權。

他們強調(diào)科學技術統(tǒng)治人類生活所帶來的危險，對科學的真理霸權也提出質(zhì)疑。科學自稱提供客觀知識，但他們指出，科學實際上像其他人類活動一樣，是在特定的社會環(huán)境中發(fā)展起來的，是受社會影響的，“物理學和化學、數(shù)學和邏輯烙有它們的特定文化創(chuàng)造者的印記，殊不亞于人類學和歷史學”。

再進一步，似乎也可以說，科學是科學家們建構(gòu)起來的。于是就有了建構(gòu)主義或曰社會建構(gòu)主義。建構(gòu)主義對抗科學主義，張揚人文精神，對科學的真理性全面提出質(zhì)疑。

在歐美，一些人文知識分子把科學霸權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tài)聯(lián)系起來。其中的極端者主張，科學并不是什么客觀知識，而是科學家共同體內(nèi)部談判的結(jié)果；科學理論是一種社會構(gòu)造，其合法性并不取決于事實性的因素；在科學知識的建構(gòu)中，自然界僅僅充當微不足道的角色，科學不過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就像另一個神話故事......

在很多人文學科，特別在知識社會學領域、文化研究及科學學領域，建構(gòu)主義勢力強大。這種局面惹惱了紐約州立大學的一個物理學家——索卡爾。他認為這些人文知識分子對科學的攻擊是不公正的，而且，這些知識分子不懂科學卻經(jīng)常在文章中引用科學來支持自己的觀點，有點兒欺騙讀者的意思。

索卡爾本人是個科學家，同時是個左派，這尤其令他對建構(gòu)主義惱火，他認為左翼知識分子不應當用這種帶有欺騙性的方式來宣傳自己的主張。

索卡爾事件

于是，索卡爾寫了一篇“詐文”——《超越界限：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釋學》。其中他介紹了不少現(xiàn)代科學的成果和結(jié)論，然后把這些科學結(jié)論驢唇不對馬嘴地用來支持一些左派主張，例如把數(shù)學里的選擇公理（Axiom of hoice）和婦女墮胎自由（pro-choice）扯在一起。反正，這篇長文總的意思是說，最新科學成果表明左翼知識分子的主張是對的。

他把這篇長文寄給一家最權威的“后現(xiàn)代”雜志——《社會文本》?！渡鐣谋尽泛苡忻?，但從來沒有著名科學家寫來文章。不久，這篇文章登了出來，登在《社會文本》題為《科學大戰(zhàn)》的一個?？?。

然而一個月后，索卡爾就在另外一個雜志上發(fā)了另一篇文章，說明他在《社會文本》發(fā)表的是一篇“詐文”，里面引用的所謂科學成果在科學界是些人所共知的東西，而這些成果根本推不出那些社會意義的結(jié)論，其中的推導完全是荒謬的，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來。文章標題“超越界限：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釋學”就夠荒謬了。

好幾個月里，美國、法國等地的建構(gòu)主義知識分子目瞪口呆。他們上了索卡爾的套。怎么辦呢？似乎只能反擊說你索卡爾這樣做是不對的，不嚴肅，缺德。

后來，一邊有羅蒂、德里達這些大牌文科教授起來批評索卡爾，另一邊有很多著名科學家起來支持索卡爾，包括領軍物理學家溫伯格，鏖戰(zhàn)不休。索卡爾事件發(fā)生后十年間，很多雜志都還在爭論。

德里達

德里達批評“可憐的索卡爾”，說他浪費了一次“嚴肅反思”的機會。這個批評讓人摸不著頭腦。

在我看來，倒是建構(gòu)主義一方回應索卡爾的時候曲為自辯，不肯檢討自己這邊出了什么毛病，反而浪費了一次嚴肅反思的機會。

比如他們認為科學并不是客觀真理，科學的身份和希臘神話、《圣經(jīng)》、陰陽五行、幾內(nèi)亞傳說的身份相仿，仿佛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逃脫科學主義的羅網(wǎng)了。但我認為，這樣迎戰(zhàn)科學主義未免輕率，幾乎可說放棄了思想者應有的智性責任，絲毫沒有觸及科學的本質(zhì)，因此也根本算不上對科學主義的迎戰(zhàn)。

盡管建構(gòu)主義的很多主張在流俗議論界風行，但頗少學理上的力量，最多是體現(xiàn)了自然態(tài)度和人文態(tài)度對科學主義的本能反抗。我自己算個人文學者，呼吁人文精神，反對科學對真理的霸權，義不容辭，非常愉快。但是面對科學主義的挑戰(zhàn)，需要比呼吁人文精神這種愉快活動更艱巨的思考。

為了在科學認識的巨大壓力下挽救道德和藝術，人們有時急不擇路。人們引用測不準原理來彌合主客觀兩分，引用量子力學所依賴的波函數(shù)表達來反對牛頓—拉普拉斯的決定論，捍衛(wèi)自由意志。他們一面反對科學主義，一面眼睜睜企盼科學為他們提供最終解決方案。這讓人想起有些反對西方霸權的論者，動輒引用西方權威，“你看，連西方人都說咱們東方更好”。

然而量子活動的概率性質(zhì)對自由意志并未投以青眼，我們且慢自作多情。正如有識之士指明的，“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固然取消了個人的道德責任，然而，無緣無故的隨機事件也并不增加道德責任的分量。

科學成果能不能用來論證人生—社會主張？何處尋找論證的途徑？這恰恰也是索卡爾的詐文本應引我們從學理上深思的問題。

科學認知對我們的道德訴求和藝術理想提出了嚴峻的挑戰(zhàn)，但我們無法因此拒絕科學。科學提供了從大爆炸開始一直到我們周圍世界的一幅嚴整畫面，這樣一個畫面是神話、常識、傳統(tǒng)哲學完全無法提供的，與各種偽科學理論也完全不同。

科學不僅提供對世界的系統(tǒng)的理性的解釋，而且它通過對事件的預言以及技術性生產(chǎn)證明其真理性。乃至科學技術的破壞力量，很多也是我們通過科學才知道的，臭氧層出現(xiàn)空洞即其中一例。

亞歷克斯·羅森堡評論說，若要理解達爾文進化論何以逐漸成為生物學的主導理論，仿佛我們所需要的不是去理解化石記錄，更不需要去理解變異—環(huán)境過濾的來源，仿佛我們需要的不過是了解十九世紀的各種社會—政治力量，看它們會允許哪些理論出現(xiàn)。

應當提到，羅森堡在這里表達的更多是一種理解而非指責，他回護說：“科學客觀性的反對者并不在意說服別人承認他們的觀點是正確的。他們的辯證立場很大程度上是防御性的；他們的目標是保護智力生活的領地不落入自然科學的霸權。”

的確，如果我們只把某些建構(gòu)主義者的極端論斷挑出來讀，那真是一派荒唐。其實他們在科學學方面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尤其是科學史案例方面的深入研究。但我個人仍然認為建構(gòu)主義的“綱領”是領錯了方向。

總的說來，科學顯然不是和神話并列的一種意識形態(tài)，按照我們今天對真理的理解，而不只是按照科學主義對真理的理解，科學是真理而神話不是真理。有《圣經(jīng)》研究者據(jù)《圣經(jīng)》文本推算，世界是在公元前4004年創(chuàng)造出來的?，F(xiàn)在我們都認為這是錯的。地質(zhì)學家告訴我們地球的年齡大約是45億年到46億年。

兩個科學家對地球的準確年齡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這個爭論很明顯不同于關于《圣經(jīng)》的爭論，如果出錯，錯法與《圣經(jīng)》的錯法也不一樣。科學體系有辦法改變自己，提供更正確的結(jié)論，而對于《圣經(jīng)》來說，不存在更正確的東西。

若說科學是另外一種神話，那它和本來意義上的神話大不一樣，不一樣到了把它叫作神話對我們理解相關問題毫無補益，只會造成混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