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季冰/文 十三

與前輩歐陽修、同輩司馬光、二程兄弟以及當時大多數正統儒家士大夫不同，王安石和蘇軾都絲毫不排斥釋老，甚至還都精于佛學。這是他們兩人除詩文唱和之外的另一最強烈的共鳴，也讓他們得以共同睥睨天下“俗士”。蘇軾在給友人的信中嘗言：“某到此，時見荊公，甚喜，時誦詩說佛也”。與王安石談詩論禪，讓蘇軾很是愉悅。

到真州后，蘇軾在那里停留了大約二十天，現存那段時間寫給王安石的信有兩封。第一封很簡短，表達了自己在多年后終于得與荊公朝夕相處的欣慰和歡愉，并請王安石保重身體。上引之文來自第二封，前半部分向王安石報告了自己的下一步打算，后半部分則花了很多筆墨向王安石推薦自己的門生、文壇新秀秦觀。

王安石這期間有一封《回蘇子瞻簡》存世，是他收到蘇軾儀真來信后的回復。信中除了寒暄想念與關切之外，因蘇軾在那封《上荊公書》中竭力推薦秦少游，故而也談到了自己對初出茅廬的秦觀的激賞。王安石說自己“得秦君詩，手不能舍”，并說其侄婿葉致遠稱贊秦詩“清新嫵麗，與鮑（照）、謝（朓）似之”，可謂評價極高。可惜此時的王安石已經走到了生命的暮年，少年秦觀沒有來得及等到他的推薦。不然的話，秦少游后來的命運也許會大不一樣。

據秦觀說，自己寫過一首《梅花》詩，蘇軾有和，黃庭堅也很推崇，而王安石曾親筆把其中“月落參橫畫角哀，暗香消盡令人老”兩句題在一把扇子上，多年后有人還見過這把扇子。據此，王安石回復東坡信中對秦觀的贊美并不是場面話。在詩品方面，他與蘇黃二人的眼光有著高度一致，他們三人確實站在了宋詩的頂峰。這封回信中還有這么一句：“然聞秦君嘗學至言妙道，無乃笑我與公嗜好過乎？”所謂“至言妙道”，就是禪學。可見，除了“誦詩”之外，“說佛”是二人之間另一重要連接點。

王安石之佞佛是人所共知的，在那個主流意識形態對佛學并不算很友好的時代，他曾在皇帝面前宣稱，釋氏之學與儒學本質上是一回事。他還曾說，“成周三代之際，圣人多生儒中；兩漢以下，圣人多生佛中……”若放在今人所謂“變化發展的世界觀”中看，這話不但有道理，且很有見識。就好像在今天，學術也好，政治也好，真理多在西學里。

我們今天研究王安石的人生軌跡時，會發現一個巨大“悖論”：一方面，他從小就志向高遠，立志經世濟民，身上充溢了儒家士大夫那種積極進取的入世精神；另一方面，他從不汲汲于求仕，特別是在朝廷中樞為官時，年輕時代的王安石以“好辭官”聞名，別人是跑斷了腿為求一官，而王安石則是朝廷唯恐他堅辭不接受任命。而在為政方面，一方面，王安石一直被認為是個不惜與全天下為敵的固執己見之人，故有“拗相公”之稱；但另一方面，他自己對權力、金錢、美色……都沒什么貪戀，總之，對一切名利都看得極其淡泊。

這似乎構成了一種矛盾人格，表面看非常難以理解，但有文獻可查，王安石積極入世、投身政治的根本動力可能恰恰是來自佛心——他要為眾生做些什么。然而他在做所有事情的過程中，又全然抱持一種出世心態。這是典型的大乘佛學思想模式，它將出世的發心與入世的作為辯證地統一到一起。

晚年的王安石主動遠離政治舞臺，離群索居，言行舉止越來越像一個虔誠的佛教信徒。

公性不殺物，至金陵，每得生魚，多放池中。有門生作詩曰：“一直須自到池邊看，今日誰非鄭校人。”公喜而笑之。

時人這段記錄也得到了蘇軾的旁證，據他后來記：“予嘗見丞相荊公喜放生，每日就市買活魚，縱之江中，莫不浮。”

相對來說，東坡的天性比王安石灑脫不羈得多，他天生就是一個與佛教毫無違和感的人。他可以自由地出入儒釋道三教，在出世與入世之間自然行走、無縫轉換，完全沒有王安石那樣的凝重與糾結。他與王安石一樣鐘情于禪學，也像王安石一樣結交了眾多釋氏中人。

蘇軾一生，天涯漂泊，四方結友，而且三教九流無所不交。他曾自言“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這點上，王安石也差不多。所不同的是，蘇軾名聲雖大，但不像王安石官做得那么大，更從未執掌過一言九鼎的大權；另外，他性格豁達奔放，好惡也不像王安石那么強烈，所謂“吾眼前見天下無一個不好人”。所以，他的友人都是真心喜歡他，或者是仰慕他文章才情者，很少有溜須拍馬、曲意逢迎之輩。

蘇軾的至交中，除了像歐陽修、張方平、司馬光之類廟堂之上的大人物，最多的便是方外僧人了。他曾頗得意地說，“吳、越多名僧，與予善者常十九。”許多人聽說過佛印這個名字，這位鎮江金山龍游禪寺的住持，便是東坡最好的朋友之一。他與東坡先生之間留下了數不清的逸聞趣事，其中不少想是后人杜撰出來的，但據此可見二人過從之密切。

相比渾身透著禪意的佛印，錢塘僧人參寥子與東坡之間的深厚情誼更加令人感佩。蘇軾是在熙寧中擔任杭州通判時結識參寥子的，二人一見而訂交。“烏臺詩案”后，參寥子受到牽連，被削奪僧籍。但他非但沒有因此對東坡有絲毫疏遠，反而跋涉兩千里到黃州去陪伴蘇軾，與東坡先生朝夕相處，共同游山看水、讀書論世、填詞作詩。參寥子還有另一個名字：道潛，這個僧名就是東坡先生在這段時間為他改的。紹圣（1094年—1098年）以后，蘇軾又被一貶至嶺南的惠州、再貶至海外的儋州，此時，身在江南的參寥子又一次想要遠赴儋州與蘇軾相伴，但這次被東坡嚴詞勸退了。然而兩人的交往從未中斷過，以至于他的名字在蘇軾的詩文中竟出現過一百多次。

十四

如果說王安石對佛學的愛好更多地是一種有目的的義理探究，以及對人生真諦的追尋，那么蘇軾與禪學真可謂渾然一體，他與那些僧人們的交往也往往充滿了人間常情，溫暖而生動。早年在杭州西湖游歷一座山間寺廟時，他就曾對參寥子說過，自己“前身山中僧也”。他平生未嘗到過那里，但對那里的一草一木卻格外熟悉和親切，甚至方丈室至懺堂共有92級臺階，他都未至而先知。

想來正是因為這段奇緣，有人傳東坡的前身是五祖戒和尚。此后關于他的身世越傳越神秘，據說就連哲宗皇帝都好奇發問，而左右堅稱，有確鑿的“公據”證明“軾生西方”。南宋時，又有人傳，蘇軾的第十三世前身是漢朝文景時代的名臣和文士鄒陽；還有人說，蘇軾的后世便是南宋著名的徑山杲，即大慧宗杲禪師……多年后東坡先生去世時，陪伴在他身邊的除了他的家人，還有兩位友人，其一便是另一位僧人——杭州徑山寺的維琳長老。這是他一輩子與佛門不解之緣的真實寫照。

長期浸淫于佛學，對王安石和蘇軾的文學與人生都產生了潛移默化的深刻影響。這里僅舉最淺顯的一例：蘇軾著名的《念奴嬌·赤壁懷古》中有一句“談笑間，檣櫓（一作‘強虜’）灰飛煙滅”，如今已是家喻戶曉。其實“灰飛煙滅”這個詞，最初是出自大乘經典《圓覺經》，在蘇軾之前很少有人用到它。正是東坡的“創造性轉化”，把這個典型的佛學詞匯變成了一個常用成語。

有趣的是，在佛學上，蘇軾也曾與王安石有過一番“斗法”。東坡在《跋王氏華嚴經解》一文中提到過一事。有一次，他經過濟南龍山鎮，當地一位名叫宋寶國的監稅官拿出一本王安石的《華嚴經解》對他說：“荊公對于此道可謂登峰造極！”東坡問寶國：“《華嚴經》共有八十卷，為何荊公只注解了其中一卷？”

寶國答：“荊公說，只有這一卷是佛之語，其余的都是菩薩之語。”東坡接著問：“如果我從經書中抽幾句佛語插在菩薩語中，又抽幾句菩薩語插在佛語中，你能分辨出來嗎？”寶國答：“不能啊。”東坡說：“別說你不能，荊公自己也不能！”緊接著，他拋出了一個獨具“蘇氏風格”的冷笑話：當年在岐下，我聽說汧陽豬肉口味天下至美，就派人去當地采購。派去的下人返程路上有一晚喝醉了酒，豬趁隙逃走。下人只好在當地隨便又買了一頭充數，我并沒有分辨出來。那天宴席上，賓客無不驚嘆，以為這頓豬肉之美味是其他普通豬肉無論如何都不能比的。后來此事敗露，賓客們都慚愧不已。現在，“荊公之豬”不過是尚未露餡罷了。

蘇東坡就是天生這么一副“毒舌”，加上又是那樣的天縱大才，這是他為什么容易招人忌恨的重要原因。不過，他這段話的最后總結確實浸透著濃濃的禪意，體現出他深刻的禪學造詣：“屠者買肉，娼者唱歌，或因以悟。若一念清凈，墻壁瓦礫皆說無上法，而云佛語深妙，菩薩不及，豈非夢中語乎？”（《蘇軾集·補遺》）從這條記載中至少能夠得出一點：蘇軾曾認真研讀過王安石的《華嚴經解》，并對它做過深入思考。

元豐七年春，王安石患重病，有兩天說不出話來。病情稍稍緩和后，他對妻子吳夫人說：“夫婦之情偶合耳，不須他念，強為善而已。”隨后握著侄婿葉濤的手說：“君聰明，宜博讀佛書，慎勿徒勞作世間言語。安石生來多枉費力，作閑文字。”吳夫人勸慰他：“公未宜出此言。”王安石又說：“生死無常，吾恐時至不能發言，故今敘此。時至則行，何用君勸。”及至病愈，他又頗自悔：“雖識盡天下理，而定力尚淺。或者未死，應尚竭力修為。”

17年后的建中靖國（1101年）夏，歷盡千辛萬苦從海南跋涉至常州的蘇軾病入膏肓。7月28日，彌留之際，東坡先生“聞根先離”，即先失去聽覺。維琳湊近他的耳朵大聲呼喊：“端明宜勿忘西方！”他是在提醒東坡，臨終時想著西方極樂世界，以便往生。東坡喃喃回應道：“西方不無，但個里著力不得。”侍立一旁的好友錢世雄也趕緊大叫：“固先生平時踐履至此，更須著力！”東坡答：“著力即差。”另一種記載是：“東坡沒時，錢濟明（世雄）侍其傍，白曰：‘端明平生學佛，此日如何？’坡曰：‘此語亦不受！’遂化。”而當兒子們“問以后事，不答，湛然而逝”。

在各自走向生命終點時，王安石與蘇軾二人的關注驚人地一致，都是佛教的終極問題：解脫。但我們恐怕不得不說，東坡先生在禪修的領悟力方面，終究高出王荊公不止一籌。

近千年來，蘇軾是全體中國文化人的共同精神偶像。可說是，人人都愛蘇東坡。這不僅是因為他的曠世才華，更是因為，每個時代、每一個人都能從他身上尋找到令自己傾倒的那些精神氣質。在現實生活中，蘇軾絕非完人，他有許許多多缺點。同時代人里，大概司馬溫公才堪稱完人。然而東坡先生向我們展現了一個理想的文化人格，生動、豐富而多元，至于無窮。而他所貢獻的這一理想人格，又是他所達到的人生境界之投射。如果說儒學與佛學是中華傳統文化的兩根支柱，那么蘇軾憑借自己的天賦與努力，成功地將它們融為一爐，把它們最好的一面呈現給了世界。

十五

蘇軾過金陵的那段時間，恰好還遇到了江寧知府接二連三換人。

按宗室文人趙令畤《侯鯖錄》中記載：東坡剛到時，知府是到任不久的陳繹（字和叔），他還帶著龍圖閣待制身份。某一日，王安石與蘇軾同游鐘山，邀請陳繹同行。途中，王安石環顧鐘山與長江，突發豪情，讓蘇軾作詞歌詠之，東坡在半醉半醒之間揮毫寫就一首《漁家傲》：

千古龍蟠并虎踞，從公一吊興亡處。渺渺斜風吹細雨，芳草路，江南父老留公住。

公駕飛軿凌紫霧，紅鸞驂乘青鸞馭。卻訝此洲名白鷺，非吾侶，翩然欲下還飛去。

陳繹在這個位子上沒坐了幾天，就被謫貶去了建昌軍（今江西撫州的一部分），那里恰好就在王安石老家臨川邊上。據說，王安石得知陳繹去職以后，笑著說：“白鷺者，得無意乎？”翻譯成當下的話語，意思大概是：“瞧，陳和叔就是你詞里的那只白鷺，果然與你八字不合，被你說得飛走了！”聽上去隱隱有些幸災樂禍的意思。而從蘇軾這首詞的前兩句看，仿佛也是在與王安石的名作《漁家傲·金陵懷古》及其多首《金陵懷古》七言律詩遙相唱和——致敬之中又帶有一分挑戰的味道。

然而趙令畤的上述報道存在著多處明顯的錯謬：

首先，蘇軾這首《漁家傲》詞有一個副題：“金陵賞心亭送王勝之龍圖”；下并有序云：“王守金陵，視事一日移南郡（“郡”當為“都”字之訛）。”也就是說，這首詞作于賞心亭下，而非暢游蔣山途中。其次，根據詞的內容來看，它本來就是一首送行詞，而且被送的主人公應該還是高升，王安石的揶揄“白鷺者，得無意乎？”可謂完全無的放矢。此外，根據序與詞句之間的意思推測，賞心亭乃當時水路進出金陵的泊船碼頭，因它所在的那片灘涂叫做白鷺洲，所以也被稱作白鷺亭。據此可見，作這首詞是為了給即將離任的江寧知府王益柔送行，他的離任并非謫貶，而是升遷。所以，無論陳繹是否在場，當時的江寧知府并不是他，而是王益柔。

王益柔任江寧知府只一日，就被詔命調去擔任南都應天府（今河南商丘）的知府，他大概是中國歷史上任期最短的一位知府。鑒于北宋時期南京應天府的特殊政治地位，這的確是一次升職。《宋史·王益柔傳》說，他比王安石更年長，官場資歷也更老。他是仁宗朝宰相王曙之子，年輕時與范仲淹、韓琦那一代政壇巨擘頗有淵源，司馬光曾稱贊他好學。他也是新法的批評者，在王安石尚未獲得大用之前，就曾在神宗面前激烈貶低他。但有趣的是，從那段時間王安石與蘇軾之間的書信往來與詩詞酬和來看，王安石與王益柔也有交往，關系好像也不差。這再一次證明了前文所述：那個時代的人們，將公域與私域分得很清楚，努力不讓前者影響到后者。就這一點上說，宋代士大夫遠比我們當代知識分子更加“現代”。

十六

對于曾經叱咤大半生的王安石來說，與蘇軾這次金陵之會為他清凈恬淡而多少有些落寞的晚年，注入了一抹燦爛的亮色。正如王荊公是蘇東坡最好的交游伴侶一樣，反過來，蘇軾也是那個時代的儒生士大夫群體中極少數能夠與王安石全方位對話的人。所以，他主動勸說蘇軾在金陵買田居住，與自己作鄰。這與蘇軾的向往差不多一拍即合，多年來他一直希望能在陽羨安居養老，常州與江寧堪稱毗鄰。

但所有這些美好的愿望都落空了，在緊接著的下一年，即元豐八年（1085年），先是神宗皇帝在春季駕崩，其子哲宗即位，英宗之后、神宗之母高太后攝政，第二年改元元祐，重用司馬光等反變法派，啟動“元祐更化”，盡廢王安石新法；又七年，高太后崩，哲宗親政，發起“紹圣紹述”，重新起用新黨，黜退舊黨人士……一場又一場山崩地裂般的政治變局，降臨到每一個人頭上。

這是蘇軾一生中最后一次見到王安石。

這以后，他又活了17年，等待他的將是比“烏臺詩案”更加一波三折、跌宕起伏的命運。但我們的故事到這里該結束了。“金陵之會”將近兩年后的春夏之際，元祐元年（1086年）4月，66歲的王安石病逝于江寧。盡管此時新政已被全盤否定，但在司馬光主持下，朝廷仍然給予了這位前宰相無比崇高的追榮。王安石被授予太傅之位，蘇軾奉詔起草制詞。想來，當時沒有人比他更適合來承擔這項使命了。除了他，天下也的確沒有第二個人堪當這項使命。這篇制詞不長，我將其中的主干部分引述如下：

天命將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異人。使其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用能于期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

具官王安石，少學孔孟，晚師瞿聃。罔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陳跡，作新斯人。屬熙寧之有為，冠群賢而首用。信任之篤，古今所無。方需功業之成，遽起山林之興。浮云何有，脫屣如遺。屢爭席于漁樵，不亂群于麋鹿。進退之美，雍容可觀。（蘇軾：《王安石贈太傅》制詞）

在這篇美文中，蘇軾十分巧妙地避開了王安石引發的政治紛爭，而把重點聚焦于他的道德品格、文章才學和為人風范之上。文章既給了王安石以無以復加的美譽，也流露出少許需要仔細斟酌品味才能察覺出的暗諷，但又不懷有什么惡意。總之，這篇文章雖然總共才300多字，但卻集中展露了東坡先生作為古今公認的大文豪的作文功力。畢竟，這是以皇帝的口吻對一個人“蓋棺定論”，必須權衡考量，照顧到方方面面可能產生的反應。

那年7月，時任翰林學士的蘇軾奉敕祠祭于西太一宮，又見到王安石題于墻壁上的《題西太一宮壁二首》。將近20年前的題詩，依舊歷歷在目。縱然豪放不羈如東坡者，也不免感慨萬千，不勝悵仰。他思緒如泉涌，在王安石的題詩下寫下了《西太一見王荊公舊詩，偶次其韻二首》：

（其一）

秋早川原凈麗，雨余風日清酣。

從此歸耕劍外，何人送我池南。

（其二）

但有樽中若下，何須墓上征西？

聞道烏衣巷口，而今煙草萋迷。

那一刻，蘇軾的腦海里不但閃過自己一生與這位大丞相之間的廟堂恩怨和江湖唱和，也一定憶起兩年前與王荊公在金陵街市間、鐘山林徑中、揚子水泊邊的歡聲笑語。我們不知道，蘇軾這一次隔著陰陽兩極與王安石酬詩的時候，有沒有再度燃起過壓倒對方的好勝心？然而，世間再無王荊公，他失去了一位偉大的對手和最好的對話者。

兩年前的此時，蘇東坡依依不舍地告別王荊公，繼續沿江而下。分別時分，王安石站在碼頭上，蒼老而孤單。他凝望著蘇軾坐的船漸漸遠去，喃喃地感嘆：“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這一幕場景，到今天已經過去九百四十年。

陳季冰經濟觀察報專欄作家

經濟觀察報專欄作家